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無法想象在去地獄的路上沒有瑪格達的陪伴會是怎樣。「今晚請飛到克拉科夫（kraków）吧，跟我一起回奧斯維辛集中營。」第二天早上，我在祖·吐爾根酒店（hotelzumturken）的大廳裡打電話給瑪格達，向她乞求道。

沒有她我將活不下去。除非她在我身邊，牽著我的手，否則我現在回到監獄就沒法活下去。我知道不可能再回到過去，不可能再做回以前的自己，不可能再擁抱母親，哪怕只是一次。沒有什麼能改變過去，改變我的現在，改變父母的遭遇和對我造成的傷害。不可能再回到從前，我知道這一點。但我不能忽視這樣一種感覺：在我以前的監獄裡，有些東西一直在等著我，讓我發現和彌補失落已久的部分。

「你以為我是哪種瘋狂的被虐狂嗎？天啊！為什麼要回去？為什麼要這樣做？」瑪格達說。

這是一個公平的問題，我是在懲罰自己嗎？在揭開自己的傷疤嗎？也許我會後悔的。但我想如果我不回去，我會更後悔。無論我用哪種方法去說服她，都被拒絕了。瑪格達選擇了永遠不再回去那裡，我尊重她的意願。但我會做出不一樣的選擇。

在歐洲的時候，貝拉和我收到了瑪麗安娜在哥本哈根的寄宿家庭的邀請。我們將按計劃從貝希特斯加登出發繼續我們的路程。

我們去薩爾茨堡（salzburg），參觀在羅馬教堂廢墟上建造的大教堂。它已經被重建了三次。我們知道最近一次是在戰爭期間，被一顆炸彈炸燬了中央穹頂後重建的。目前已經看不出任何曾經遭受破壞的痕跡了。「跟我們一樣。」貝拉拉著我的手說。

從薩爾茨堡出發，沿著瑪格達和我在重獲自由前跟隨著囚犯隊伍走過的路，前往維也納。我看到路兩旁的溝渠，想象著曾經看到過的情景，裡面的屍體多得都溢位來了。我看著被夏天的青草覆蓋著的溝渠，就像當年的樣子。我知道過去不會玷汙現在，現在也不會抹殺過去。時間是媒介，時間是我們旅行的軌道。火車經過林茲（linz），再經過韋爾斯（wels）。我就是那個背部受傷，重新學寫大寫字母g，又重新學會了跳舞的女孩。

我們在維也納過夜，那裡離羅斯柴爾德醫院（rothschildhospital）不遠，當年我們第一次住在那裡，等待我們的赴美簽證。我後來瞭解到，我的導師維克多·弗蘭克爾（viktorfrankl）在戰前就是那間醫院的神經科主任。第二天早上，我們上了另一列向北的火車。

我想貝拉會認為我回到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意願會慢慢減弱的。在哥本哈根（copenhagen）的第二天早上，我向朋友們詢問去波蘭大使館的路。他們就像之前瑪麗安娜警告的那樣：他們的大屠殺倖存者朋友參觀完集中營之後不久就死了。他們懇求道：「不要再傷害自己了。」貝拉看起來也很擔心。我提醒他：「希特勒沒贏。」

我認為選擇回去已經是最大的障礙了。而通過波蘭大使館，貝拉和我瞭解到波蘭各地都爆發了工人暴動，大使館已經停止向西方人發放旅行簽證。貝拉本來準備安慰一下我的，但被我趕走了。我感覺有一股像當初在普雷紹夫，牽引著我拿著鑽石戒指走向監獄的監獄長的力量；在維也納，通過妹夫假扮成我的丈夫完成了體檢官體檢要求的力量。在我的生命當中以及整個治療過程中，我所經歷的一切讓我堅信，現在不再有任何可以阻擋我的障礙了。

「我是大屠殺的倖存者，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囚犯。我的父母和祖父母死都在那裡。我一直在為生存奮鬥。請不要再讓我在失望中等待了。」我告訴大使館的工作人員。我沒注意的是，在這一年裡，波蘭和美國的關係會如此惡化，在接下來的十年裡，兩國一直處於冷戰狀態，這實際上是我們一起去奧斯維辛集中營最後的機會了。在當時我只知道不能讓自己有後路可走。

工作人員面無表情地看了看我，離開櫃檯，又回來了。「你的護照，享受波蘭之旅吧。」他說，並在我們藍色的美國護照中插入了有效期為一週的波蘭旅行簽證。

讓我感到害怕的時刻來臨了。在去克拉科夫的火車上，我感到自己處於煎熬之中；我正面臨著一個臨界點；我將在那裡被瓦解和灼燒，這種恐懼本身就可能把我燒成灰燼。就在這裡，就在現在。我試圖用理性去尋找其中的原因，每走一公里，我的身體就像被剝了一層皮似的。估計到達波蘭時，我將再次成為一具骷髏。我真希望自己不僅僅只剩下一副骨頭。

