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羅斯善於洞察局勢，他能看到局面何時由常規轉為動盪，他因此在兇險無比的金融領域內成就了自己的事業。他總是習慣性地觀察弦外之音，而這些跡象往往都來自於政治舞臺。索羅斯尤其擅長關注下列情況，即當重大經濟或者社會問題的走勢即將轉變成危機(但還沒有轉變)並全面爆發之時，政客、財長和要員們對之作出的試探性的、片面的反應。「生命起源於混沌之初」，索羅斯告訴他的傳記作者，「所以我專門研究混沌之初的局勢。而這也是我表現最出色的時候。」通過巧妙地利用這些變革的時機——並搶在其他金融家以及絕大多數政府採取行動之前作出反應——索羅斯成了全世界最富有的人之一。

然而作為全球最成功的金融投資大師，索羅斯卻又在深深地陷入了企業經營者與知識分子的角色掙扎，「作為一名市場參與者，我總是儘量提高自己的利潤，但作為一名地球公民，我關注的是社會價值：和平、正義和自由。但是，我無法以市場參與者的身份發揮這些價值觀……在股市上，成與敗可以用金錢的增減來衡量，這毫無困難，可是如果人們行事純以結果論成敗，就會遠遠地偏離公共利益。往往，社會價值與市場價值南轅北轍，市場是競爭性的，而其目標就是要贏，而社會價值則有其自我存在的異意。就市場的參與者，我希望做個贏家，並以一個公民或人類的身份增進公共利益。有時候很難區分這兩個角色」。這樣的言論充滿了矛盾、徘徊和無法宣洩的鬱悶。

1979年，索羅斯成立了一個「開放社會基金會」(opensocietyfund)，他把目標定為「幫助封閉的社會開放，促進開放的社會更開放」。在接下去的很多年裡，他便通過這個基金會開始放飛他的知識分子夢想。用他的話說，「基金會做了許多看似急迫的事，目的是支援民間力量，並幫助建立法治及擁有獨立商業領域的民主國家，每個基金都由當地公民組成的委員會主持，他們可以決定什麼是當地的優先急務」。索羅斯希望用一己之能力建立一個超越於政府體系和普通意義之上的金融機構以外的另一個烏托邦似的集團。在後來的時間裡他也確是這麼做的。1984年，他在自己的祖國匈牙利建立了他的第一個東歐基金，隨後在南斯拉夫、羅馬尼亞、蒙古、蘇聯、甚至海地等31個國家組建了基金機構，為這些國家的金融開放體系的確立付出了很大努力。他還出資創辦了中歐大學、國際科學基金會等，每年至少付出3億美元以上的經費。

在上個世紀90年代，當蘇聯和東歐地區爆發此起彼伏的政權地震的時候，幾乎在每次動盪中你都可以看到索羅斯的身影。1997年他突襲泰幣，引爆了影響整個世界經濟的亞洲金融風暴。

1998年8月，俄羅斯金融體系突然徹底解體，當局被迫對盧布進行強制性休克式改革，索羅斯往返莫斯科、華盛頓之間，穿梭於美國財長魯賓與俄羅斯總理丘拜斯中間，扮演了一個上躥下跳、無比興奮的角色。他在英國的《金融時報》和美國的《華爾街日報》上發表文章，提出所謂「一攬子解決俄羅斯金融危機」的方案。他曾經詳細記錄了自己在這場長達兩星期的金融風波里幹過的所有事情：

8月7日：索羅斯打電話給丘拜斯，告訴他「情勢緊迫」，俄羅斯所欠外債即將到期支付，他願意以民間身份籌措100億美元，幫助俄羅斯重建金融秩序；同時，打電話給美國財政部副部長李普頓表達同樣的意思。

8月9日：釋出訊息，看「空」俄羅斯盧布。其客觀結果是，在華爾街及全球金融市場上造成了「恐慌預期」。

8月11日：俄羅斯金融市場崩盤，股市交易暫時停止。李普頓在見過索羅斯後飛莫斯科。索羅斯在《金融時報》撰文認為，盧布貶值勢在必然，需要動用500億美元才能幫助俄羅斯渡過難關。

8月13日：在索羅斯等金融基金的看空壓力下，俄羅斯央行宣佈限制盧布的兌換，股市恢復開盤一開始就重挫15%，史稱「黑色星期四」。索羅斯再發宣告，稱「這絕非我的本意」。

8月14日：索羅斯白天與美國財政部長魯賓見面，晚上又與丘拜斯的特別代表協商。

8月16日：索羅斯飛赴莫斯科，頻繁接受當地電視臺和電臺採訪，一再辯稱自己不會從盧布的貶值中獲利，並準備了一份建議實施聯合匯率制度的檔案給俄羅斯政府。

8月17日：與美國財政部副部長桑莫斯電話商討俄羅斯金融危機。

8月18日：盧布重貶35%，俄羅斯政府宣佈不履行償債承諾，股市再度大挫。索羅斯又發表一大堆意見，其中包括建議葉利欽總統解散國會，讓「改革的火焰持續在俄羅斯燃燒下去」。

8月22日：國際市場終於被俄羅斯危機拖累。歐美股市相繼發生重挫，而索羅斯的基金在這之前早已預見將出現這次「相當不錯的暫時性觸底」。不過，索羅斯再度發誓，「在整個親身經驗的過程中，我們沒有交易任何俄羅斯股票」。

8月23日：葉利欽解散政府。從8月7日到23日的短短兩星期裡，盧布在金融期貨市場上貶值至原來的25％。這一天，一直高調的索羅斯突然對媒體說，「我也難測前景」。

這場驚心動魄、影響了整個俄羅斯改革程式的金融危機至此到達高潮期。索羅斯在這期間的所作所為及所起的作用，無人可以比擬。在這之後，美俄雙方都把他當成了金融解體的替罪羊，輿論更是對他唾沫亂飛，儘管他指天發誓，「上帝作證，在這其間，我沒有炒賣過一張盧布」。

直至今天，在很多人眼裡，索羅斯還是一個帶有神秘邪惡色彩的金融巨鱷，前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新加坡的李光耀等亞洲政治家對之恨之入骨。在如此眾多的金融行為中，他有沒有讓量子基金得利是一回事，至少在他興風作浪的那些地區和國家裡，他收穫的幾乎全是道義上的大失敗。而這正與他的初衷形成了鮮明而富有諷刺意義的反差。

1998年10月，索羅斯揹負無數惡名，兩手空空地回到位於紐約的辦公室。在心情無限沮喪的時候，他寫出了一本《全球資本主義的危機》。在書中他回顧了這段充滿了戲劇性的心路歷程，闡述了自己的理想，抨擊了惡俗的現實政治和經濟，為自己的作為進行了勉為其難的辯解。最後，他充滿無奈地寫道，「我不願公開作辯，因為我怕被人指為無知的理想主義者。我也並不指望別人和我一樣，為一個理念介入如此之深——我必須宣告，我就是因為生財有道，才能這麼做」。

索羅斯最後講了實話。「生財有道」是自詡為知識分子——或者說確是一個知識分子的索羅斯敢於實現自己理想的唯一前提。在企業家與知識分子的角色搖擺中，在一條無法穿越的「悖論之道」上，索羅斯僥倖逃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