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事件以一種扭曲的方式展現在我們面前。我們來考慮一下資訊的性質：在一個歷史事件發生之前存在無數個事實，其中只有相當少的一部分對你之後理解歷史事件有幫助。因為你的記憶有限而且被過濾了，所以你會傾向於記住那些事後看來與事實相符的資訊，除非你不會忘記任何事情，從而不得不生活在不斷積累的原始資訊的重負下。
下面是我第一次認識到扭曲性回憶的經歷。孩提時代的我樂於讀書，在戰爭的第一階段，我在一個地下室裡全身心地閱讀各種書籍。學校關閉了，天空中落著炮彈彈片。地下室裡悶得要死。我最初的焦慮主要在於如何擺脫無聊以及接下來該看什麼書，sup/sup儘管我不能按自己的意願選擇讀什麼書，但由於沒有其他事可做，我倒樂得如此。我那時想成為哲學家（現在仍然想），於是我感覺需要強制性學習其他人的思想。當時的形勢促使我學習關於戰爭和衝突的理論及基本原則，我試圖深入歷史，進入那個生成歷史事件的巨大機器的執行中心。
奇怪的是，對我有影響的書不是某個思想家寫的，而是一名記者寫的：威廉·夏伊勒（williamshirer）的《柏林日記：二戰駐德記者見聞（1934—1941）》（berlindiary:thejournalofaforeigncorrespondent1934~1941）。夏伊勒是一名電臺記者，因《第三帝國的興亡》（theriseandfallofthethirdreich）一書而成名。我感覺這本日記提出了一種非同尋常的視角。我已經讀過（或者瞭解過）黑格爾、馬克思、湯因比、阿隆和費希特關於歷史哲學及歷史特性的著作，對辯證法思想有了一點模糊的概念，覺得這些理論中有一些東西要去理解。我掌握得並不多，只記得歷史是存在一種邏輯的，事物在矛盾（或對立）中發展，使得人類進入更高形式的社會，諸如此類。這與我從周圍聽到的關於黎巴嫩戰爭的各種理論極為相似。直到今天，當人們問我什麼書「影響了我的思維」的可笑問題時，我會讓他們大吃一驚：我告訴他們《柏林日記》對我影響巨大，其教會我很多哲學和理論史的知識（雖然是在不經意間），並且也教會了我關於科學的知識，因為我學到了事前和事後解決問題這兩種方式的區別。
為什麼？很簡單，這部日記旨在在歷史事件正在發生時描述它們，而不是在事後描述。我在地下室裡，歷史在我面前生動地展現（炮彈的聲音讓我整夜無法入睡）。非理論化的歷史正在我面前上演，而我正在讀一個在歷史進行時經歷歷史的人寫的書。我努力在腦海中形成關於未來的電影式的畫面，但卻發現它不那麼明晰。我認識到，假如我在歷史事件發生後撰寫歷史事件，它們會顯得更加……像歷史。「之前」和「之後」，其差別顯而易見。
夏伊勒有意在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的情況下撰寫這本書，他當時所能得到的資訊沒有受到接下來的結果的影響。在書中，極具啟發性的評論隨處可見，尤其是法國人相信希特勒只是暫時的敵人，而這就是他們缺乏準備和之後迅速投降的原因。當時，任何人都沒有想到會發生一場浩劫。
雖然我們的記憶非常不可靠，但日記多多少少能夠提供在當時發生的無法抹去的事實記錄，我們因而能有一個固定的、原始的視角，並能在之後把歷史事件放在它們原本的背景下研究。我想再一次強調，重要的是這種描述事件的方式。實際上，夏伊勒和他的編輯們可能有作弊行為，我所說的「作弊」是指在出版時抹去了一些事後看來對事情的發展沒什麼影響的元素，從而使那些有可能讓公眾感興趣的部分得到加強。實際上，編輯的過程會出現嚴重的扭曲，尤其當一名作者被安排給一名所謂的「好編輯」的時候。儘管如此，夏伊勒的書還是賦予了我對歷史演化的直覺。人們會認為，那些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開端的人當時會隱約預感到要出大事，然而事實完全不是這樣。
