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我打起精神，盡我所能充滿愛意地看著這個年輕人。我說了幾個字：「告訴我多一些。」

在他第一次來訪時，我沒有多說什麼，只是認真地聆聽，但他的言語竟然引起了我的共鳴：他很像戰後的我。我們兩個都失去了父母——他被父母所忽視和遺棄，而我的父母已經死了。我們都認為自己是受到傷害的物件。通過觀察他的脆弱和他渴望歸屬感和愛，我放棄了我對他的評判，不會要求他相信每個人都是不同的。為了能夠接受他和愛他，我允許自己超越自己的恐懼和憤怒，我可以給他一些他的棕色襯衫和棕色靴子不能給到他的——一個展示自己價值的真正形象。那天他離開我的辦公室時，他依然對我的故事一無所知。但他看到了仇恨和偏見之外的另一種選擇，不再談論殺戮，並對我露出了溫柔的微笑。我已經承擔了責任，我沒有讓敵意和責備持續下去，我沒有向仇恨低頭，沒有說：你對我太過分了。

現在，在我回到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前夕，我提醒自己，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阿道夫·希特勒和一個科裡·騰·布姆。我們有能力去恨，也有能力去愛。我們達到哪一個目標——我們內心的希特勒，還是內心的騰·布姆，取決於我們自己。

早上，我們僱了一輛計程車送我們去奧斯維辛集中營。在車上，貝拉和司機閒聊他的家庭和孩子。我看著當年沒見過的景色，當我16歲時，一輛昏暗的牛車將我送到了奧斯維辛集中營。農場、村莊、莊稼，生活還在繼續，就像我們被囚禁在那裡時，生活就在我們身邊。

司機讓我們下了車，貝拉和我又孤單地站在以前的監獄前。鍛鐵招牌上隱隱約約可以看到：勞動給人帶來自由。一想到這些話給了我父親希望，我的腿就發抖。他認為，我們會一直工作到戰爭結束。它只會持續一段時間，我們就自由了。勞動給人帶來自由。這些話讓我們保持冷靜，直到毒氣室的門鎖住了我們所愛的人，直到恐慌是徒勞的。然後這些話變成了每時每刻的諷刺，因為在這裡沒有什麼可以讓你自由，死亡是唯一的解脫。因此，甚至自由的觀念也變成了另一種絕望的形式。

草長得很茂盛，到處種滿了樹。但天上的雲像是和骨頭一樣的顏色，在它們下面是人造的建築物，許多建築甚至已經成為廢墟了，卻依然是周圍的主要風景。柵欄連綿不斷。還有一大片搖搖欲墜的磚砌營房和光禿禿的長方形空地，過去的建築就坐落在這裡。荒涼的水平線條——營房、柵欄、塔——依然豎立在那裡，但已經沒有生命的跡象了。這裡就是系統性地折磨我們殘殺我們，讓我們成為數字代號的地方。然而在那地獄般的幾個月裡，這裡卻成為了我的家。有一件縈繞在我心頭的事情：我沒有看到過鳥，也沒有聽到過鳥叫的聲音。這裡沒有鳥，即使是現在。天空沒有飛翔的翅膀，沒有它們的歌聲，大地顯得更加幽深。

