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以後，索羅斯似乎收斂了很多。他開始熱衷於「比較傳統的美國慈善工作利益的領域」——弱勢群體的福利、未成年懷孕、支援安樂死、反對毒品以及教育的不公平。

2003年底的《商業週刊》公佈1999年至2003年全球慈善捐款最多的50位企業家名單，索羅斯以24.31億美元排在微軟的比爾·蓋茨夫婦及英特爾公司創始人戈登·穆爾之後，名位第三。據該刊稱，索羅斯所捐佔了其個人資產的68%。《商業週刊》評論說：索羅斯似乎回到了「金融家的軌道」，儘管他是如此不屑於「用樂善好施的方式來體現企業家對社會的責任心」。

然而，潛伏在索羅斯內心的那股政治衝動是那麼難以遏止。從2004年開始，隨著新一屆美國總統大選的臨近，索羅斯再次像獅子一樣地暴跳起來。已經73歲的他找到了新的追求目標：他把自己重塑為一個鬥志昂揚、憤怒已極的黨派批評家，而他攻擊的物件則是布什政府和美國的政策。從1月份開始，索羅斯演講的足跡遍及世界各地，從西雅圖的市政廳、巴爾的摩的國際關係學院，到在雅典召開的世界經濟論壇，席間索羅斯大聲疾呼：美國如今正身陷一場危機之中。他認為，無論是在美國本土還是其以外的地方，美國政府都在以犧牲開放和民主為代價，搜尋著一些「看不見的敵人」。

為了給民主黨在幾個關鍵州的競選活動助威，索羅斯自行出資為民主黨捐獻了1000萬美元，此舉使他一躍成為為總統大選捐款最多的個人之一。據量子基金的發言人稱，2005年他還將出版一本起名為《美國霸權的幻想》(thebubbleofamericansupremacy)的新書。這本書將對那些被索羅斯看做是美國政策的狂妄自大之處進行毫無保留的抨擊。

「如今的危機，也就是我所預言的一場政治和軍事危機，它是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的最新表現形式，」索羅斯激動地對《財富》雜誌的記者說，「布什政府假借反恐之名，利用9·11事件來推行其稱霸全球的政策，從而引發了這場危機。我們在一個暴力活動不斷升級的惡性迴圈中越陷越深，並且我已經發現，如果要想讓我關心的問題有所改善的話，改變政府要遠比推動問題的解決有用得多。」

《財富》在報道中用一種十分複雜而耐人尋味的口吻說，簡而言之，他已經成了世界上最憤怒的億萬富翁。

然而這頭老獅子到底又能從這樣的憤怒中獲得什麼？共和黨人對他的厭惡是不出意料的，「喬治·索羅斯用1000萬美元收買了民主黨」這樣的傳言到處都是。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索羅斯捐資越多，受惠的民主黨卻越來越收斂向他示好的舉動。民主黨籌款人埃倫·馬爾科姆在回答有關索羅斯的政治觀點問題時顧左右而言他，他輕描淡寫地說：「他是一個非常有思想、有才智的人，他對民主問題極為關切。」

索羅斯會不會再次像當年在東歐、俄羅斯和亞洲所遭遇過的那樣，最後落下一個裡外不是人的境地？答案似乎越來越接近肯定。

在今日中國，在一個亟需用財富和變革來改變整個國家命運的轉型時期，企業家在未來所要承擔的責任並不比當年的亨利·福特們遜色。

那麼企業家在思想傳播方面是否便是一個完全漠然的局外人？《理念人》的作者劉易斯·科塞認為絕非如此，相反他們將用自己的方式來產生影響，而其中最為普遍運用的方式就是基金會。

2003年底的資料顯示，目前僅在美國就大約有2000多個各種背景的基金會，每年提供超過20億美元的經費用於各種文化交流、研究和推廣活動。一些知名大公司，如微軟、惠普、思科、英特爾等都設立了自己的基金會。「在這個國家，任何規模的重要文化專案，都直接或間接地受到基金會的影響。」一般而言，基金會在美國的工作專案大致分為三大類：防止市場價值侵入不當領域；為也許是立意良善的政策產生的不良後果進行善後；以及處理源於市場基本教義的財富分配不均問題。