夏伊勒的日記實際上已經成為關於不確定性的培訓教程。我想成為哲學家，但當時還不知道大部分職業哲學家如何謀生。這一想法促使我去冒險（不是從事思考不確定性問題的刺激工作）和從事數學及科學研究。
計程車裡的啟示
下面我講解一下第三重迷霧——學習的詛咒。我近距離觀察了我的祖父，他曾是黎巴嫩國防部部長，後來成為內政部部長，在戰爭初期成為副總理，之後他的政治生涯就沒落了。雖然處在那樣的職位，但他似乎並不比他的司機米哈伊爾更能看清將發生什麼。但與我祖父不同，米哈伊爾習慣以「上帝知道」作為對事件的主要評論：把看清形勢這一任務推給了更高層次的存在。
顯然，在預測上，聰明和掌握大量資訊的人並不比計程車司機更有優勢，但二者還是有很大區別的。計程車司機不會認為自己與博學的人懂的一樣多，實際上，他們不是專家，並且他們也知道這一點。沒人知曉一切，但精英思想家們認為他們比別人知道得多，因為他們是精英思想家。只要你是精英中的一員，你就會知道得比非精英多。
除了知識，還有價值值得懷疑的資訊。我注意到，幾乎所有人都熟悉當前事態的每一個細節。不同報紙間的重複資訊是如此之多，以至於多讀一份報紙幾乎不能瞭解更多新的資訊。但每個人都那麼急切地想熟知一切細節，他們閱讀每一篇新鮮出爐的文章，收聽每一個廣播電臺，似乎下一次報道就會向他們揭露一個驚天的答案。我發現，對於誰會見了誰、某位政客對另一位政客說了什麼（以及用了什麼語氣），人們都如數家珍。然而，這一切都是徒勞的。
結群
我發現，在黎巴嫩戰爭期間，不同記者的觀點雖然不同，但他們大都採用相同的分析路徑。他們對同樣的影響事件的環境因素賦予同樣的重要性，並把現實按同樣的方法分類。這使得柏拉圖式的行為再現，因為他們喜歡把事實分割為小碎片。在過去，地中海與非地中海之間（也就是橄欖油和黃油之間）被畫上了分界線，突然，在20世紀70年代，歐洲與非歐洲之間出現了分界線。分界對於人類來說是必要的，但如果分界被絕對化，使人們無法修改分界並忽略了不同範疇之間的模糊緩衝地帶，這便是一種病態了。傳染是罪魁禍首。如果你挑選100名有獨立思想的記者，他們有獨立辨別事物的能力，那麼你會得到100種不同的觀點。但如果讓這些人用因循守舊的方式進行報道，那麼觀點的多樣性便會大大降低：他們會分析相同的因素和原因，得出趨於相同的觀點。例如，所有記者現在都會提到「喧囂的20世紀80年代」，似乎這10年有一些尤其獨特的東西。而在20世紀90年代末的網際網路泡沫中，記者們在所有人都瘋狂追捧的毫無價值的公司的價值上又達成了一致的解釋。sup/sup
如果你想知道我所說的武斷分類指的是什麼，看一看兩極分化的政治形勢吧。下一次馬丁叔叔訪問地球時，試著向他解釋一下為什麼那些支援婦女墮胎的人反對死刑，或者試著向他解釋為什麼那些接受墮胎的人應該支援徵稅，而不是擴充軍力；為什麼支援性自由主義的人要反對個人經濟自由。
分類總會造成複雜性的降低，這是黑天鵝事件的發生器，也就是我在序言中定義的柏拉圖化的表現。我們對周圍世界的任何簡化都可能產生爆炸性後果，因為這種做法不考慮不確定性的來源，會使我們錯誤地理解世界的構成。
