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後一次見到維克多·弗蘭克爾是在1983年的雷根斯堡（regensburg）意義治療法第三次世界大會上。他快80歲了，我是56歲。很多時候，我還是那個在埃爾帕索演講廳把一本平裝書放進包裡時都陷入慌亂的那個人。我仍然說著帶著濃重口音的英語，有病理性重現，還會夢到痛苦的畫面併為過去的失去而悲傷。但我不再覺得自己是任何事情的受害者。我覺得要將深深的愛和感激之情獻給我的兩個解放者：在貢斯基興把我從一堆屍體里拉出來的美國兵，還有維克多，他允許我不再隱藏，幫我找到講述我的經歷的語言，幫助我應對我的痛苦。通過他的教導和友誼，我在我的痛苦中發現了一個目標，一種意義感，它不僅幫助我與過去和平相處，同時我的不斷嘗試中還顯現出了一種珍貴的、值得分享的東西：一條通往自由的道路。會議的最後一晚，我們一起跳舞。我們在那兒，兩個上了年紀的舞者。兩個人享受著神聖的禮物。兩個倖存者已經學會了成長，學會了自由。

我與維克多·弗蘭克爾數十年的友誼，以及我與所有治療過的病人，包括文章裡所描述過的那些病人，都給了我同樣重要的一課，那就是我在奧斯維辛集中營裡學習到的：我們痛苦的經歷不是債務，而是一份禮物。它們給了我們新的視角和意義，讓我們有機會找到自己獨特的目標和力量。

療愈並沒有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模板，但有一些步驟是可以學習和練習的，每個人都可以以自己的方式將它們編織在一起，在自由之舞中漫步。

我跳舞的第一步是對自己的感情負責。停止壓抑和迴避他們，停止責怪貝拉或其他人，像接受自己一樣接受他們。這也是上尉傑森·福勒康復過程中至關重要的一步。和我一樣，他也習慣於切斷自己的感情，逃避感情，直到問題發展到足以控制他，使他無路可走。我告訴他，逃避感情是無法避免痛苦的。他必須承擔起經歷痛苦的責任——並最終將它們安全地表達出來——然後讓它們離開。

在治療的最初幾周，我教他一個管理情緒的準則：注意、接受、檢查、保持。當他開始有被壓垮的感覺時，控制這種感覺的第一個動作就是注意——並承認——自己正在有一種感覺。他可以對自己說：啊哈！我又來了。這是憤怒。這是嫉妒。這是悲傷（我的榮格治療師教我一件讓我覺得很舒服的事——雖然感覺人類情感的色彩是無限的，但事實上，每一種情感的變化，就像每一種顏色一樣，都來自一些基本的情感：悲傷、瘋狂、高興、害怕。對於那些只學習情感詞彙的人來說，就像我一樣，只學習識別這四種情感並不那麼困難）。

一旦他能說出自己的感覺，傑森就需要接受這些感覺是他自己的。雖然這些感覺可能是由別人的行為或言語引發的，但它們是他的。抨擊別人不會讓這些感覺離開。

然後，一旦他有這種感覺，他就會檢查他的身體反應。我熱嗎？冷嗎？我的心跳加速了嗎？我的呼吸怎麼樣？我還好嗎？

體會這種感覺，以及它在自己體內的運動方式，會幫助他一直保持這種感覺，直到它消失或改變。他不需要掩飾，用藥，或逃避他的感覺。他可以選擇感受它們。他們只是感覺而已。他可以接受它們，忍受它們，和它們待在一起——因為它們是暫時的。

一旦傑森更善於感受自己的情緒，我們就會練習如何回應，而不是強烈的反應。傑森已經學會過著像在高壓鍋裡一樣的生活。他緊緊地控制著自己，直到情緒爆發。我幫助他學會讓自己更像一個茶壺，去釋放蒸汽。有時他來講習會，我就問他感覺怎麼樣，他會說，「我有想尖叫的感覺。」我說：「好吧！讓我們尖叫吧。讓我們把它都叫出來，這樣你才不會生病。」

當傑森學會接受和麵對自己的感受時，他也開始意識到，在很多方面，他在現在這個家庭里正在重新制造他童年時的恐懼、壓抑和暴力。他從一個虐待他的父親那裡學來的控制自己感情的需要已經轉化為控制他的妻子和孩子的需要了。

有時候，我們的治療不但幫助我們修復與伴侶的關係，而且會讓另一個人釋放來完成他或她自己的成長。和他一起做了幾個月的夫妻諮詢後，傑森的妻子告訴他，她準備離開他了。傑森感到震驚和憤怒。我擔心失敗的婚姻給他帶來的悲傷會影響他對待孩子的方式。起初，傑森懷恨在心，想要爭取完整的監護權，但他能夠改變自己孤注一擲的心態，和妻子達成了一項共享監護權的協議。他能夠修復和培養與他的孩子們——那些激勵他放下槍的人的關係。他結束了遺傳性的暴力傾向。

