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那是一個天空蔚藍的清晨，在微波盪漾的愛琴海邊，蘇格拉底與他的學生柏拉圖在進行著一場睿智的對話。儘管時間已經過去了漫漫的2400年，可是那思想的光芒仍如海面上粼粼泛動的碎銀般的日光，永生永世，總在你舉目眺望的視線之中。

這些聲音後來被編輯在了一本叫《理想國》的書中，在「何為哲學家」的一章中，有一段這樣的對話——

柏：如果好奇能算是愛智的話，那麼你會發現許多荒謬的人物都可以叫作哲學家了。所有愛看的人都酷愛學習，那些愛聽的人也不在少數——這種人總是看不到他們參加任何認真的辯論、認真的研究；可是，彷彿他們已經把耳朵租出去聽合唱了似的，一到酒神節，他們到處跑，不管城裡鄉下，只要有合唱，他們必到。我們要不要稱這些人以及有類似愛好的人為哲學家？

蘇：決不要。他們只是有點像哲學家罷了。

柏：那麼，哪些人是真正的哲學家呢？

蘇：那些眼睛盯著真理的人。

在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的年代，還沒有「知識分子」這個名詞，而事實上，他們辯駁的物件便與我們今天要討論的相去不遠。在近現代西方思想史上，關於「知識分子」這個詞彙，一直存在著歧義，其中不乏極端對立的分歧。

出版了《知識分子之背叛》一書的法國評論家班達為知識分子下過一個很著名的定義：他們是一小群才智出眾、道德高超的哲學家，他們構成人類的良心。「他們是特立獨行的人，能向權勢說真話的人，耿直、雄辯、極為勇敢及憤怒的人。」在班達的論述中經常被提及的兩個代表性人物分別是：蘇格拉底和耶穌。

而與班達成極端對立的觀點來自美國著名的文化學者p．約翰遜，他曾經寫道：「隨便在街頭挑十個人，他們對於道德和政治事務所能提供的合理見解，至少不亞於知識分子的代表性人物。」在他看來，「從來就沒有知識分子這一行業，而這種欠缺是值得慶祝的」。

英國的文化研究者r．威廉斯在《關鍵詞》一書中寫道：「一直到20世紀中葉，英文中的知識分子(intellectuals)、知識主義(intellectualism)、知識階層(intelligentsia)主要用於負面，而這種用法顯然仍舊持續。」1994年，因出版《東方學》而著名的巴勒斯坦學者愛德華·薩義德應英國廣播公司bbc之邀，連續做了六週以知識分子為主題的系列演講，有人在《泰晤士報》上評論這次演講時不無揶揄地說，那是一些「最不像英國的東西」，一提到知識分子這個字眼，就讓人想到「象牙塔」、「一絲譏笑」。

這樣的「一絲譏笑」，在中國似乎也並不陌生。關於中國文人的反思，自古以來便縷縷不絕，其中，既有「天行健，君子將自強不息」般的壯語，也有「無事袖手談性情，有難一死報君王」式的譏嘲。

儘管有這樣的爭議，可是在更寬泛的語義中，知識分子仍然是一個「理念人」的角色。不久前剛剛去世的薩義德則把知識分子刻畫成：流亡者、邊緣人、業餘者、對權勢說真話的人。在《知識分子論》一書中，他這樣表述自己的主張：知識分子是具有能力代表公眾，以及向公眾表明資訊、觀點、態度、哲學或意見的個人。而且，這個角色有尖銳的一面，在扮演這個角色時必須意識到其處境就是公開提出令人尷尬的問題，對抗正統與教條，不能輕易被政府或集團收編，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所有那些慣常被遺忘或棄置不顧的人們和議題。知識分子這麼做時根據的普通的原則是：在涉及自由與正義時，全人類都有權期望從世間權勢或國家中獲得正當的行為標準。「根據我的定義，知識分子既不是調解者，也不是建立共識者，而是這樣的一個人：他全身投注於批評意識，不願接受簡單的處方、現成的陳詞濫調，或迎合討好、與人方便地肯定權勢者的說法或做法。知識分子天生就不完整，必然是不完美，在我的心目中，他無疑屬於弱者、無人代表者的一邊。」

為了讓自己的表述更為有力，薩義德還引用了英國小說家喬伊斯的名言來強化這樣的角色認知：「我會告訴你我會做什麼和不會做什麼，我不會服侍我不再相信的東西，不管那是我的家、我的祖國或我的教會。我要儘可能自由地、完整地表達自己，用我容許自己使用的僅有的武器——沉默、放逐、狡詐。」

這樣的聲音在西方思想史上並不陌生，從中我們還可以嗅出某些源自基督教倫理的宗教情結。

在進入工業文明之後，隨著社會分工的日益細化，職業和社會階層的增多導致了對知識分子角色認同的新的衍變。那種純理想主義的認知開始讓位於更現實的界定。

葛蘭西是一位活躍於上世紀40年代的義大利思想家，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他被墨索里尼關押過11年，在《獄中札記》一書中他曾就知識分子的界定進行過較詳細的論述。首先葛蘭西認為，「我們可以說所有的人都是知識分子，但並不是所有的人在社會中都具有知識分子的作用」。在這一前提下，他將知識分子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傳統的知識分子，例如教師、傳教士、行政官吏，這類人「代代從事相同的工作」；第二類是有機的知識分子，這類人與階級或企業直接相關，而這些階級或企業運用知識分子來組織利益，贏得更多的權力，獲得更多的控制。「資本主義的企業家在創造自己的財富的同時，也創造出了工業技術人員、政治經濟專家、新文化的組織者、新法律系統的組織者等等。」

在葛蘭西眼中，傳統的知識分子似乎多多少少停留在原處，年復一年從事相同的工作，而有機的知識分子則與階級或企業直接相關，這些階級或企業運用知識分子來組織利益，贏得更多的權力，獲取更多的控制。「資本主義的企業主在創造自己的同時，也創造出了工業技術人員、政治經濟專家、新文化的組織者、新法律系統的組織者等等，他們一直努力去改變眾人的心意，拓展市場，以引導消費者和選民的意見，贏得贊同。他們一直在行動，在發展中壯大。」很顯見的是，那些有卓越能力的知識分子又可能在這樣的過程中將自己演變成企業主自身。

法國哲學家福柯的觀點與葛蘭西的較為相近，他將知識分子區分為「普通的知識分子」和「特殊的知識分子」。前者他列舉的人物是薩特，後者則是主持了原子彈計劃的美國物理學家羅伯特·奧本海默。福柯認為，奧本海默式的知識分子已經取代了薩特式知識分子在現實世界中的作用，他們用自己的專業——物理學的、經濟學的，更為直接地參與到了改變世界的運動之中。「近代史中的主要革命運動，知識分子無役不與，主要的反革命運動，知識分子也是無役不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