黎巴嫩戰爭開始幾年之後，22歲的我正在沃頓商學院唸書，當時我接觸到了有效市場的思想。這一思想認為，從證券交易中是無法獲取利潤的，因為金融工具自動地包含了所有可獲得的資訊。公共資訊是無用的，尤其對商人而言，因為價格已經「包含」了全部這類資訊，數百萬人都知道的資訊不會給你帶來任何優勢。於是我完全放棄了閱讀報紙和看電視，這使我省出了大量的時間（比如每天一個小時或更多，這樣每年積累的時間足夠用來讀上百本書了，一二十年後，作用就會開始顯現了）。但這並不是我在本書中提出不看報紙的唯一原因，後面我們會進一步看到避免資訊毒害的好處。這一論點對於不必瞭解商業世界的細枝末節來說是最好的藉口，它最初只是我的託詞，因為我發現商業世界的細節中沒有任何有趣的東西，這些細節華而不實、貪婪、缺乏智慧、自私而且無聊。
好戲在哪裡
為什麼一個想成為「哲學家」或者「歷史科學哲學家」的人最終卻進了商學院，而且是沃頓商學院？我百思不得其解。我在商學院發現，不光是某個小國家的政客不知道世界正在發生什麼——畢竟，小國的人也許不必知道世界上正在發生的事情——世界上最著名的商學院之一的學生們、有史以來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的公民們、最大公司的執行長們很可能也不知道世界上正在發生的事情。實際上，在我頭腦中這不僅僅是「可能」：我從內心深處感覺到了人類在認知上的自大。
那時，我開始意識到我的興趣——極不可能發生的具有重大影響力的事件。不光是衣著光鮮、精神抖擻的執行長才會被這些極端事件愚弄，博學的人也會。這一認知使黑天鵝現象從一個商業中的好運氣或者壞運氣的問題，變為一個知識與科學的問題。我的觀點是，現實生活中有些科學成果是無用的（它們低估了高度不可能事件的影響，或者導致我們低估它），而且，它們中的許多或許實際上正在造就黑天鵝現象。
歷史上最大的市場崩盤
從沃頓商學院畢業4年半之後（體重也增加了8.75磅sup/sup）的1987年10月19日，我從紐約曼哈頓中城的投資銀行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銀行走回上東區的家。我走得很慢，因為我的思想處於一種迷惑的狀態。
那一天在世界金融史上是一個災難：（現代）歷史上最大的市場崩盤。更具重創性的是，它發生在我們認為自己已經足夠老練的時候，它發生在我們以為所有這些誇誇其談的柏拉圖化的經濟學家（以及騙人的以鐘形曲線為基礎的方程式）能夠預防或者至少預測和控制大的振盪的時候。崩盤甚至不是由於某則新聞。事件的發生超越了事件前一天任何人的想象，如果我事先指出這件事發生的可能性，那我一定會被看作瘋子。它滿足黑天鵝事件的條件，但當時我還不知道如何表達。
我在公園大道遇見了一位同事，正當我要與他談話時，一名焦慮的婦女不顧一切地打斷了我們的對話：「嗨，你們兩個知道發生什麼了嗎？」路邊的人們看上去茫然無措。之前，我在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銀行的交易室裡看到有一些人在哭。一整天我都處在事件的震撼中，震驚的人們像探照燈下的兔子一樣亂跑。回家後，我的表兄亞歷克西斯打電話告訴我說他的鄰居自殺了——從高層公寓跳了下去。對此，我一點兒也不奇怪。我突然想到金融創傷可以比戰爭更打擊人的意志。（我們可以想象，金融問題和隨之而來的羞辱足以導致自殺，而戰爭似乎並沒有如此直接。）
我害怕得不償失的勝利：我知道自己是正確的，但又害怕自己的正確，我害怕目睹整個系統在我腳下崩潰。我並不真的想如此正確。我將永遠記住已故的吉米·p（jimmyp.）：他在看到自己的淨資產灰飛煙滅時不斷半開玩笑地乞求螢幕上的價格不要再變動了。
