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中國經濟的拉美化傾向」是2004年春季經濟學界最熱鬧的話題。對於一般的讀者來說，這實在很陌生，甚至有點乏味。可是，對於利益集團來說，這卻幾乎是關乎命運的「大是大非」。對這場討論進行一個簡短的解讀，大概可以讓局外的人們稍稍觸控到其中隱約閃爍著的利益的炙熱。

「拉美化之憂」的聲音始於2002年，2003年底到了鼎沸之時。在12月份，由《中國企業家》雜誌舉辦的2003中國企業領袖年會幾乎成了「拉美化控訴大會」。中國民營企業家們一個「不謀而合的擔憂」便是：「未來10年、20年，中國企業還是本土經濟的主角嗎？」

從參與全球化的方式看，拉丁美洲國家如巴西、阿根廷走了一條典型的「外資主導型」開放道路。依靠擁有大量廉價勞動力和開放國內市場等比較優勢吸引大量外國——主要是西方發達國家及大型跨國公司的資本進入，帶動本國的經濟發展。在20世紀90年代，拉美普遍實行新自由主義改革，並藉此獲得了一段比較快的經濟發展時期。但是，這種參與經濟全球化的方式的負面作用也日益顯現出來。

首先，國際壟斷資本控制受資國經濟，形成大量的利潤轉移。通過獨資、合資和其他形式，美國公司直接或間接地控制了拉美70%以上資源開發和原材料生產。巴西100%的汽車工業、57%的化學工業、76%的家電業、60%以上的電力工業都是在跨國公司控制之下，在規模前100家大公司中，外資已佔近半。直接投資雖然促進了拉美的經濟繁榮，但掌握著拉美經濟命脈的跨國公司每年都要把大量的利潤匯回母國，造成了經濟剩餘的大量轉移，出現了「增長而不發展」的奇怪現象。

外資的強勢湧入還遭遇另外兩個很嚴重的指責：第一，它被認為是造成拉美國家債務危機的罪魁禍首；第二，外資主導型的開放經濟被認為不利於受資國消化、吸收國外先進技術，不利於發展中國家產業的技術升級。「跨國公司投資於發展中國家的主要目的是利用當地的廉價勞動力，而在投資和建廠時都非常注意對自己技術的保護。這種由外資進入引發的國際經濟的交換中，從發展中國家的角度看，只是其勞動力參與了國際資本迴圈，而沒有或很少有先進技術的沉澱。在技術方面，發展中國家至多搞一些配套與維護。長此以往發展中國家的企業的技術開發，特別是自主開發的能力就會大大降低。」(北大張維迎教授的分析)

很顯然，這樣的描述讓人馬上聯想起今日中國的經濟拉動模式。於是，下面的擔憂便油然而生：

——用gdp偷換gnp，聯合國把整個發展中國家都「騙」了！從今天開始，中國不應再分國企、民企了，應該分中國企業、外國企業。(華潤集團總裁寧高寧)

——要警惕跨國公司與中國壟斷企業的「合謀」，這個重大問題已迫在眉睫，再漠視下去，「大公司會被窒息，民間經濟會被邊緣化」。(萬盟公司董事長王巍)

——世界上哪個國家對於關係到國計民生的重大領域不設防？比如流通領域，它就像國家的血脈一樣，但是現在讓沃爾瑪、家樂福長驅直入，給它們最好的地段、最優惠的條件，把血脈都交給別人了，你將來有安全，才怪呢！(和君創業總裁彭劍鋒)

——國內企業全是在沒有核心技術和專利的情況下為跨國公司打辛苦工，規模迅速做大，毛利迅速降低，「以市場換技術」已告失敗。「如果未來10年到20年中國出現類似拉美國家發生過的產業轉移，會不會也像拉美國家一樣急劇衰退？」(方正集團總裁魏新)

在這種合聲討伐下，要求政策向民營企業傾斜，控制跨國資本的進入速度和領域的訴求便成了邏輯上的順理成章。「要向我們的民族企業傾斜，同樣的條件要照顧中國企業。」(長江商學院院長項兵)

當然，對於這股以捍衛民族經濟為號召、洶洶而來的「反拉美化」運動同樣存在振振有詞的反駁之聲。就在那場企業領袖年會之後，幾乎同樣數量和等量級的經濟學者便出動了。「拉美化恐慌」被認為是不必要的，而以此為訴求的各種政策建議，則被視作是民族保護主義——甚至有人用到了「經濟民粹主義」這樣的字眼。

——開放，進一步的開放，是中國經濟進步的必由通路，在全球化壓力面前，以「拉美化」恐慌為理由、以保護主義為旗幟的「藥方」將讓問題走向另一個極端。(前中國入世首席談判代表龍永圖)

——「拉美化擔憂」是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產物，當時的特徵是歐美製造業的外包，而目前，以服務業外包為特徵的第二次全球化浪潮已經到來，這一轉移對於中國公司是巨大的機會。(中國銀行經濟顧問朱明)

——中國不可能「拉美化」。我認為中國和巴西不能做類比，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市場。首先，中國政府對經濟發展的看法和制定的經濟政策就不一樣；其次，兩國現實中貿易收支產生的貿易平衡也不一樣；而最主要的是對市場的信心和看法完全不同。(美國通用副董事長、首席財務官約翰·迪瓦恩)

被這一集團的專家們拿來頻頻用做反面案例的則是我們鄰國，已經在經濟衰退隧道里爬行了13年的日本。

這些人士認為，日本在追趕美國的過程中，正是由於實行了限制性的開放政策，最終形成官民一體的產業結構而難免衰退。在上世紀80年代，美國、英國湧起了放松管制的潮流，日本雖然也採取了一些放松管制的措施，但泡沫經濟虛假繁榮的表象掩蓋了干預過度的弊端，官民一體反而作為經驗為日本及其追隨者看重。日本政府被泡沫所迷惑，對已經暴露出來的結構性矛盾不是從根本上去解決，而是迴避問題，政府的扶持使結構性問題層層累積，以至於積重難返。在已經出現泡沫跡象時，日本政府又採取緊縮金融、調高利率(再貼現利率由1987年的2.5％升至1991年的6％)，過度抑制最終造成衰退長期化。

至今，「拉美化之憂」的爭議遠遠沒有塵埃落定，在今後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它仍然將時時泛起。透過這個十分專業的、也很難有唯一答案的大爭議，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它的背後，在理念上是兩種宏觀調控思路的長期較量，而在利益上，則是民營資本與跨國資本兩大利益集團的現實搏殺。

聆聽「拉美化之憂」的刺耳之音，也許我們該牢記凱恩斯在晚年曾經說過的一句話，「經濟學上的任何聳人聽聞都是利益在作怪」。以此為尺，我們大概可以看得更清楚一點。其實，爭論戰團中的專家絕大多數都非常清晰地知道：若干年後一個最最可能出現的事實是，中國將不會是拉美，也不會是日本，而是搖搖擺擺曲折前行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