一旦我們認識到並對自己的感覺負責，我們就能學會認識並對自己在塑造人際關係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負責。正如我在我的婚姻和我與孩子的關係中學到的，證明我們自由的理由之一是我們如何與所愛的人相處。這是我在工作中經常遇到的問題。

我遇見君（jun）的那天早上，他穿著平整的褲子和一件紐扣襯衫。玲（ling）穿著剪裁完美的裙子和短外套走進了我的房間，她的妝容精緻，頭髮也經過精心梳理。君坐在沙發的一頭，他的眼睛掃視著我辦公室牆上鑲著鏡框的文憑和照片，看遍了除玲之外的所有地方。她挺直著，坐在沙發邊上，看著我。「這就是問題所在，我丈夫喝得太多了。」她直截了當地說。

君的臉通紅。他似乎想說些什麼，但他還是保持默默無言。

「它必須要停止。」玲說。

我問「它」是什麼。她發現哪些行為是如此令人反感？

根據玲所陳述的，在過去的一兩年裡，君喝酒的頻率已經從偶爾晚上或週末變成了每天的例行公事。他是一所大學的教授，在回家之前，就到校園附近的一個酒吧裡開始喝威士忌。在家裡，他依然一杯接一杯地繼續喝。當他們和兩個孩子坐下來吃飯的時候，他的眼睛帶著一點點呆滯，聲音也有點大，講著下流的笑話。玲感到很孤單，帶領孩子們完成清理和安排就寢的責任重重地壓在她的肩膀上。當準備睡覺的時候，她憋著滿肚子的怨氣。當我問起他們的性生活時，玲的臉都紅了，她告訴我，君過去在他們上床睡覺的時候會主動提出發生性關係，但是她常常因為太難過而無法給他回應。現在他通常在沙發上睡覺。

「還沒完，他摔盤子是因為他喝醉了。」她說。她在列舉所有的證據：他回家晚、忘記了我告訴他的事情，還醉酒駕駛。他這樣是會出事的，我怎麼能相信他可以開車接送孩子們呢？

當玲說話的時候，君好像消失了。他的眼睛低下來望著膝蓋。他看上去很受傷，很冷淡，很慚愧，也很生氣，他的敵意是發自內心的。我詢問君他對他們日常生活的看法。

「我對孩子們總是很負責，她沒有權利指責我把孩子們置於危險之中。」他說。

「你和玲的關係怎麼樣？你覺得你的婚姻如何？」

他聳了聳肩。「所以我來這裡了。」他說。

「我注意到在沙發上你們之間有一大塊空隙。這準確地表明你們之間有著巨大的鴻溝，對嗎？」

玲抓住了她的錢包。

「這是準確的。」君說。

「是因為他喝酒！造成了這段距離。」玲插嘴說。

「聽起來是很多憤怒把你們分開。」玲看了看她的丈夫，然後點點頭。

我看到很多情侶都被困在同一種舞步上。她嘮叨，他喝酒。他喝酒，她嘮叨。這就是他們選擇的舞蹈編排。但是如果其中一個改變了步驟呢？「我想知道如果君停止喝酒，你們的婚姻就可以被挽救了嗎？」我開始說。

君緊緊地合著下巴。玲卻鬆開了她的錢包。「沒錯，這就是他需要做的事情。」她說。

「如果君真的停止喝酒，那會發生什麼事情呢？」我問。

我告訴他們我認識的另外一對夫婦，丈夫也是個酒鬼。有一天，他受夠了，不想再喝酒了，想尋求幫助。他認為康復治療是最好的選擇，於是他開始努力戒酒。這正是他妻子一直祈禱的事情，他們都希望他的清醒能解決他們所有的問題。但隨著他的康復，他們的婚姻每況愈下。當妻子到康復中心時，憤怒和痛苦的情感就會立即浮現出來。她忍不住要羅列過去的事情：還記得五年前，你回到家，把我最喜歡的地毯都吐了？上次你毀了我們的週年紀念派對？她忍不住要背誦一大串他犯過的錯誤，他怎樣傷害她，怎樣使她失望。她丈夫越好，她就越糟。他越覺得自己更強大，酒癮小了，不再為自己感到慚愧，也更瞭解自己，更能融入自己的生活和人際關係，她的脾氣卻越來越大。他不喝酒了，但她不能擺脫對他的批評和責備。

我稱之為蹺蹺板原理。一個人向上，一個人向下。很多婚姻和關係都是建立在這個模式上的。兩個人達成了一份沒有說出口的協議：其中一個飾演好的角色，另一個就飾演壞的角色。整個系統依賴於人的不完美。「壞」的伴侶可以獲得免費通行證來測試所有的限制；「好」的伴侶會說，看我多無私啊！看我多有耐心！看看我所忍受的一切！