但在當時，我意識到自己對錢根本不關心。我經歷了生命中最為奇特的感受，一個震耳欲聾的聲音告訴我「我是正確的」，聲音如此之大，以致我渾身都顫抖了起來。我永遠不會忘記這種震撼內心的感覺。我之後再也沒有經歷過這種感覺，也永遠不可能向那些從未有過這種經歷的人描述清楚。它是一種身心的震撼，好像是快樂、驕傲和恐懼的混合體。
事實證明我是正確的，為什麼？
進入沃頓商學院後的一兩年，我逐漸具備了一種精確但奇怪的能力：猜測罕見且出乎意料的事件，也就是處於柏拉圖邊界中被柏拉圖化的「專家」認為「不可思議」的事件。回憶一下，在柏拉圖邊界，我們對現實的理解不再成立，但我們不知道這一點。
由於較早決定把數量金融學作為謀生的手段，我同時成了數理專家和交易員。數理專家是一類把隨機數學模型應用於金融（或者社會經濟學）資料和複雜金融工具的產業科學家。不過，我是完全相反意義上的數理專家：我研究這些模型的缺陷和侷限性，尋找使它們失效的柏拉圖邊界。我還進行投機交易，而不僅僅是「紙上談兵」，這在數理專家當中是很少見的，因為他們被禁止「冒風險」，他們的角色只侷限於分析，而不是決策。我確信我完全無法預測市場價格，並且知道其他人也無法預測，但他們卻不知道這一點，或者不知道他們正在承擔巨大的風險。大部分交易員都是在「軋路機前撿硬幣」，他們將自己暴露在極少發生但具有重大影響力的事件面前，卻睡得像嬰兒一樣，渾然不知。假如你認為自己厭惡風險、瞭解風險並且高度無知的話，我的工作將是你能做的唯一工作。
同時，「數理專家」（應用數學、工程學和統計學學者的綜合體）所擁有的技術本領，加上對實務的深入參與，對於一個想成為哲學家的人來說是非常有用的。sup/sup首先，當你把20年的時間用於大規模的資料實證研究，並基於這些研究從事風險活動時，你會很容易發現現實世界的構成因素，而被洗腦的柏拉圖化的「思想家」是看不見它們的。其次，它使我思考時變得有條理和系統化，從而遠離了毫無價值的奇聞逸事。最後，歷史的哲學和認識論（認知的哲學）似乎與時間序列資料的實證研究是分不開的，時間序列資料是時間上的連續資料，是一種由數字而不是文字組成的歷史檔案。而數字是很容易在計算機中處理的，它使你清楚地感覺到歷史是向前的，而不是向後的，而且比歷史記錄混亂得多。認識論、歷史哲學和統計學旨在理解真相，研究真相產生的機制，以及區分歷史中的常規和巧合。它們都探討「人們知道什麼」的問題，但它們都只能在不同的領域找到答案。
代表獨立的粗話
1987年10月19日那天晚上，我一覺睡了12個小時。
我很難把這種確信的感覺告訴我的朋友，他們都由於市場崩盤而處於悲痛之中。當時的獎金與如今比起來微不足道，但是，假如我的僱主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銀行及金融系統能夠堅持到年底，那麼我會得到一份適當的獎金。對此，有時候人們會說一聲「該死的錢」。這話雖然粗俗，但能讓你表現得像個維多利亞時代的紳士、一個擺脫了奴役的人。這是一種心理上的緩衝：你的財產不足以讓你成為鉅富，但足以讓你自由選擇一個新的職業，而不必過分擔憂經濟報酬，同時你也不必委曲求全。你不再對某個僱主或者就業本身產生任何理智和情感上的依賴，不再受某個人對你武斷而不公平的評價的擺佈。（獨立對每個人都有特別的含義：許多高收入的人變得更加諂媚，他們越來越依賴他們的客戶和僱主，也更加痴迷於賺更多的錢，對此我驚詫不已。）雖然按照某些標準來說這算不上什麼豪言壯語，但它實際上幫我擺脫了經濟上的所有慾望。每當我把時間不是花在研究上，而是浪費在追求物質財富上時，我都會感到羞愧。請注意，在那些日子，「該死的」是掛掉電話之前的結束語。
