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知識分子的角色定義有了初步的瞭解之後，接下來，我們對「企業家」做一個簡短的回顧。

企業家這個詞最早出現於16世紀初期的法語。1815年，法國哲學家讓·b·薩伊做了一件至今讓我們念念不忘的工作，他在《政治經濟學概論》中嘗試著對企業家進行了定義，「將所有的生產資料集中在一起，並對他所利用的全部資本，他所支付的工資價值、利息和租金，以及屬於他自己的利潤進行重新安排」。

在其後的100多年裡，薩伊的定義被一再地引用，它讓我們發現其實一個人要名留青史也不是多麼困難的事——你只需在某一時刻對一個尚未定型的事物進行一個簡短而精確的定義，然後讓它廣而知之。1942年，在哈佛大學任教的奧地利經濟學家約瑟夫·a·熊彼特又在薩伊的定義上添了精巧的一筆，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主義》一書中，他提出企業家的工作就是「創造性的破壞」。他指出，經濟中有一群人以創業精神采取行動，他們抓住機會，並且決定了以後一系列事件的整個程式以及它們的長期結果。熊彼特斷言，如果不進行創新和變革，就不會進一步成長，企業家必須讓資源在破壞中獲得新的移動。我們可以說，儘管已經過去了60多年，然而熊彼特的聲音仍然是那麼的清晰，他用哲學家的手術刀般精確的語言將企業家的作用和精神描述了出來。

在以後的這些年裡，從另一個奧地利裔管理天才彼得·杜拉克到激情的湯姆·彼得斯，人們對企業家的界定和論證都離不開創新、破壞、變革這些詞彙。人們無非變著說法來描述自己在某一方面的感悟。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家伊斯雷爾·柯茨納便把企業家看成是「穀倉前空場上的一頭豬」。他說，這頭豬是一個「機會的偵察員」，它能夠搜尋出其他動物看不到的穀物的屑粒。

當然，也有人拿企業家與其他的職業人相比較。美國風險投資家戴維·西爾弗在《企業家——美國的新英雄》一書中便把企業家與藝術家進行了一次有趣的對比：

企業家與藝術家有許多共同之處。他們都是問題解決者。藝術家通過畫布而企業家通過自己的公司來表達解決問題的方式。這兩種人都是個人主義者，他們異常敏感，富有想象力，熱情洋溢，複雜，充滿活力而且富有創造性。他們另一個相似的地方是，他們都不期望從他們的努力中獲得樂趣。

企業家的能力被描述為「把社會的需要轉變為企業的贏利機會」。日本索尼公司的創始人盛田昭夫常常喜歡用鞋子推銷員的故事來講述企業家的發現和創造精神：

兩個鞋子推銷員來到非洲的一個未曾開發的小島部落，發現當地的土著都不穿鞋。一個推銷員向總部發了這樣一封電報：「這裡的人都不穿鞋，沒有一點銷售前景。」而另一個推銷員則發回了完全不同的電報：「這兒沒有一個人穿鞋，我們可以佔領整個市場。請將所有的存貨通通運過來。」

沒有一個故事比它更能生動地展現企業家發現機遇和創造需求的能力。而另一個同樣頗為有趣的問題是，如果是一個哲學家和推銷員一起去小島又會發生什麼事情？也許下面的假設是可能發生的：

哲學家將花一個月思考為什麼土著人不用穿鞋，第二個月他將論證把鞋子推銷給土著人的必要性；當推銷員用鞋子換走一船一船的寶石和礦物的時候，他又將證明這是對等和道德的行為，還是一種掠奪的行為。

這樣的對比儘管十分空泛，但卻是耐人尋味的。無論怎樣定義、描述或比較，企業家都至少擁有如下的特質：

他對資源的集中、移動或破壞，都是為了讓自己能夠獲得額外的那一部分；

他改造世界的前提，是這種行為必須能夠為自己贏取超額的利潤；

他只做確定的、承擔有限責任的、可以被量化衡定的工作。

這些特質將明確地劃分出企業家與其他職業——尤其是我們現在正在探討的與知識分子的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