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悼很重要，」我說，「但是如果一直這樣，其實是一種逃避。」葬禮是表達悲傷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我認為這是宗教和文化活動會明確包括葬禮的原因——會有一定的空間和結構，讓人去開始感受失去，但是這也有個明確的終止期。從葬禮結束起，失去就不再是獨立的一部分，而是和生活合為一體。如果我們一直停留在哀痛中，我們就會成為精神上的受害者，認為自己永遠也過不去了。如果我們陷入哀痛無法自拔，那我們的生活也就完了。雷妮的哀痛，儘管很痛苦，但其實也是一種自我保護，將她跟日常生活隔離開。在葬禮上，她可以讓自己免於接受這個事實。「你是跟去世的兒子還是跟活著的女兒在精神上交流多一些？」

雷妮看起來很煩惱。「我不是一個好母親，」她說道，「但是我不想假裝不痛苦。」

「你不用假裝，但是你是唯一能讓你丈夫和女兒不會失去你的人。」我記得我媽媽談到鋼琴上她媽媽照片的時候哭著說：「上帝啊，上帝，給我力量吧。」她的痛哭嚇到了我。失去讓她產生了固著心理，就像有一個活動門，她有時走出來，有時陷進去。我就像是個酗酒者的孩子，怕她會消失，又不能將她拯救回來，但是這對我來說又像是責任。

「我曾想，就讓自己傷心下去吧。」我對雷妮說道，「但是這就像是聖經裡摩西和紅海的部分，你要自己穿過紅海。」

我讓雷妮去嘗試新的東西轉移悲痛。「將傑里米的照片掛在臥室，不要再去墓地哀悼他的離去。在你家裡找到新的方式懷念他。每天花15到20分鐘跟他在一起。你可以摸摸他的臉，告訴他你在做什麼。跟他聊天，然後親親他，之後就開始你的一天。」

「我很怕再拋棄他。」

「不是因為你他才自殺的。」

「你不懂。」

「生活中有無數事情你可以換各種方式去做。決定做了就是做了，過去就是過去，沒有什麼可以改變這些。因為一些我們永遠不會知道的原因，傑里米選擇了結束自己的生命，你不能為他做選擇。」

「我不知道怎麼活下去。」

「接受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他死了，你永遠都不準備再快樂起來。但是你應該想辦法走下去。要知道，你過得好就是對他最好的紀念。」

去年我收到了雷妮和格雷格的聖誕卡片。他們倆和女兒站在聖誕樹下的照片上，女兒穿著紅色衣服，長得很漂亮。格雷格和雷妮各用一隻胳膊擁著女兒。在雷妮肩膀上方的壁爐架上放著傑里米的照片。那是他在學校最後的照片，穿著藍色襯衫，笑容燦爛。他不是虛無的，是實實在在跟他們在一起的。

我祖母的肖像現在放在位於巴爾的摩市的瑪格達家裡的鋼琴上方。她坐在鋼琴旁邊教課，全心全意地指導學生。瑪格達最近去做手術的時候，讓她的女兒伊羅娜將媽媽的照片帶到醫院，像媽媽教導我們的那樣：從死者身上汲取力量，讓死者在我們心中永生，讓痛苦和恐懼把我們帶回到愛中。

「你還依然做噩夢嗎？」我有一天問瑪格達。

「是的，經常這樣，你呢？」

「我也是。」我告訴她。

回到奧斯維辛，放下了過去，原諒了我自己。回到家後，我想，我做到了。但是這是暫時的，只有真正的結束才算是結束。

儘管有那樣的過去，不，正因為有那樣的過去，瑪格達和我在解放後70多年裡才通過不同的方式找到了人生的意義和目標。我發現了治癒的藝術，瑪格達成為了一個堅定的鋼琴家和鋼琴老師，同時她還發掘了新的愛好：橋牌和福音音樂。福音音樂聽起來像是在哭泣——它有種讓人完全釋放情緒的力量。而橋牌以它的策略和控制力，讓人有成就感，她是橋牌比賽的冠軍；她將她的獎狀框起來掛在牆上，與祖母的肖像正對著。

兩個姐姐都一直在保護和啟發著我，她們教會我怎樣生存。克拉拉是悉尼交響樂團的小提琴手，在80歲出頭的時候，因老年痴呆症而去世，在這之前她一直叫我「小東西」。跟我和瑪格達相比，她對匈牙利籍猶太人的移民文化研究得更深。我和貝拉喜歡去拜訪她和思斯，去品嚐美食，沉浸在我們年輕時的語言和文化中。我們所有的這些倖存者並不能經常在一起，但是遇到那些父母無法出席見證的大事，我們還是儘可能聚起來。20世紀80年代初，克拉拉的女兒結婚，我們在悉尼見面，這次團聚，我們三姐妹都非常開心和期待，當我們終於聚到一起時，我們就像戰爭結束後在科希策發現彼此都還活著一樣，激動得緊緊擁抱在一起。

儘管我們已經是中年婦女，儘管我們相隔甚遠，搞笑的是每當我們在一起，就會回到我們年輕時的相處模式。克拉拉是我們的中心人物，發號施令，引人注目；瑪格達好勝心強，桀驁不馴；我是和事佬，在兩個姐姐之間周旋，解決衝突，並不表現我真實的想法。我們總是很容易就把溫暖安全的家變得像監獄一樣壓抑。我們依靠過去的應對機制，成為了希望取悅他人的人。我們誤以為這樣的角色會讓我們安全，不想成為這樣的人是需要意志力和抉擇的。

婚禮的前一天晚上，我和瑪格達看到克拉拉獨自在她女兒兒時的房間裡玩她的娃娃。我們看到的卻不只是一個媽媽對她長大的孩子的眷念。克拉拉沉浸在玩家家的遊戲裡，像個孩子一樣。我這才意識到，我的姐姐沒有童年。她一直是人們眼中的小提琴神童，從未像個小女孩一樣生活過。當她不在舞臺上表演時，她在家照顧我和瑪格達，像我們的小媽媽。現在，當她已經成為一箇中年婦女，卻在想過一下從未有過的童年。看到自己跟娃娃玩被我們發現了，她很尷尬，對我們大發雷霆：「當時我怎麼就不在奧斯維辛集中營呢，如果我這那兒，媽媽就不會死了。」

聽到她這樣說，我感覺糟糕極了。我覺得作為倖存者的內疚感一時間全湧了上來。我在奧斯維辛集中營第一天說的話，記得的事，那陳舊的深埋在心底的信仰，不管是對是錯，我覺得媽媽的死是我引起的。

但是我已經不再困著自己了。我能看到姐姐心裡的牢籠，感受到她責備我和瑪格達時的內疚和悲傷，我可以選擇自己的自由，說出我的情感，憤怒，無能，以及痛苦和後悔，讓這些情緒釋放，並最終放下。我有時為了自己仍然苟活在世上而自我懲罰，我也曾有嘗試釋放這種情緒的需求。我會放下內疚，找回完整而純粹的自己。

有傷口就有傷痕。我回到奧斯維辛尋找死亡的感覺，這樣我就可以最終去除它。我找到了內心的真實，找到了我想要找回的自己，找回了我的力量和我的純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