當時，交易員在賠錢時摔壞電話是極為平常的事。有的人喜歡摔椅子、桌子或者任何能夠發出聲響的東西。有一次，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一名交易員試圖掐死我，來了4名保安才將他拖走。他當時很生氣，因為我站在了他認為是他的「領地」的地方。誰會願意放棄這樣的工作呢？把這種情形與大學餐廳中單調的午餐時間比較一下吧，顯然，彬彬有禮的教授們談論最新的院系爭鬥的場景要乏味得多。於是我繼續留在「數理」和交易行業（現在仍然是），卻保證只安排最少量但極為密集（而且有趣）的工作，我只關注最具技術性的方面，從不參加商業「會議」，避免與西裝革履卻不讀書的「成功者」為伍，並且平均每3年就休息一年，以彌補自己在科學和哲學方面留下的空白。為了慢慢提煉我的思想，我需要成為一個閒人、一個職業冥想者，我需要懶洋洋地坐在咖啡館、遠離辦公桌和各種組織，我需要睡到自然醒、貪婪地閱讀，而不必對任何人解釋什麼。我需要逐步在我的黑天鵝思想的基礎上構建一套完整的思想體系。
豪華轎車哲學家
黎巴嫩戰爭和1987年的經濟崩盤似乎是相同的現象。我明顯感到幾乎所有人在承認這些事件的影響上都有一種精神上的盲點：好像他們看不到這些龐然大物，或者迅速忘記了它們。答案就在我面前：這是一種盲目。問題不在於事件的本質，而在於我們看待它們的方式。
我用下面這個故事結束這段自傳性的插敘。我沒有確定的專業（除了我白天的工作以外），也不想有。當雞尾酒會上的人們問我靠什麼謀生時，我總忍不住想回答：「我是一名懷疑經驗主義者及閒人，主要事業是對某個思想進行非常深入的思考。」但為了省事，我乾脆說我是豪華轎車司機。
在一次飛越大西洋的航班上，我發現自己的座位被升至頭等艙一位衣著華貴、精力充沛的女士旁邊，她一身珠光寶氣，不停地吃著堅果（可能這是低卡路里的食物），堅持只喝依雲礦泉水，一路上都在讀《華爾街日報》歐洲版。她一直試圖用蹩腳的法語與我交談，因為她看見我在讀一本社會哲學家皮埃爾·布迪厄的書（法語的），有趣的是，這本書講的正是社會歧視的標誌。我告訴她（用英語）我是豪華轎車司機，並驕傲地堅稱我只開「非常高檔的」轎車。於是整個飛行途中是冰一般的沉默，雖然我能感到敵意，但起碼我能安靜地閱讀。
令人驚歎的是，你能用一面旗子、幾句演講和一支國歌快速有效地建立一個國家；直到今天，我一直躲避「黎巴嫩人」的標籤，更喜歡「黎凡特人」的稱呼。
貝諾特·曼德爾布羅特（benoîtmandelbrot）在與我當時相同的年紀時有相似的經歷，只是比我早近40年，他記得他在戰時的經歷充滿了長時間痛苦的無事可做及穿插其中的短暫的極度恐懼。
我們會在第十章看到一些證明這些結群反應的巧妙的量化測試，它們顯示出，在許多問題上，觀點之間的差異比平均觀點和真理之間的差異小得多。
1磅≈0.45千克。——編者注
我從事的領域是叫作「衍生金融商品」的複雜金融行當，從事該專業必須具備高等數學知識，而使用錯誤的數學方法在其中導致的錯誤也是最大的。這是一門新學科，使我產生足夠的興趣去攻讀博士學位。注意，我無法僅僅通過賭黑天鵝事件的出現來建立我的職業生涯，因為沒有那麼多可實施交易的機會。相反，我可以通過保護我的投資組合不受大的損失來避免黑天鵝事件的影響。於是，為了消除對隨機性的依賴，我專注於複雜金融工具的技術缺陷，以及在不受稀有事件影響的情況下利用這些機會，並且搶在我的競爭者完善技術從而使這些機會消失之前。後來，我發現了更為容易（也更不受隨機性控制）地保護大投資組合不受黑天鵝現象影響的類似保險的業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