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之舞的第二步是學習如何冒險，這是真正實現自我所必需的。我在那次旅行中冒的最大風險是回到奧斯維辛集中營。外面的一些人——瑪麗安娜的寄宿家庭，波蘭大使館的職員都告訴我不要去。還有我內心的看守人，認為我想要的是安全，而不是自由。但那晚，我躺在戈培爾的床上，我憑直覺知道，除非回去，否則我不會成為一個完整的人。為了我自己的健康，我需要重新回到那個地方。冒險並不意味著盲目地陷入危險之中，而是意味著擁抱我們的恐懼，這樣我們才不會被恐懼所束縛。

卡洛斯在高中二年級的時候就開始和我一起工作了，他一直在與社交焦慮和自我接納做鬥爭。他非常害怕被他的同伴拒絕，所以他不會冒險建立友誼或人際關係。有一天，我讓他告訴我他的學校裡最受歡迎的十個女孩。然後我給了他一個任務，他要邀請每個女孩出去約會。他告訴我那是不可能的，他會因社交而自殺，她們永遠不會和他一起出去，他會因為自己的悲慘經歷而在高中剩下的日子裡被嘲笑的。我告訴他，是的，這是真的，你可能不會得到你想得到的，但即使你沒有得到，你仍然會比之前更好，因為你清楚你的現狀，你將會有更多的資訊，你會看到什麼是真實的，而不是讓你恐懼的現實。最後，他同意了這項任務。令他驚訝的是，四個最受歡迎的女孩都接受了他的邀請！他已經對自己的價值有了信心，他已經在自己的頭腦中拒絕自己500次了，這種恐懼已經體現在了他的身體語言中——遮住眼睛，避開，而不是眼睛炯炯有神，直視對方。他難以取悅自己。一旦他接受了自己的恐懼和選擇，冒著風險，他就會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存在的可能性。

幾年以後，在2007年秋季的一天，卡洛斯從他的大學宿舍給我打電話。他的聲音帶著憂鬱。「我需要幫助。」他說。現在他是中西部十大聯盟（bigten）一所大學的大二學生。當我突然接到他的來電時，我想也許他的社交焦慮再次把他壓垮了。

「告訴我發生了什麼事。」我說。

他說，是關於學校裡的宣誓周。我知道，自從他上高中以來，加入大學生兄弟會就一直是他的夢想。他告訴我，一旦他開始上大學，這個夢想對他來說就變得更為重要。社團生活是他大學關係網路的重要組成部分，他所有的朋友都宣誓要加入兄弟會，所以加入兄弟會似乎對他的社會生活是必要的。他曾聽說在其他兄弟會舉行的儀式中有不恰當的侮辱性做法，但他認真地選擇了自己的兄弟會。他喜歡由不同種族人群組成的以及重視社會服務的兄弟會。這選擇看起來非常不錯。雖然他的很多朋友都對欺侮過程感到憂慮，但卡洛斯並不擔心。他相信欺辱是有目的的，它能幫助年輕人更快地團結在一起，只要不過分就行。

但是宣誓周並沒有像卡洛斯想象的那樣好過。

「有什麼不同？」我問。

「我的新生誓言導師是個自大狂。」他告訴我，誓言導師的攻擊性非常強，他發現了每個誓言的弱點，並對它們發動猛烈的攻擊。他稱一個年輕人在音樂上的品味是「同性戀」。在一次宣誓會上，他看著卡洛斯說：「你看起來像個應該給我割草坪的人。」

「當他那樣說的時候，你感覺如何？」

「我很生氣。我想打他的臉。」

「你做了什麼？」

「沒什麼。他只是想讓我激動起來。我沒有理他。」

「接下來發生了什麼事？」

卡洛斯告訴我，那天早上，誓言導師命令他和其他的人去打掃聯誼會的房子，給他們安排不同的工作。他遞給卡洛斯一把馬桶刷和一瓶清潔劑。然後他給了卡洛斯一頂墨西哥式的寬邊大帽。「你洗廁所的時候要戴這頂帽子。你要戴它去上課。而你能說的唯一一句話就是‘是的，先生’。」這是一種公開的羞辱，一種駭人聽聞的種族主義行為，但如果卡洛斯想加入聯誼會，他必須強迫自己忍受。

