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從精神氣質上和價值取向上，我們對知識分子和企業家進行了分離，可是，由於社會角色的交叉性和複雜性，尤其是對於那些品質和天賦卓越的公眾人物而言，我們常常會陷入一些難以言清的甄別。譬如，有一個問題便常常在這樣的討論中浮出水面：

那些有機的或特殊的知識分子在改變世界的商業活動中，有沒有可能同時將自己演變成企業主自身？譬如，發明了燈泡的愛迪生、發明了汽車的福特以及發明了積體電路然後創辦了英特爾公司的羅伯特·諾宜斯，他們還應該被稱為知識分子嗎？

至少在西方思想文獻中，我們沒有讀到肯定的答案，令人驚奇的是，甚至沒有一個思想家在這方面有過任何猶豫。1965年，美國社會學家劉易斯·科塞出版了《理念人》(menofideas)，它被認為是過去一段時間對知識分子命題梳理得最為清晰的著作。科塞用相當的篇幅對「美國當代知識分子」進行了剖析，他將他們分為五大類：「自由職業的知識分子」、「學院派知識分子」、「科學知識分子」、「華盛頓的知識分子」以及「大眾文化產業中的知識分子」。

很顯然，在科塞的話語視野中，企業家沒有被當成考察的物件之一。

在關於「科學知識分子」的部分，科塞的論述顯然沒有從葛蘭西和福柯的邏輯中游離出去。首先，他談到，在17世紀的科學革命及其以前的時期，對科學作出巨大貢獻的幾乎都是有創造性的知識分子。但是在今天，科學已經變成一項由專家從事的專門活動，「大多數科學家，由於在專業化體制下從事狹隘的專門問題研究，幾乎不能被稱作知識分子，他們也無此追求」。

而所謂的「科學知識分子」，則是那些既有專業科學能力，同時對公眾政策和社會公意具有責任感和話語興趣的人。被科塞用做例子的仍然是福柯曾經列舉過的羅伯特·奧本海默，這位主持了原子彈計劃的美國物理學家在戰後成了最堅決的原子彈反對者和戰爭懺悔者，他領導一大批科學家抵制任何國家、任何形式的核武器戰略計劃，並多次在公開的場合表示懺悔：「物理學家已經知罪，這是我們不能忘記的教訓，從今以後，沒有任何誘惑可以讓我們熄滅這種感覺。」

在這樣的演繹下，那些因科學發明而成為企業家的人，無法被歸入知識分子的範疇則是不需要論證的了：首先，他們即使是一個天縱其才的科學家，可是如果沒有對公眾事務和社會責任感的關注和投入，他們也不可能被視為知識分子；其次，當他們轉而成為企業家後，具體而現實的利益追求則更是讓他們與知識分子的角色愈行愈遠。

2001年，美國當今最好的商業史作家理查德·泰德羅出版了暢銷書《影響歷史的商業七巨頭》。他為過去100年來美國最傑出的七位企業家作了生動的傳記，其中包括鋼鐵大王安德魯·卡內基、汽車之父亨利·福特、ibm創始人老托馬斯·沃森以及當今全球最高市值公司沃爾瑪創始人薩姆·華爾頓等。他如此描述這些創造了令人咋舌的財富的企業家：他們都是冒險家、變革家、實幹家。他們都有超常的自信，這自信或來自於內心的安全感，或來自於對別人判斷的不信任。無論如何，他們都只相信自己，經驗證明這種自信是正確的，他們開始認為自己是無限的，這種想法有時會使他們在以後的生活中變得狂妄自大。

泰德羅提出了一個十分有趣，也是令他困擾了很長一段時間的問題：一個企業家能既是偉人又是好人嗎？

他寫道，偉人並不難定義，它主要看一個人在選中投入的事業後，所達到的超出人們希望甚至想象的成功。而好人則難定義得多，它包括誠實、慷慨、公平感和尊重他人這些品格。它意味著尊重他人有用自己的方式追求幸福的權利；它意味著理解某些要求是不應該提出來的，因為雖然它們對你至關重要，但卻對被要求的人造成了損害；它意味著記得那些曾經幫助你達到目標的人，儘管你已不再需要他們了；它意味著把你獲得的一部分回饋給社會，因為社會就是這樣組織起來的。也許，好人還意味著你想要別人怎麼待你，你就怎麼待人。