遊客慢慢聚集起來，我們的行程開始了。我們是八到十人的一個小組。在沉重的氣氛下，我覺得周圍是死一般的寂靜，就連呼吸幾乎都停止了。在這個地方所犯下的恐怖罪行是無法估量的。當大火燃燒的時候，我就在燃燒著的屍體的惡臭中生活、工作和睡覺，我甚至都無法思考。展覽者絞盡腦汁試圖記錄所有的數字，並把混雜堆積的東西組裝起來，向遊客們展示——從即將死去的人手中奪過來的箱子、碗、盤子和杯子，成千上萬副眼鏡堆放在一起就像一個超現實版的風滾草。還有用愛之手編織而成的嬰兒衣服，但那些嬰兒後來並未成為孩子、女人或男人。一個20米長的玻璃盒子裡裝滿了人的頭髮。據統計：每次有4700具屍體被火化，75000名波蘭人死去，21000名吉卜賽人死去，15000名蘇聯人死去。這些數字越來越多。我們可以用等式來計算——計算出超過100萬人死於奧斯維辛集中營。我們可以把這個數字加到歐洲的數千個死亡集中營裡的死者名單上，加到那些在被送去死亡集中營之前的路上就被丟棄在溝渠裡或河裡的屍體名單上。但目前還沒有一個等式能夠完全統計出由此造成的損失總額。沒有任何一種語言可以解釋這個系統性屠殺工廠的非人性行為。就在我所在的地方，有上百萬人被謀殺，是世界上最大的墓地。在數以百計、數以千計、數以萬計、數以百萬計的死者中，在所有打包好然後被迫放棄的財物中，在所有綿延數公里的圍牆和磚牆中，另一個數字若隱若現，是0。在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墓地裡，沒有一個墳墓，只有一片空地，那些火葬場和毒氣室在解放前已經被納粹匆匆摧毀，我父母死去的地方成了一片光禿禿的土地。

參觀完男子營地後，我還要去比克瑙，到囚禁女人的營地那邊，這就是我來這裡的原因。貝拉問我要不要他跟我一起去，但我搖搖頭，這最後一段旅程，我必須獨自完成。

我在入口處離開了貝拉，回到了過去。揚聲器裡播放著音樂，這是一種節日氣氛的聲音，與荒涼的環境形成鮮明的對比。「你看，」我父親說，「那不可能是一個可怕的地方。我們只會幹一點活，到戰爭完就結束了。這是暫時的，我們能挺過來。」他加入他的隊伍，向我揮手致意。我向他揮手了嗎？哦，記憶，告訴我，我在父親去世前有向他揮手。

母親挽著我的胳膊。我們肩並肩走著。「扣上你的外套。」她說，「站直。」我又回到了我一生的大部分時間裡內心都在凝視的畫面：三個穿著羊毛衫、手挽著手、飢腸轆轆的女人站在一個荒涼的院子裡。我的母親、我的姐姐和我。

四月的清晨，我穿了一件外套，我很苗條，平胸，我的頭髮盤在後面，戴著圍巾。我媽媽又罵我要站得直一點。「你是女人，不是孩子。」她說。她嘮叨是有目的的。她希望我16歲以後的每一天都能看得起自己。我的生存取決於它。

然而，在生命中，我無論如何也不會放開母親的手。衛兵指指點點，推搡著。我們在隊伍中慢慢前進。我看到門格勒就在前面，他那沉重的眼神，咧嘴笑時露出帶著縫隙的牙齒，就像一位熱心的主人在指揮隊伍。「有誰生病了？超過40了嗎？沒到14歲嗎？向左走，向左走。」他關切地問道。

這是我們最後分享著話語的機會，分享著沉默和擁抱。這次的參觀我知道已經結束了。但我還是覺得不夠。我只想讓媽媽看著我，安撫我；看著我，眼睛不要離開我。是什麼讓我一次又一次地希望拉著她的手呢？這可能就是我需要的。

現在輪到我們了。門格勒醫生抬起手指。「她是你母親還是你姐姐？」他問道。

我緊緊抓住媽媽的手，瑪格達抱著她的另一邊。雖然我們都不知道被送到左邊和右邊有什麼不同意義，但母親用直覺告訴我，我需要讓自己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大才能活著通過第一次的選拔。她的頭髮是灰色的，但她的臉和我的一樣光滑，完全可以冒充我姐姐。但我不知道哪個詞可以保護她：「母親」還是「姐姐」，一點也不知道。我只覺得我體內的每一個細胞都愛她，都需要她，她是我的母親，我的母親，我唯一的母親。所以我說了那個詞，我的餘生都在努力把這個詞從我的意識中驅逐出去，這個詞我直到今天才讓自己記住。

