歷史和社會不是緩慢爬行的，而是在一步步地跳躍。它們從一個斷層躍上另一個斷層，其間極少有波折。而我們（以及歷史學家）喜歡相信那些我們能夠預測的小的逐步演變。我們只是一臺擅長回頭看的機器。

這不是自傳，所以我會跳過戰爭場面。實際上，即使這是自傳，我還是會跳過戰爭部分。我無法與動作電影或成就更大的冒險家的回憶錄競爭，因此我選擇深入探討對偶然性和不確定性的專業研究。

解剖黑天鵝

1000多年來，地中海東部沿岸一個叫作黎巴嫩山的地方，孕育了十幾種不同的宗教派別、種族和信仰。比起處於近東地區內陸的其他地方，這個地方（被稱為「黎凡特」）與地中海東部主要城市更加相似（因為這裡的船運交通比內陸山區更方便）。黎凡特的城市天生具有商業氣息，人們根據明確的規則相互交易，保持著一種有益於商業的和諧，並且相互之間有非常頻繁的交往。

我父母都來自希臘–敘利亞社群，這是北敘利亞最後一個拜占庭人定居點，現在的黎巴嫩也屬於這兒。請注意，拜占庭人用當地語言稱自己為「羅馬人」。我的祖先源於黎巴嫩山山腳橄欖樹生長的地方，在15世紀著名的艾姆雲戰役中，他們把馬龍派基督徒（當時說阿拉姆語）趕進了山區，艾姆雲正是我的祖先居住的村落。自從阿拉伯人入侵1000多年來，他們與穆斯林一起生活在商業化的和平中，只是偶爾受到來自山區的黎巴嫩馬龍派基督徒的侵擾。通過阿拉伯統治者與拜占庭皇帝之間的某種詭秘協議，艾姆雲向兩方納稅並從兩方得到保護，因此我的祖先生活在1000多年的和平中，幾乎免於流血。他們最後一個真正的麻煩是後來的十字軍，而不是阿拉伯人。似乎只對戰爭（和詩歌）感興趣的阿拉伯人，以及後來似乎只對戰爭（和享樂）感興趣的奧斯曼土耳其人，逼得我的祖先只能從事無趣的商業和不那麼危險的學術（比如翻譯阿拉姆語和希臘語的文字）。

奧斯曼帝國滅亡後，我的祖先們突然發現自己被納入的那個叫黎巴嫩的國家是一個平靜的天堂，它成了一個基督徒佔統治地位的國家。人們突然被洗腦了，開始信仰單一民族國家。sup/sup這些基督徒使自己相信，他們處在被籠統稱為西方文明的世界中心，還同時擁有一扇朝東的窗戶。沒有人預見到不同信仰的人群之間出生率的差異，人們以為勉強佔多數的基督徒會繼續佔多數，這是靜態思維的典型例子。黎凡特人被賦予了羅馬公民身份，基督徒仍然認為這是他們最後的護照，它讓聖保羅（一個敘利亞人）自由地穿越了那個古代世界。人們認為自己同一切他們認為值得聯絡的東西聯絡在一起；這個地方對世界極度開放，有精緻的生活方式、繁榮的經濟、像加利福尼亞一樣適宜的天氣，還有聳立在地中海上方的被白雪覆蓋的山峰。它吸引了大量間諜（蘇聯和西方的都有）、妓女（金髮碧眼）、作家、詩人、毒品販子、冒險家、賭徒、網球運動員、滑雪者以及商人，各種各樣的人齊聚於此。他們許多人的行為讓我想起古老的「007」電影中的一些舊時光：花花公子們抽菸、喝酒，與好裁縫搞好關係，而不是去健身房。

天堂的主要特徵擺在那兒：據說計程車司機很友好。事實上，回頭看起來，它在人們的記憶中比在實際中更像天堂。

但我年紀太輕，體會不到在黎巴嫩的樂趣，因為我成了反叛的理想主義者，並且很早就養成了對修道的偏好。我不喜歡炫耀財富，因而牴觸黎凡特文化中對奢侈的過度追求以及對與金錢相關的事物的迷戀。