「我們在下一站下車，去奧斯維辛並不重要。我們回家吧。」我對貝拉說。

「伊迪絲，你會沒事的。它只是一個地方，不會傷害到你的。」他說。

我默默地待在火車上，看著火車一站一站地開過，經過柏林，再經過波茲南。我突然想起了漢斯·塞利博士（sselye），一個匈牙利人，他說過：壓力是身體對需要改變做出的反應。我們本能的反應是戰鬥或逃跑——但在奧斯維辛，我們承受的不僅僅是壓力，我們生活在痛苦之中，生死攸關，永遠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我們沒有選擇戰鬥或逃跑的權利。如果我還擊的話，就會被槍斃，如果我逃跑的話，就會觸電身亡。所以我學會了心流，學會了保持現狀，學會了讓我唯一剩下的東西繼續成長，尋找我的內心，那是納粹永遠不可能謀殺的。尋找並維繫最真實的自我。也許我沒有失去皮膚，也許我只是在伸展，擴充套件到我自己的每一個方面，包括我的現在和將來。

當我們痊癒時，我們擁抱真實和美好的自我。我有一個肥胖的病人，每次她看到鏡子中的自己或者稱重時，她會自虐地稱自己為一頭噁心的母牛。她認為丈夫對她很失望，孩子也覺得她令人尷尬，愛她的人應該面對更好的她。她首先必須愛現在的自己才能成為心目中的自己。我們坐在辦公室裡，我讓她挑選身體的一個部位——腳趾，手指，腹部，脖子，下巴——並用充滿愛意的方式描述它。它看起來像這樣，感覺像這樣，它漂亮是因為……開始時我們很尷尬，甚至很痛苦。但對她而言，與其花時間專注和心甘情願地對待自己的外表，還不如自我詆譭，後者對她來說更容易做到。我們進行得很慢很溫和。我留意到了一點微妙的變化。有一天她圍著一條漂亮的新圍巾來見我。還有一天，她做了足療。另一天，她告訴我，她打電話給她疏遠的妹妹。還有一次，她發現自己喜歡在女兒踢足球的公園裡散步。嘗試著愛自己的身體，她發現她生活得比以前快樂多了，她覺得更輕鬆了，並開始減肥。釋放始於接受。

要治癒創傷，我們就必須接受黑暗，用自己的方式穿過幽暗的山谷走向光明。我曾和一位越戰老兵一起工作，他絕望地回到家鄉，想要恢復戰前的生活，但他帶著身體上和心理上的創傷回來了：他顯得那麼無能為力，找不到工作，妻子也離開了他。當他尋求我的幫助時，已經陷入了離婚的爭吵之中，覺得自己活得不像一個男人。我給了他我所有的同情，但他被困住了，全身滿是怨恨，就像被困在流沙之中。我覺得無力幫助他擺脫困境。我越想用愛將他從絕望的深淵裡拉回來，他就越沉下去。

萬不得已，我決定嘗試催眠療法。我讓他回到返回家中失去一切之前，回到戰爭中，那時他是一名轟炸機飛行員，掌控著一切。在他的催眠狀態下，他告訴我，「在越南，我想喝多少就喝多少。我想怎麼幹就怎麼幹，我想殺多少人就殺多少人！」他滿臉通紅，尖叫著。在戰爭中，他殺的不是人，殺的是「東亞人」，就像納粹在集中營裡覺得不是殺人一樣，只是在根除一種癌症的毒瘤。戰爭給他帶來了創傷，改變了他的生活，然而他卻錯過了戰爭。在這場戰爭中，他失去了與敵人作戰時所獲得的權力優越感——超越了另一個國家，超越了另一個種族，他感覺自己是無懈可擊的。

我無條件的愛都對他一點用處都沒有，因此我允許他表達悲傷的、強大而黑暗的、沒機會再展示的那一面。我不是說他需要再次殺人才能痊癒。我的意思是，為了擺脫受害者的身份，他需要接受他的無能和他的權力喪失；他受傷和被傷害的方式；他的驕傲和恥辱。擺脫困境的唯一解藥就是真實的自我。