「母親。」我說。

這個詞一從我嘴裡說出來，我就想把它吞回到喉嚨裡去。我意識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但已經太晚了。她是你母親還是你姐姐？「姐姐，姐姐，是姐姐！」我想尖叫。門格勒把我母親指到左邊。她跟在小孩、老人、孕婦和懷抱嬰兒的母親後面。我跟著她，不會讓她離開我的視線。我開始向媽媽跑去，但門格勒抓住了我的肩膀。「你很快就會見到你母親了。」他說。他把我推到右邊，和瑪格達一起到另一邊去，保留了我的生命。

「媽媽！」我大聲喊道。我們又分開了，在記憶裡我們就像跟往常生活中一樣，但我不會讓記憶成為另一個死衚衕。「母親！」我說。我不會滿足於只看到她的後腦勺；我必須看到她滿臉的陽光。

她轉過身來看著我，在和其他死刑犯一起的隊伍長河中，她顯得那麼安靜。我感覺到了她的光彩，她的美不僅僅是普通的美，而是常常隱藏在自己的悲傷和不滿之下的美。她看見我在看著她，她笑了。那是一個小小的微笑，一個悲傷的微笑。

「我應該說‘姐姐’！」為什麼我沒說‘姐姐’呢？我多年來一直在呼喚她，請求她的原諒。這就是我回到奧斯維辛希望得到的東西。我希望能聽到她說，在我的認知內我已經盡力做得最好了，我做了正確的選擇。

但她已經不可能這麼說了，即使她說了，我也不會相信。我可以原諒納粹，但我怎麼能原諒自己呢？我願意重來一次對隊伍的選擇、每一次淋浴、每一個冰冷徹骨的夜晚、每一次致命的點名、每一次充滿燒焦味的呼吸和每一次瀕臨死亡或者想要去死。如果我能再來一次，就這一刻，或之前，我可以做出不同的選擇。我本可以對門格勒的問題給出不同的答案。我本可以拯救我母親的生命，哪怕只是一天。

我媽媽轉過身去。我看著她那灰色的外套、那柔弱的肩膀和那捲曲發亮的頭髮，頭髮的光澤從我身邊逐漸褪去。我看到她與其他婦女和兒童一起走開，走向更衣室，脫掉衣服，在那裡她會脫下裝著克拉拉胎膜的外套，在那裡他們要記住儲存衣服的掛鉤號碼，好像他們會再取回自己的衣服，外套和鞋子。我的母親會赤身裸體地和其他母親站在一起——祖母們，抱著孩子的年輕母親，還有些孩子，她們的母親被分開並送到瑪格達和我的隊伍裡。她將排好隊走下樓梯進入一個房間，牆上掛著花灑頭，越來越多的人將被推到這個房間裡，潮溼的汗水和淚水、迴盪著被嚇壞了的婦女和兒童的哭叫聲，直到被密封得沒法呼吸為止。她會注意到天花板上為守衛傾倒毒氣而設的方形小窗戶嗎？她多久才意識到自己快要死了呢？有足夠的時間想我、瑪格達和克拉拉嗎？還有我的父親嗎？有足夠長時間向她母親祈禱嗎？有足夠長的時間去為我說的那句，一秒鐘之內就把她送進了絕境的話而生氣嗎？

如果我知道母親那天會死，我會說另一句話或者什麼都不說。我本可以跟著她去洗澡，和她一起死去。我本可以做點不同的事。我本可以做得更多。我相信這一點。

然而（這「然而」像一扇門一樣敞開著），人生很容易就會變成不斷的內疚和悔恨，這首歌一直迴盪著，無法原諒自己。我們沒有過的生活很容易就成為唯一珍惜的生活。我們是多麼容易被幻想所誘惑，幻想著我們能控制一切，我們曾經控制一切。只要我們做的事或說的話可以治癒痛苦，消除痛苦，挽回損失，那麼我們所做的或所說的就有力量。我們是多麼輕易地堅持——尊重——我們認為自己可以或者應該做出的選擇。