十幾歲的時候，我巴不得搬到某個沒那麼多「007」也沒那麼乏味的大城市去。但在知識氛圍方面，我記得那裡有一種特別的東西。我進入了獲得法國業士證書（高中學歷）比例最高的法語中學之一。那裡講的法語有一種純粹感：就像在革命前的俄國，基督徒和猶太黎凡特貴族階級（從伊斯坦布林到亞歷山大）把法語當作身份的象徵來說和寫一樣。最有特權的人被送往法國上學，就像我的祖父和外祖父一樣；與我同名的祖父在1912年前往法國，我的外祖父則是在1929年去的法國。與這一語言上的階級差別一樣，2000年前，勢利的黎凡特貴族說和寫希臘語，而不是本國的阿拉姆語。（《新約全書》是用我們的首都安提俄克糟糕的貴族希臘語寫的，這使尼采不得不說「上帝說的是糟糕的希臘語」。）當希臘語變得太普遍的時候，他們開始說當時更為文學化的《古蘭經》中的阿拉伯語。所以，這裡除了被稱為「天堂」之外，據說還是所謂的「東方」和「西方」文化奇蹟般交匯的地方。

關於付諸行動

我的個性形成於15歲，那年我被投入監獄。我涉嫌的罪名是在一次學生暴亂中用水泥板襲擊警察。這是一個非常奇怪和複雜的事件，因為我的祖父當時是內政部部長，正是他簽署了鎮壓我們這次活動的命令。一名警察被石頭打中頭部後，由於恐慌便向我們胡亂開槍，一名暴亂者被打死。我記得我處於暴亂的中心。我由於被捕而獲得了巨大的滿足感，而我的朋友們則既懼怕被抓進監獄，也懼怕回家見父母。我們的行動使政府心有餘悸，因此他們給予了我們特赦。

顯示出把自己的觀點付諸行動的能力，並且絕不會因為「冒犯」或打擾其他人而做出絲毫妥協，做到這一點有幾個明顯的好處。當時我處於憤怒的狀態，根本不管父母（和祖父）如何看待我。這使他們非常害怕我，因此我不能後退，甚至連眼睛都不能眨一下。假如我隱瞞了參與暴亂的事實（像許多朋友做的那樣）卻被發現，而不是公開蔑視一切，那我一定會被別人當作一個敗類。僅僅在裝扮上標新立異是一回事（社會科學家和經濟學家稱之為「廉價的標籤」），而證明有意志把信念付諸行動則是另一回事。

我的祖父對我的政治思想並不感到惱怒（因為這些想法總是來得快，去得也快），他生氣的是我因此而有了穿著邋遢的藉口。在他看來，家門出此不雅之徒，實難忍受。

我被捕的訊息很快不脛而走，這倒使我獲得了一點好處：它使我不再需要用十幾歲少年通常有的外在叛逆來表現自己。我發現，如果你不再一味說大話，表現得像個好孩子並且保持「理智」，那麼情況便會好得多。你可以一會兒表現得很有同情心，一會兒表現得懶散，一會兒又表現得畢恭畢敬。你可以出人意料地控告某人，或者以暴力對付敵人，以顯示你能付諸行動。

「天堂」蒸發

在將近13個世紀奇蹟般的共存後，一隻橫空出世的黑天鵝把黎凡特這個地方從天堂變成了地獄。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間爆發了激烈的內戰，巴勒斯坦難民也加入穆斯林一方參戰。戰爭異常慘烈，因為戰鬥就發生在市中心的居民區。這場戰爭的持續時間超過了15年。在這裡我不打算就這場戰爭進行太細緻的描述。炮火和強大武器的發明使得形勢發展成了一系列一發不可收拾的針鋒相對的戰鬥，這要是在冷兵器時代，結果充其量只是形勢變得有些緊張而已。

除了物質上的毀壞（這實際上很容易修復，只需要幾個有野心的承包商、受賄的政客和天真的債券持有人）之外，這場戰爭還打碎了3000年來使黎凡特持續作為知識進步中心的精緻外殼。基督徒和猶太人自奧斯曼時代以來不斷離開這一地區，他們遷到西方，改姓西方的姓，並融入當地的生活。越來越多的人離開了這裡。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數越來越少，隨著戰爭的持續，大批人逃往大的中心城市。突然，這裡變為了一片真空。人才流失很難扭轉，昔日的優雅或許將一去不復返。