據科塞的觀察，美國基金託管人的組成情況是：他們中間來自東海岸的高等學府的人佔了非常高的比例，而且他們從事著有聲望的職業，其中又以企業管理和法律居多。一項對20個大型基金會組織的託管人的研究表明，這些人多數來自總人口中極小的一部分，他們幾乎半數具有哈佛、耶魯、普林斯頓大學的學士學位，另外三分之一在其他私立學院受過教育。從職業背景看，37％的人來自企業界，19％來自法律界，只有14％來自教育和研究部門。

科塞進一步分析說，基金託管人是一個代表著某種「成就」價值和傳統的精英集團。他們對什麼樣的撥款應支付，什麼樣的撥款要停止，具有最終的決策權，他們的一般傾向成為基金政策極其在文化視野上的影響的最主要決定因素。通過金錢的威力，他們處於一種可以促進某種思想或研究方向，同時忽視或消除其他思想或研究方向的地位。因此，僅僅從基金會控制著知識分子從事工作所需要的資金這一個理由，也可以說它是一個對知識分子行使著極重要權力的機構。

科塞說，這些提供了金錢的人們，已成為當代思想觀念的重要守門人。

在華人企業家中，最為知名的是由香港李嘉誠先生設立的李嘉誠基金會。成立於1980年的李嘉誠基金會，主要投入於對教育、醫療、文化、公益事業等做有系統的資助，歷年來，捐款累計逾港幣50億元。80年代初，李嘉誠出資在家鄉興建了汕頭大學，90年代，又出資創辦了長江商學院，他還投資延聘張藝謀拍攝了一套「知識改變命運」的電視公益廣告片並投放巨資播出。該基金會是中國教育部青少年科研計劃、國際儒學聯合會、中國外交教育及科研、清華大學未來網際網路研究、中國敦煌研究等眾多人文專案的主要贊助方。

2002年，李嘉誠基金會出資99萬元與國內最有影響力的純學術月刊《讀書》設立長江讀書獎，用於獎勵當年度最有價值的學術文章及書籍。結果在這次評選中，由於評委之間的相互角力，竟爆發出一場有關評獎規則和程式的大風波。各方學者自佔山頭，一時間火力四射，甚而到了人身攻擊的地步。而在這一過程中，李嘉誠及其基金會並無一言發表，秉持了出資方的超然立場。

在李嘉誠基金會的網站主頁上有李先生的一段文字：「人生在世，能夠在自己能力所逮的時候，對社會有所貢獻，同時為無助的人尋求及建立較好的生活，我會感到很有意義，並視此為終生不渝的職志。」在李嘉誠心目中，這大抵是他自以為最有價值的生存和工作目標了。他沒有把自己當成或包裝成一個知識分子，我們也確乎無法將他視為一個知識分子，然而沒有人會否認他對社會的貢獻，否認他所秉承的奮鬥理想的崇高性。

美國第33任總統哈里·杜魯門曾經在他的白宮辦公桌上寫下過一行字。今天，幾乎很少有人記得他在任內曾經出臺過哪些政策和法令，可是他的這行字卻不經意地流傳了下來：「責任在這裡」。

對不同社會角色的人來說，責任都在眼前，無非內涵各有不同。政治家的責任是治理好這個國家，企業家的責任是創造更多的財富和就業機會，傳媒人的責任是讓不同的聲音都能無障礙傳播，而知識分子的責任則是永遠地站在世俗的對面——有時甚至是為了捍衛反對的權利，為反對而反對。

此刻，讓我們把話題回到中國，這個充溢著濟世情結的正在轉型中的東方國家。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裡，我們一直困擾於企業家與知識分子的角色甄別，如今已經到了紊亂的地步。

我們似乎從來沒有對知識分子與企業家的社會角色和各自的責任進行過界定，相反，很多人將之混為一談。而「儒商」一詞則是將兩者混淆起來的「經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