「我覺得我不能說不。」卡洛斯告訴我。他的聲音在顫抖。「這是可怕的。但我做到了。我可不想因為誓言導師是個混蛋就丟掉我的位子。我不想讓他贏。」

「我能聽得出你有多氣憤。」

「我很憤怒、尷尬和困惑。我覺得我應該能夠接受它而不是讓我心煩。」

「告訴我更多發生的事情吧。」

「我知道他們不完全一樣，但當我戴著寬邊大帽擦洗廁所時，我想起了你告訴我，你在死亡集中營時，被迫跳舞的那個故事。我記得你說過你很害怕，你在監獄裡，但你的感覺是自由的。獄警比你更像在坐牢。我知道誓言導師是個白痴。為什麼我不能只做他想讓我做的事，內心卻依然自由呢？你總是告訴我，重要的不是外面發生了什麼，而是裡面發生了什麼。我為我的墨西哥打扮感到驕傲。為什麼對他的屁話看得這麼重要呢？為什麼我不能超越它呢？」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我們的力量在哪裡？它是否足以找到我們內在的力量，我們內心的真理？我們也需要採取實際行動來激勵自己嗎？我相信內心的想法才是最重要的。我也相信，生活的需要與我們的價值觀和理想相一致——與我們自己的道德相一致。我相信捍衛正義、反抗非正義和不人道的重要性。我相信選擇。自由在於審視我們所能做出的選擇，以及這些選擇的後果。「你有的選擇越多，」我說，「你就越不會覺得自己是受害者。讓我們談談你的選擇吧。」

我們列了一張表。在剩下的日子裡，卡洛斯的選擇之一就是在校園裡戴著寬邊帽，只說一句：「是的，先生。」他同意，不管他的誓言導師還想出什麼別的羞辱的話，都要服從。

另一個選擇是反對。他可以告訴誓言導師他拒絕服從。

或者他可以撤回對兄弟會的申請。他可以放下草帽和馬桶刷，然後離開。

卡洛斯不喜歡這些選擇的後果。他不喜歡因自己屈服於一個惡霸而感到的羞愧和無能，尤其是當這些羞辱是帶有種族主義色彩的時候。他覺得，如果他繼續扮演這種諷刺性的種族主義中的角色，自尊心就會受到損害——如果他繼續向惡霸屈服，他就會讓惡霸變得更強、自己變得更弱。但公然反抗誓言導師，可能會受到人身攻擊，在社交上就會被孤立。卡洛斯害怕被侵犯，也害怕以同樣的方式回應。他不想被暴力的衝動所吞噬，不想落入誓言導師試圖激怒他的陷阱，不想公開攤牌。他也害怕被兄弟會和其他的誓言儀式所排斥，而這個團體正是他試圖爭取的。第三個選擇——離開——也好不到哪裡去。他不得不放棄他的夢想，放棄他的歸屬感，他不願意這樣做。

在篩選可選選項時，卡洛斯發現了第四個選項。他不必因直接與「誓言導師」對抗而演變成一場暴力衝突，他可以向更有權威的人投訴。卡洛斯認為最好的人選是兄弟會主席。他知道，如果有必要的話，他可以把這個問題提到更高的層次，交給一位大學院長處理，但他在開始階段更願意讓事情能在現有的層面上解決。我們練習了一下他要說的話，以及他會怎麼說。在排練中，他很難保持冷靜，但從我們多年的合作中，他知道，當你發脾氣時，你可能會覺得自己很堅強，但實際上你是在把自己的權力拱手讓給別人。力量不是反應，而是回應——感受你的感覺，仔細考慮它們，並計劃一個有效的行動來讓你更接近你的目標。