當理查德·泰德羅用細膩的筆觸和翔實的史料，為美國曆史上最具傳奇色彩的商業巨人們一一立傳之後，他說，「我們的這些商界領袖都可稱得上偉人，但用我們剛剛提到的好人的標準來衡量，結果就很有問題了」。

企業家為了獲得商業上的成功，不得不做出苛刻的事情。泰德羅舉例說，一位總裁非常體恤下屬，從不親手開除任何員工，可是「沒有一個成功的企業沒有解僱過人，如果他不這麼做，那隻能是其他人擔起這個難堪的任務了」。

他又舉例說，為了獲得商業上的成功或規避危機，一個商人不得已做出苛刻的事，如果一次經濟危機突然降臨，你卻不及時地裁員——其中包括很多沒有犯錯甚至優秀的人才，便可能造成整個公司的崩盤，你將何去何從？

他再舉例說，商業說到底是為了賺錢，如果我拿到了一個合同或做了一筆銷售，你就不能拿到這一訂單。競爭對手就像坐蹺蹺板，「我上去了，你就下來了」。商業本身就是非此即彼的競爭。

「如果你要成為一個暴君，那就成為工作的暴君吧。」1900年出任美國鋼鐵公司總裁的傳奇經理人查爾斯·m·施瓦布的這句名言流傳至今。商業能挖掘出我們最好的東西，可有時也會讓人性的醜惡在瞬間膨脹。正如熊彼特為企業家所下的定義——「創造性的破壞」，如果沒有對原有秩序、規則的修正甚至叛逆，企業家是不可能達到「偉大」的境界的。泰德羅筆下的商業鉅子們都曾經在某些方面打破過某些規則，有時候對規則的破壞讓世界獲得了加速度的進步，而更多的時候，它也造成新的社會不公。而在這個過程中，不造成對任何人、任何利益群體的傷害，便是「不可能的任務」。

企業家總是那麼的實際，他們不對現實以外的任何東西存留幻想，他們往往能不受誘惑地透過事物表層而直達問題的核心，而這幾乎是職業的本能。上世紀70年代美國最傳奇的企業家，工人出身的李·艾柯卡在危難之際出任克萊斯勒汽車公司總裁，他孤身到工會與憤怒的、要求增加薪水的工人們談判。當有人質問他，作為勞苦工人的後裔，你為什麼不滿足大家要求多放幾個子兒的微薄條件？艾柯卡簡單地告訴他們：「我決定著你們的命運，我每小時17美元資助全公司所有的工人上班，但在每小時20美元時，我不會僱用一個人。因此你們最好達成一致意見。」

在這樣的描述中我們會輕易地發現，對任何一位企業家來說，沒有另一個世界比他創造的企業更為重要，也沒有另一種標準比創造贏利更讓他有成就感——我們很難將一個有社會責任感、正義感，而公司卻瀕臨破產的企業家稱為「卓越的商人」。或許，戰爭時期是一個例外，你可能為了國家的命運必須拋棄企業的私利，而在和平時期，對任何企業家來說，幾乎都不存在這樣的選擇。

也是在這裡，我們發現了企業家與知識分子兩大社會角色間的精神分野：

知識分子強調的是反對的精神，而企業家是天生的妥協主義者；

知識分子以真理追求為唯一目標，而企業家則是資源的配置者；

知識分子屬於弱者、無人代表者的一邊(薩義德語)，企業家往往代表富裕的既得利益群體；

在知識分子看來「原則永遠大於利益」，而企業家卻「只有利益而沒有原則」，後者有現實的——在絕大多數時候可以量化的利益訴求，而前者生存的價值則要抽象得多……

將知識分子與企業家的社會角色進行徹底的剝離，甚而使之對立，是歷史的宿命，是各自更為有效及理性地承擔責任所必須的。這樣的割裂看上去有點嚴酷，但卻是一個無法妥協的事實：在一個成熟的商業世界中，企業家可以是慈善家、政治家、藝術家，卻不可能是一個知識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