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爾創中國的世界名牌，為民族爭光。

長虹用我們的品牌築起我們新的長城。

中國網通體制創新與技術創新相結合，探索出建立中國新一代通訊公司的管理、發展與競爭模式，為國企改革、電信體制改革、知識創新的戰略服務。

阿里巴巴我們的使命是「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

方正以自有技術開發、銷售和增值服務為核心，面向行業應用的軟體和服務提供商，努力以先進的技術、專業的服務，最大程度滿足客戶網路時代業務發展需要，並推動中國數字資訊生產和傳播事業的發展。

中國移動創無限通訊世界，做資訊社會棟樑。

聯想集團為客戶，聯想將提供資訊科技、工具和服務，使人們的生活和工作更加簡便、高效、豐富多彩；為員工，創造發展空間，提升員工價值，提高工作生活質量；為股東，回報股東長遠利益；為社會，服務社會文明進步。

中國企業的使命表述，還往往與股東無關(在以下列舉的公司使命中，只有聯想集團在不久前剛剛設定的使命中陳述到了這一點)，在價值取向上十分模糊，從中我們基本看不到公司對其出資方所應當作出的承諾。這種對「有限公眾利益」的漠視與它常常表現出來的對國家乃至民族利益的高調宣示形成了一種十分刺眼的對照。

這些年，當我在從事中國企業成長史研究的時候，我經常會問自己一個問題：中國企業與國際大公司的差距究竟有多遠？

它是規模上的、技術上的、資本上的，還是戰略能力上的？

或許都有。或許在很多方面，我們都將一一超越。

但是，至少在一個方面，我們迄今還沒有意識到差距，那就是對企業的使命認識上。

當我們還陶醉在「thegrolyandthedream」(光榮與夢想)的時代幻象中的時候，我們的強大競爭對手們已經奔跑在另一個專業化的世紀跑道上。

我們必須認識到，在當今競爭激烈和日趨全球化的商業世界中，公司日漸成為一個純粹的、追求「有限責任下之有限利益」的商業組織，企業在社會進步秩序中的角色扮演日益單純，它對道德進步和公共利益的擔當變得相對間接化，讓公司去承擔過多的公共責任，對企業家和社會而言，都是冒險的。如今廣受推崇的商業偶像，從ge的傑克·韋爾奇、ibm的郭士納，到2004年紅極一時的日產汽車ceo卡洛斯·戈恩，與當年的亨利·福特、j．摩根，甚至稍近的李·艾柯卡等相比，都要離公共利益和政治話語遠得多。

任何使命的實現，都是需要成本的，不真實的、被誇大的使命感正在消耗著我們並不豐厚的能量和資源，進而往往使我們在戰略設計上多繞彎路，甚至陷入自掘的陷阱。

這樣的聲音是必要的：走出盧斯式的激情和艾柯卡式的崇拜，中國企業必須在使命認識上從玫瑰色走向深藍色，重新回到「基本面」。企業家的使命為什麼總是被誇大？

一個最簡潔的答案是：他們被寄予了過多的社會期望，在創造財富、繳納稅收和創造就業機會之餘，人們還希望他們承擔起帶領社會進步和重構市場新秩序的責任。而在更多的時候，他們還被認為是新思想的創造者。

在今天，已經沒有人敢於否認企業家的價值。極而言之，如果沒有莫札特，沒有達·芬奇，甚至沒有李白、莎士比亞，我們無非聽不到天籟般的音樂，欣賞不到令人陶醉的繪畫、詩歌和戲劇，可是，如果沒有洛克菲勒創造了石油產業，福特創造了汽車工業，蓋茨創造了個人微機產業，米爾肯創造了高息債券(垃圾債券)產品，人類將會怎樣？

但是，即便如此，我們還是堅定地認為，企業家的使命並不應該被誇大，被神化，被賦予過多的社會角色。

在眾多的社會角色中，最容易被糾纏在一起的，便是企業家與知識分子的角色重疊。我們已經一再地聽到這樣的期許：

——「把科技轉化為商品，讓知識變成財富」，已是絕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們的共識和追求；

——知識型企業家是知識分子參與社會改革的清新力量；

——商業領袖代表了民族精神的風向標。

從現在開始，我們將經歷一次思想冒險。我們將證明這樣一個理念：知識分子與企業家是兩種無法相容的社會角色，前者或後者，你只能擇取其一。目前中國商業界及知識界很多的困擾，都是因為這兩種角色的混淆而產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