卡洛斯和我還談到了對話的可能後果。有可能兄弟會主席會告訴卡洛斯，誓言導師的行為是可以接受的，而卡洛斯可以選擇接受也可以不接受。

卡洛斯說：「如果這是校長的看法，我想我寧願知道他的立場。」

卡洛斯和兄弟會主席見面後給我打了電話。

「我做到了！」他的聲音裡充滿了勝利的喜悅。「我告訴他所發生的事情，他說這很噁心，他無法忍受。他強迫誓言導師停止種族歧視的行為。」

當然，我很高興卡洛斯得到了認可和支援，也很高興他不必放棄他的夢想。但我相信無論兄弟會主席的反應如何，這次經歷都將是一場勝利。卡洛斯鼓起勇氣站了起來，冒著被排斥和批評的危險說出自己遭遇到的事情真相。他選擇不做受害者。他採取了道德的立場。他的行動符合一個更高的目標：同種族主義鬥爭，保護人的尊嚴。為了捍衛自己的人性，他保護了每個人的人性。他為我們所有人按照我們的道德真理和理想生活鋪平了道路。做正確的事情和做安全的事情很少是一致的。

我認為，一定程度的風險與治癒是分不開的。這對碧翠絲來說是真的，當我遇到她的時候，她是一個悲傷的女人，半閉著棕色的眼睛望著遠方，臉色蒼白。她的穿著也很隨意，寬鬆而無形，彎著腰，駝著背。我立刻意識到碧翠絲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多漂亮。

她直直地望著前方，儘量不去看我。但她無法阻止自己快速地瞥了我一眼，似乎在探詢我的虛實。她最近聽我講過寬恕。20多年來，她一直認為沒有辦法原諒她那被偷走的童年。但我的寬恕之旅的演講卻引發了她的疑問。我應該原諒嗎？我可以原諒嗎？現在她仔細地打量著我，彷彿想要弄清楚我是真人，還是隻是一幅畫。當你在舞臺上聽某人講述一個關於治癒的故事時，這聽起來可能美好得令人難以置信。在某種程度上，確實如此。在治療的艱苦工作中，45分鐘過後就沒有情感宣洩，更沒有魔棒，改變得很慢，有時慢得令人失望。你的自由故事是真實的嗎？她飛快地瞥了一眼，似乎在問。我還有希望嗎？

因為她是另一位心理學家轉介給我的——我的一位好朋友，也是那個鼓勵碧翠絲來聽我演講的人——所以我對碧翠絲的一些經歷也有所瞭解。你的童年是什麼時候結束的呢？我經常問我的病人這個問題。碧翠絲的童年幾乎從一開始就結束了。她的父母對她和她的兄弟姐妹漠不關心，送他們去學校，不給他們洗衣服，也不提供食物。碧翠絲所在學校的修女們對她厲聲斥責，指責她衣著不整；訓斥她在上學前要弄乾淨並吃早餐。碧翠絲把她父母的疏忽內化成是她的錯了。

然後，在她8歲的時候，她父母的一個朋友開始對她性騷擾。性騷擾持續了好長一段時間，儘管她試圖反抗，還試圖告訴她的父母所發生的事，但他們指責她編造故事。在她十歲生日那天，她的父母讓他們的朋友帶她去看電影，當時這位朋友已經對她騷擾了兩年。看完電影后，他把她帶回家裡，在淋浴時強姦了她。當碧翠絲在35歲，開始和我一起治療時，爆米花的味道仍然讓她回想起往事。

18歲的時候，碧翠絲嫁給了一位康復中的癮君子，無論在感情上還是身體上，這個癮君子對她都是冷酷無情的。她逃過了家庭大災難，又重新上演了一次災難，這強化了她的信念：被愛就意味著被傷害。碧翠絲最終和她的丈夫離婚了，並找到繼續生活下去的道路，有了新的工作和新的感情。但她在墨西哥旅行時被強姦了，她回家後身心交瘁。

在女友的堅持下，碧翠絲開始和我的同事一起工作，接受治療。她被焦慮和恐懼所折磨，幾乎無法下床。她不斷地感到一種沉重的、壓抑的恐懼，生活在高度戒備之中，害怕離開房子，害怕再次受到攻擊，害怕會引發令人頹廢的回憶的那種氣味和相關的東西。