但如果關係中的「壞」的一方厭倦了這個角色，會發生什麼呢？如果他嘗試另一個角色呢？那麼，在這段關係中的「好」的那個人地位就不再穩固了。她得提醒他，他有多壞，這樣她才能保住她的地位。或者她可能會變「壞」——充滿敵意和發脾氣，這樣即使換了位置，他們仍然可以讓蹺蹺板保持平衡。無論如何，指責是保持兩邊連線的關鍵。

在很多情況下，別人的行為確實會導致我們的不適和不快。我並不是說我們應該對傷害性或破壞性的行為感到滿意。但是隻要我們讓另一個人為我們自己的幸福負責，那我們仍然是受害者。如果玲說：「只有君不喝酒，我才能快樂和平靜下來。」她的生活就容易充滿悲傷和不安。她的幸福將永遠是遠離災難的一個酒瓶或一口酒。同樣地，如果君說：「我喝酒的唯一原因是玲太嘮叨，太挑剔了」，他就放棄了所有選擇的自由，不再為他自己著想，變成了玲的傀儡。他可能會暫時緩解她的嘮叨，保護自己不受她的不友善的傷害，但他不會得到自由的。

我們不開心，通常是因為我們承擔了太多的責任或者太少的責任。我們可能會變得好鬥（為別人選擇），或者消極（讓別人為我們選擇），或者消極性攻擊（通過阻止別人實現他們的目標，來為別人做選擇），而不是堅定而自信，頭腦清晰地為自己選擇。其實，我也不得不承認我曾經對貝拉有過消極性攻擊。他很守時，對他來說準時是非常重要的。但當我對他生氣的時候，我會在離開家的時候想辦法拖延時間，故意慢下來，故意遲到，刁難他。他越希望準時到達，我就偏不讓他得逞。

我告訴玲和君，他們為自己不快樂而互相指責，是在逃避讓自己快樂的責任。表面上看，他們似乎都非常自信——玲總是干預君的事情。君愛做他想做的，而不願意做玲希望他做的——他們都是避免誠實地表達「我想」或「我是」方面的專家。玲用的詞語是「我想要」——「我想讓我的丈夫停止喝酒」。她為其他人而想要某樣東西，但並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而君可以說他喝酒是玲的過錯，藉以解釋他的喝酒是合理的，用來對抗她的過度期望和批評，維護自己。但如果你放棄了自己選擇的權力，那麼你就同意成為一個受害者——和一個囚犯。

猶太人的著作《哈加達》（haggadah），講述了埃及奴隸解放的故事，並教猶太人過逾越節家宴時如何祈禱以及相關的儀式——特殊的逾越節的筵席儀式。按照傳統，一個家庭的最年輕成員通常會問四個問題——能在我童年的逾越節家宴期間提問是我的榮幸。在我提出問題的前一天晚上，我會和我的父母一起在家裡度過。在我的治療實踐中，關於這四個問題我有自己的版本，這四個問題是在多年前，在幾位同事的幫助下提出的，當時我們就新病人如何開始治療在分享策略。這些也是我現在要求玲和君書面回答的問題，這樣他們就可以從受害者的身份中解放出來。

1.你想要什麼？

這是一個看似簡單的問題。這比我們有意識地瞭解自己並傾聽自己，與自己的慾望保持一致要困難得多。當我們回答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們會說我們想為別人做什麼嗎？我提醒玲和君，他們需要自己回答這個問題。如果說我想讓君停止喝酒或我想讓玲停止嘮叨，就是在迴避這個問題。

2.誰需要它？

這是我們的責任，也是我們的奮鬥目標：理解自己的期望，而不是努力滿足別人對我們的期望。我父親成為了一名裁縫，因為他的父親不允許他成為一名醫生。我的父親很擅長他的職業，因此受到稱讚和嘉獎——但他從來都不想做這個職業，總是為自己未實現的夢想感到後悔。為我們真實的自我服務是我們的責任。有時這意味著需要放棄取悅他人，放棄我們對他人認可的需要。

3.你打算怎麼做？

我相信正面思維的力量——但是改變和自由也需要積極的行動。任何實踐過的東西，我們在那方面都會有長進。如果用憤怒來解決問題，我們就會得到更多的憤怒。如果我們感到恐懼，就會有更多令我們恐懼的事發生。在許多情況下，我們實際上非常努力地工作，以確保我們不出差錯。改變是指注意到某些東西已經不再起作用，而選擇跳出熟悉的禁錮模式。

4.什麼時候？

在我媽媽最喜歡的書《亂世佳人》中，當斯嘉麗·奧哈拉（scarletto’hara）遇到困難時會說：「我明天再想……畢竟，明天又是新的一天。」如果我們要進步而不是在原地兜圈，現在是時候要採取行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