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清教徒式的鉅富。索羅斯沒有私人飛機，沒有加勒比海的小島，沒有豪華遊艇，沒有西部農場，也沒有收藏18世紀前歐洲大畫家的作品。每當索羅斯到布達佩斯旅遊時（索羅斯出生於布達佩斯，納粹佔領此地後，他僥倖逃生），便下榻於一家舊式旅店，這家旅店恰好坐落在一個風景秀麗的公園裡，而這裡正適合他疾走鍛鍊。索羅斯通常都是獨自旅行。在歐洲，每當他走上講臺，臺下觀眾高高舉起的行動式照相機的閃光燈就在他身體周圍形成了一圈耀眼的光環。然而一旦走下講臺，他也會像普通人一樣，略帶失落地站在吧檯前排隊等候他的堪培利開胃酒(campari)。索羅斯生性少言寡語，而濃重的中歐口音使他有時更加不愛說話。他在公眾場合通常顯得形單影隻，甚至可以說是孤獨。

索羅斯在國際金融投資行業的聲望僅次於巴菲特，他所打理的量子基金是過去30年裡使投資者獲利最大的基金機構。1969年，索羅斯以400萬美元起家開始經營自己的首個對沖基金，而當時的啟動資金中只有很小一部分屬於他本人。從1969年到2000年，索羅斯的旗艦基金創造了年均31%的回報率，該基金只在三年裡出現過虧損(2000年因為技術股崩盤成為虧損年之一)。如今，他的基金公司管理下的資金接近120億美元，其中，他的旗艦基金量子捐贈基金(quantumendowmentfund)管理著74億美元。儘管索羅斯堅稱量子基金中有許多外部投資者，但曾在他的基金公司任職的高管人員都認為，74億美元資金中的絕大部分，屬於索羅斯及其家族成員所有。

人們在描述量子基金時，通常把它劃歸「宏觀基金」(macrofund)——由於該基金的經營戰略是利用全球宏觀經濟事件進行交易，因此得名。人們很難記起在索羅斯之前曾有過什麼宏觀基金之類的事物。以前有股票基金和債券基金(當時這些基金的數量還沒有現在這麼多)，但是索羅斯卻創造了新的事物。至此，一位偉大的基金經理誕生了，他把世界當作自己表演的舞臺，他在貨幣和股票指數上大做文章，他試圖揣摩央行銀行家的舉動，而實際上這些銀行家正是他最密切的同行。一位觀察家把索羅斯描述為有史以來第一位敢如此誇下海口的基金經理：「我不必只做股票和債券交易——如果我手頭有五六件武器的話……哪裡有戰場，我就去哪裡。」

索羅斯早年深受德國哲學家卡爾·波普爾(1902-1994)著作《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的影響，渴望用自己的理想來改造世界，即便在他為了「餬口」而踏入金融界後也不改此心。

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書中，波普爾認為，經濟權力完全依賴於政治和生活的權力。因此，出於這樣的依賴性，財富的擁有者遲早會向社會「尋租」，以及儘可能地尋找它的「安全帶」。「錢之類的東西並不特別危險，只有當它能夠或者直接地、或者通過奴役那些為了生存必須出賣自身的經濟上的弱者而收買權力時，錢才變得危險。」

那麼，怎樣才能防止錢的變質，以及如何排除它這種幾乎是與生俱來的潛在危險性呢？波普爾的答案很簡潔：我們應該建立各種制度，對經濟權力進行民主控制，並保護我們不受經濟剝削。同時，他還堅信，民主制度下的經濟權力可以對專制制度進行柔性化的改造，其中，擁有財富者的作為將是決定性的。毋庸諱言，波普爾的這些論述堅定了索羅斯用「民主的金錢」改造專制社會的決心。

在所有的企業家角色中，金融資本家大概是離知識分子最近的一種。金融衍生工具的產生及運用本身便是資本主義商業文明的產物，隨著全球一體化程式的加快，在過去的30多年裡，兇猛流動的國際資本通過利率、貨幣匯率和股市的波動，對各國經濟成長均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對個別處於轉型時期的國家來說，甚至在某些時刻左右了它的中長期興衰週期。因此，擁有數十億乃至上百億資本的金融大鱷往往需要擁有全球性的視野以及政治家的宏觀操控能力，也因而常常萌發通過資本手段改造社會的衝動。

而索羅斯可能是最有此類激情的金融大師。索羅斯是一個市場基本教義派的堅決反對者。他認為應該用強有力的管控機能來維持資本主義市場的商業秩序。同時，他還猛烈地抨擊政府的弱勢。在成功運作量子基金之餘，他更樂意把自己打扮成一個「世界政治家」。他寫出過《開啟蘇維埃體系》、《為民主背書》、《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等一系列政治性專著。在一篇文章中他自稱，「有時，我覺得我像一個龐大的消化系統，一端吸入金錢，另一端則輸出，把兩端連起來的是一些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