在她和我同事的第一次談話中，碧翠絲同意每天早上起床，洗個澡，整理床鋪，然後一邊看電視休息，一邊坐在客廳裡的健身腳踏車上運動15分鐘。碧翠絲就像過去的我那樣並沒有否認自己的創傷。她能夠談論過去，並理智地處理它，也沒有為自己被打斷的生活感到悲傷。隨著時間的推移，在健身腳踏車上，碧翠絲學會了心無雜念地坐著，相信悲傷不是一種疾病（儘管它感覺起來像一種疾病），並明白我們通過吃東西、喝酒或其他強迫性行為麻痺自己的感覺，只是在延長自己的痛苦。起初，每天在健身腳踏車上的15分鐘裡，碧翠絲不踩踏板。她只是坐在那裡，坐了一兩分鐘就會哭起來。她一直哭到計時器響起。幾個星期過去了，她在腳踏車上花了更長的時間——20分鐘，然後25分鐘。當她坐了30分鐘的時候，她開始移動踏板。漸漸地，一天又一天，她騎著腳踏車慢慢地進入了身體疼痛的深處。

當我遇到碧翠絲的時候，她已經為她的康復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對她的悲傷做了治療之後，她的沮喪和焦慮減輕了。她感覺好多了。但聽了我在社群中心活動的演講後，她想知道她是否還能做更多的事情來從創傷的痛苦中解脫出來。寬恕的可能性已經紮根。

我告訴她：「寬恕並不是原諒你的性騷擾者對你的所作所為，而是你原諒了受傷害的那部分你，並放棄了所有的責備。如果你願意，我可以幫助你走向自由。就像過橋一樣，往下看很嚇人，但我會和你在一起。你覺得怎麼樣？你想繼續嗎？」

她棕色的眼睛裡閃爍著微光。她點了點頭。

在她開始與我治療幾個月後，碧翠絲已經準備好帶我走進她的內心世界，講述在她父親的書房裡發生的事情，她就是在那裡被性騷擾的。這是治療過程中一個非常脆弱的階段。在心理學和神經學領域發生過一場持續的辯論，關於一個病人在內心重新經歷一次創傷，或者親身回到事故現場，是有好處還是壞處。當接受訓練時，我學會了使用催眠來幫助倖存者重新體驗創傷事件，以避免被內心所綁架。近年來，研究表明，讓一個人在精神上回到創傷經歷中可能是危險的——在心理上重新體驗一次痛苦的事情，實際上會讓倖存者又一次遭受新的精神創傷。例如，在「9·11」世貿中心襲擊事件後，人們發現，在電視上看著世貿大廈倒塌的次數越多，他們多年後遭受的創傷就越大。反覆經歷過去的事件只能強化，而不是釋放恐懼和痛苦的感覺。在我的實踐和自身體驗中，我看得出精神上重新體驗創傷事件的有效性，但它必須在絕對安全的環境下，並有一個訓練有素的專業人員，可以讓病人控制他或她停留在過去的時間和深度。即便如此，這也不是所有患者或治療師都適合做的。

對碧翠絲來說，這對她的康復至關重要。她需要得到允許，去感受虐待發生時和此後30年裡沒有被允許去感受的東西，讓她自己從創傷中解脫出來。在她能體驗到這些感覺之前，它們會不斷地強烈要求得到她的注意。她越是試圖壓抑它們，它們就越強烈地乞求她的關注，面對它們會變得越可怕。在幾個星期的時間裡，我溫柔地、緩慢地引導碧翠絲去接近那些感覺，不要被它們吞噬，僅僅把它們看成是感覺就好了。

碧翠絲在處理自己悲傷經歷的治療中學到了很多，最終她讓自己在感受到巨大的悲傷的同時，從那些把她困在床上的壓抑、壓力和恐懼中解脫了出來。但她還沒有意識到要對過去感到憤怒。沒有憤怒就沒有寬恕。

碧翠絲描述了那個小房間，當她父親的朋友關上房門時，門所發出吱吱的響聲，他會讓她拉上黑色格子窗簾。我看著她的肢體語言，隨時準備著在她陷入困境時把她帶回岸邊。

碧翠絲想到關上了父親書房裡的窗簾時，身子變得僵硬起來。她把自己和襲擊者都關在那個房間裡了。

「在那兒停下，親愛的。」我說。

她嘆了口氣，依然閉著眼睛。

「房間裡有椅子嗎？」

她點了點頭。

「它是什麼樣的？」

「是一張鐵鏽色的扶手椅。」

「我要你把你父親放到椅子上。」

她的臉都扭曲了。

「你能看見他坐在那兒嗎？」

「是的。」

「他長得什麼樣？」

「他戴著眼鏡，正在看報紙。」

「他穿著什麼樣的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