星夜

下一次遇到停電的時候，你就仰望星空吧。你會認不出它。戰爭期間貝魯特經常停電。在人們自己買發電機之前，夜空的一側是明朗的，因為沒有光汙染。那是遠離戰爭的城市那一側。失去了電視的人們爭相觀望夜間戰鬥發出的火光。他們似乎寧願冒被炮彈擊中的危險，也不願度過一個無聊平淡的夜晚。

你可以清楚地看到星星。我在高中時學到，行星處於某種叫作「均衡」的狀態中，因此我們不需要擔心被星星意外擊中。對我來說，這與我們同樣學到的關於黎巴嫩的「獨特的歷史穩定性」的故事有著怪異的相似之處。這種假設的均衡讓我很不安。

我看著天空的星星，不知道該相信什麼。

歷史與三重迷霧

沒有人能夠看透歷史。你看到了結果，但看不到導致歷史事件發生的背後原因，而這些原因卻恰恰是推進歷史發展的助推器。你對這些歷史事件的把握有片面性，這是因為你看不到事情的真相以及整個機制是如何運作的。我所說的歷史事件助推器與事件本身不同，就好像我們不可能通過神的行為解讀出神的思想一樣。我們很有可能弄錯神的意圖。

它們之間的區別，就像你在餐館餐桌上看到的食物與你在廚房看到的烹製過程之間的區別。（有一次我在曼哈頓區迦納爾大街的一家餐館吃飯時，看到廚房裡跑出一隻耗子。）

對待歷史問題時，人類的思想會犯三個毛病，我稱之為三重迷霧。它們是：

1.假想的理解，也就是在一個超出人們想象的複雜（或隨機）的世界中，人們都以為自己知道正在發生著什麼。

2.反省的偏差，也就是我們只能在事後評價事物，就像只能從後視鏡裡看東西（歷史在歷史書中比在經驗現實中顯得更加清晰和有條理）。

3.對事實性資訊價值的高估以及權威和飽學之士本身的缺陷，尤其是在他們進行分門別類的時候，也就是進行「柏拉圖化」的時候。

沒人知道正在發生什麼

第一重迷霧就是我們以為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比它實際上更加可理解、可解釋、可預測。

小時候，大人們不斷告訴我，這場戰爭只會持續「幾天」，而實際上它卻持續了近17年。他們似乎對自己的預測很有信心，因為有很多人住在塞普勒斯、希臘、法國和其他地方的酒店房間或其他暫居地等待戰爭結束。我的一位叔叔經常告訴我，大約30年前，當巴勒斯坦富人逃到黎巴嫩時，他們認為這只是一個權宜之計，而那些活下來的人在60年之後還居住在那裡。但當我問他我們的戰爭是不是也會造成同樣的後果時，他回答說「不會，當然不會」，並說「這裡的情況是不一樣的，從一開始便不一樣」。不知為什麼，他所發現的存在於別人身上的事情卻不適用於他自己。

這種對戰爭持續時間的盲目預測在當時是一種通病。後來，我決定扭轉流亡者對根的眷戀（根的觀念在他們的人格中滲透得太深了），因此我研究了流亡文學，以避免落入磨人又費神的鄉愁陷阱。這些離鄉者似乎成了記憶中田園式家鄉的囚徒，他們與其他記憶的囚徒坐在一起，談天說地，吃著他們的傳統食物，聆聽著他們的民族音樂。他們不停地懊悔著，想象著本來能夠避免這些歷史性動盪發生的場景，比如「要是政府不是這麼無能，我們本來還能待在家裡的」，好像這場歷史動盪有一個具體的原因，而我們本來可以通過消除這個具體原因而阻止災難發生。於是我詢問了那些背井離鄉的人，瞭解了他們在離鄉期間的經歷——幾乎所有人的經歷都是一樣的。

巴黎和倫敦的伊朗難民在1978年逃離故鄉伊朗，當時他們都以為自己的離開只是短暫度假。然而20多年過去之後，一些人還在等待返鄉。許多1917年離鄉的俄國人（比如作家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之所以在柏林定居，或許就是為了返鄉時不必長途跋涉。