我能拯救我的母親嗎？也許吧。我將以這種可能性度過我的餘生。我可以責備自己做了錯誤的選擇，這是我的權力。或者我能接受的一個更重要的選擇，不該是在我被飢餓和恐懼所威脅著，被狗、槍和不確定包圍著，只有16歲的時候做出的；而是我現在做的選擇。接受自我的選擇：是人性的，不完美的。而這個選擇只對自己的幸福負責任。原諒我的缺點，找回我的純真。不要再問為什麼我應該活下去。盡我所能，盡我所能服務他人，盡我所能讓父母感到光榮，確保他們不會白白地死去。盡我所能，在我有限的能力範圍內，這樣我們的後代就不會經歷我所經歷的事情。為了有用，為了被利用，為了生存，為了繁榮，我可以利用我生命的每一刻，讓世界變得更美好。最終停止逃避過去，盡一切可能補償它，然後讓它離我們而去。我可以做出我們所有人都能做出的選擇。我無法改變過去，但我可以拯救一條生命：就是我的生命。我現在就生活在這個難能可貴的時刻。

我準備離開了。我從地上拾起一塊石頭，一塊小小的、粗糙的、灰色的、不起眼的石頭。我緊緊地握著石頭。在猶太人的傳統中，我們會在墳墓上放置小石頭，以示對死者的尊敬，表示祝福。那塊石頭表明死者將繼續活著，活在我們的心中，活在我們的記憶裡。我手中的石頭象徵著我對父母永恆的愛。同時，它也是我的罪惡感和悲傷的象徵——一切巨大而可怕的東西都仍然被握在手裡。它象徵著我父母的去世、生命的終結。它也象徵著沒有發生的事情，以及新生命的誕生。我在這裡學到了耐心和同情心，不再評判自己，做出回覆而不是強烈反應的能力。這是我來到這裡所要發現的事實與和平，以及我最終能放下的一切。

我從以前的營房所在地，也是和其他五位女孩一起睡覺的木架所在地，那個我為生存而閉著眼睛表演《藍色多瑙河》的地方的泥土裡，拾起一塊石頭，對父母說：我想你們。我愛你們，永遠愛你們。

我把石頭留在了我曾經的兵營，留在了和另外五個女孩一起睡覺的木架上，我閉上眼睛，聽著《藍色多瑙河》的演奏，為我的生命跳舞。我想你，我對父母說。我愛你。我將永遠愛你。

對於這個吞噬了我的父母和許許多多同胞的巨型死亡集中營，以及仍神聖地教會我如何生活的恐怖教室，我學會了：我是受到迫害，但我不是受害者；我受傷了，但沒有被擊倒，靈魂永遠不滅，意義和目的可以來自內心深處傷痛最重的地方。我由衷地說出最後的一句話：再見，謝謝你。感謝給我生命，感謝你讓我最終有能力接受了現實的生活。

我走出從前的監獄的鐵門，走向在草地上等待我的貝拉。我眼角的餘光看見了一個穿制服的人在牌子下面來回巡邏。他是博物館保安，不是軍人。當我看到他穿著制服行走，我依然恢復到驚嚇的狀態，屏住呼吸，等待著槍聲和子彈的射擊聲。在那一瞬間，我又成了一個受驚的女孩，一個處於危險中的女孩，又是被囚禁的我了。但我呼吸著，等待著那一刻的過去。我在大衣口袋裡摸索著找那本藍色的美國護照。衛兵走到鍛鐵招牌前，轉過身，進了監獄。他必須留在這裡。他有責任留下來。但我可以離開。我自由了！

我離開了奧斯維辛集中營。我是跳著離開的！我在「勞動帶來自由」的標語下面走過。當我們意識到我們所能做的任何事情都不能讓我們自由的時候，那些話是多麼殘酷和可笑啊。但是，當我離開營房、被毀的火葬場、哨所、遊客和身後的博物館警衛時，當我在黑色的鐵質標語下面跳過走向我的丈夫時，我看到這些字閃爍著真理的光芒。工作曾給了我自由。我活了下來，這樣我就可以工作了。不是納粹所說的犧牲、飢餓、疲憊和奴役的工作，是內心的工作。學會生存和茁壯成長，學會原諒自己，幫助別人做同樣的事情。當我做這件事的時候，我就不再是任何事情的人質或囚犯。我是自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