也許治癒不是為了抹去疤痕，甚至是為了製造疤痕。治癒就是愛惜我們的傷口。

我們到達克拉科夫時已經是下午三點左右了。我們今晚將睡在這裡，並嘗試睡著。明天我們就要乘計程車去奧斯維辛集中營了。貝拉想要遊覽舊城，而我關注的是中世紀的建築。我的腦子裡充滿了期待——一種既期待又害怕的奇怪感覺。我們在聖瑪麗教堂外停了下來，聽到喇叭播放著音樂《快點兒》，每一小時都是巔峰時刻。一群男孩互相推搡著，在我們身邊經過，大聲地用波蘭語開玩笑，但我感覺不到他們的歡樂，我只有焦慮。這些比我的孫子大一點的年輕人提醒我，下一代將很快長大。我們這一代人是否已經教會了年輕人足夠多的東西來防止另一場大屠殺的發生呢？還是我們來之不易的自由在新的仇恨之海中傾覆呢？

我有很多機會可以感化年輕人——我自己的孩子和孫子，以前的學生，我在世界各地演講的聽眾以及個別病人。在返回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前夕，我對他們的責任特別重大。我回去不僅僅是為了我自己，而是為了能夠把我的力量傳播給所有人。

我是否具備改變現狀的能力呢？我能將我的力量而不是我的損失傳遞下去嗎？傳遞的是我的愛而不是我的恨嗎？

我以前試過，法官把一名參與汽車盜竊案的14歲男孩交給了我。那個男孩穿著棕色的靴子和一件棕色的襯衫，把胳膊肘靠在我的書桌上。他說，「美國是時候再次受白人統治了。我要殺了所有的猶太人、黑人、墨西哥人和中國人。」

我聽了都想嘔吐了，強迫自己不要跑出房間。這是什麼意思？我想大喊，想搖醒那位男孩，你以為你在跟誰說話呢？我親眼看著我媽媽走進毒氣室。我是有足夠的理由教訓你。也許我的工作是要讓他走回正道上，把他的仇恨消滅在萌芽狀態，這就是上帝讓他走進我的人生道路的原因吧。我能感覺到一股正義的力量急速升起。生氣的感覺真好，生氣比害怕好多了。

但後來我聽到了來自內心的聲音：「找出你內心的偏見。」那個聲音說。「找出你內心的偏見。」

我試圖讓那個聲音安靜下來。我列出了我是一個偏執者這一概念的許多相反意見。我身無分文來到美國。我曾經和其他非裔美國工人站在一起，共同進退。我和馬丁·路德·金博士（rtinlutherkingjr.）一起為結束種族隔離遊行。但那個聲音堅持說：找出你內心的偏見。在你身上找到評價別人、給別人貼上標籤、貶低別人的人性、小看別人的部分。

這個男孩對荒謬的「美國純潔論」繼續咆哮著。我整個人都在不安地顫抖著，掙扎著想要擺動我的手指，搖晃我的拳頭，讓他為他的仇恨負責——而不是為我自己的仇恨負責。這個男孩沒有殺害我的父母，我壓抑的愛無法征服他的偏見。

我祈禱有能力以愛迎接他。我喚起了所有無私的愛的形象，想到了科裡·騰·布姆（corrietenboom），一個正直的異教徒。她和她的家人為了反抗希特勒，把數百名猶太人藏在家裡，結果自己被關進了集中營，就連她的妹妹也死在了她的懷裡。在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的所有囚犯被處決的前一天，科裡因一個筆誤而被釋放了。戰爭結束幾年後，她在營地遇到了一個最惡毒的守衛，她妹妹就是他害死的。她本可以朝他吐口水，恨死他，咒罵他。但她祈求有力量原諒他，於是她握著他的手。她說，在那一刻，前囚犯緊握著前獄警的雙手，她感到了最純潔、最深切的愛。我努力在自己的心中找到那種擁抱，那種同情，讓眼睛充滿善意。我想知道這個有種族歧視的男孩是否可以被送到我身邊，這樣我就可以學習付出無條件的愛。在這一刻我還有什麼機會？要如何做出正確的選擇才能讓我朝著愛的方向前進呢？

我有機會愛這個年輕人，僅僅是為了他，為了他獨特的存在和我們共同的人性，歡迎他說任何話，感受他的感覺，而不害怕被評判。我想起了在布利斯堡（fortbliss）暫住了一段時間的一個德國家庭，那個女孩如何爬上我的膝蓋，叫我奶奶——戰後我和瑪格達和其他獄友一起走過這個德國小鎮時，孩子們朝我們吐口水。當時我夢想著有一天德國孩子應該知道他們沒有必要去憎恨我，這個孩子小小的祝福就是我夢寐以求的答案。在我有生之年，這一天終於到來了。我想起我讀到的一項統計資料，美國白人至上主義團體的大多數成員在十歲之前就開始生活在單親家庭。他們是迷失的孩子，在尋找身份，尋找一種感覺力量的方式——感覺自己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