當然，在這些錯誤的預測和盲目的希望中，有一些願望的成分，但也有知識的問題。黎巴嫩衝突的演變顯然是不可預測的，而人們理解事件發展所用的推理顯示出一個事實：幾乎所有關心事態發展的人似乎都確信自己明白正在發生什麼。每一天都發生著完全出乎他們意料的事情，但他們就是認識不到自己沒有預測到這些事。很多發生了的事情本來應該被認為是完全不可思議的，但在發生之後，它們看上去卻沒那麼不可思議了。這種事後合理性在表面上降低了事件的稀有性，並使事件看上去可以理解。我後來在人們對商業成功和金融市場的理解中看到了完全一樣的假想理解。

歷史不會爬行，只會跳躍

在整理關於如何理解隨機事件的思路並回憶戰時事件時，我形成了一種非常強烈的印象，那就是我們的頭腦是一臺非常了不起的解釋機器，它能夠從幾乎所有事物中分析出道理，能夠對各種各樣的現象羅列出各種解釋，並且通常不能接受某件事不可預測的觀點。這些戰時事件本是不可解釋的，但聰明的人們總以為他們能夠提供具有說服力的解釋，只不過那是在事後。而且，提供解釋的人越聰明，其解釋越空洞。更令人擔憂的是，所有這些解釋看上去在前後邏輯上並不矛盾。

於是，我在十幾歲時離開了這個叫作黎巴嫩的地方，但我的許多親戚和朋友仍留在那裡，因此我會經常回去看他們，特別是在形勢嚴峻的時候。戰爭並非持續不斷，有時會被「永久性解決方案」打斷。在困難時期，我更加有「根」的感覺，而且急於回去為因分離感到傷心的親人朋友提供支援。一看到有人死去，身在黎巴嫩以外的我便難以工作或讀書。然而，一旦我回到黎巴嫩，我對事態卻反而沒那麼關心了，並且能夠問心無愧地汲取我所感興趣的知識。有趣的是，人們在戰爭期間頻繁地聚會使得他們更加追求奢華，因此儘管有戰爭，這些聚會卻使參與者受用不已。

有幾個問題令人難以理解。誰能預料到慈善寬容的人會在一夜之間變成純粹的暴徒？事情為什麼會那麼突然？一開始，我認為和其他衝突不一樣，或許只有黎巴嫩戰爭是不可預測的，這也是因為黎凡特人是一個複雜得不可理解的群體。後來，我開始在頭腦中回顧歷史上所有的大事件。我逐漸認識到，它們的複雜性並不是獨有的。

黎凡特是一個產生了大量出人意料的重大事件的地區。誰曾料到基督教會成為地中海盆地的統治宗教，後來又成為西方世界的統治宗教呢？羅馬編年史家對這一時期的記錄甚至沒有包含這一事實，由於當時記載的空白，研究基督教歷史的歷史學家遭遇了不少阻礙。顯然只有極少數重要人物會把一個看上去是異端的猶太人的想法當真，以至於認為他會名垂千古。當時只有一個地方提到拿撒勒的耶穌，那就是約瑟夫（josephus）的《猶太戰爭史》（thejewishwars），即使是這一處提及，也有可能是後來某個虔誠的複製者新增的。還有7個世紀之後的宗教競爭：誰會預測到，一群馬背上的人能在短短幾年內把他們的帝國和伊斯蘭律法從印度次大陸延伸到西班牙？與基督教的崛起相比，伊斯蘭教的傳播才是完全出乎意料：許多歷史學家看到這一記錄時，都為變化的迅速大吃一驚。歷史學家喬治·杜比（georgesduby）表達了他對近10個黎凡特希臘語國家被「一劍掃平」的驚歎。後來在法蘭西學院擁有同樣教席的保羅·韋納（paulveyne）把宗教傳播貼切地描述為「像暢銷書一樣」——一種顯示出不可預測性的比喻。這種歷史記載的不連續性使得歷史學家的工作很不容易：對過去最細緻的研究也不能讓你形成多少歷史的思維，它只會讓你產生了解歷史的錯覺。

歷史和社會不是緩慢爬行的，而是在一步步地跳躍。它們從一個斷層躍上另一個斷層，其間極少有波折。而我們（以及歷史學家）喜歡相信那些我們能夠預測的小的逐步演變。

然後我突然想到（而且這一想法再也沒有消失），我們只是一臺擅長回頭看的機器，而且人類總愛自欺欺人。每一年過去，我的這一認識都會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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