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電話裡，戴夫·沃爾博士簡單地介紹了我的行程。600名隨軍牧師將在位於巴伐利亞山頂的沃克將軍酒店部隊休閒中心參加臨床牧關教育，我將向他們發表演講。這裡曾經是希特勒黨衛軍軍官休息和聚會的地方。貝拉和我被安排在附近的祖·吐爾根酒店（hotelzumturken）入住，該酒店是為當時的希特勒內閣和外交使者準備的。1938年，英國首相內維爾·張伯倫在此會見希特勒。他「凱旋而歸」，並宣佈自己「為我們的時代贏得了和平」。不料這只是希特勒的障眼法。這裡也是阿道夫·艾希曼（adolfeichmann）向希特勒彙報「最終方案」的地方。希特勒的故居「鷹之巢」就坐落在不遠處。

在場的都是一些康復專家。隨軍牧師將提供精神諮詢和行為康復服務。戴夫告訴我，隨軍牧師需要接受為期一年的臨床牧關教育，作為神學院課程的補充。另外，他們需接受心理學和宗教教義培訓。戴夫正帶領駐歐牧師進行為期一週的臨床心理學靜修，而我將發表主題演講。

戴夫還跟我說了很多關於牧師和他們服務計程車兵的事。他們不像我年輕時碰到計程車兵，也不像我在威廉·博蒙特（williambeaumont）接待過計程車兵。在這個相對和平的冷戰時期，他們不用親自上戰場，不用每天面對暴力場面。但他們仍然時刻保持警惕，維護和平，準備戰鬥。在冷戰時期，大多數士兵駐紮地都預置了導彈。安裝了導彈的移動發射裝置被隱藏在各個戰略陣地。軍人對無休止的戰爭威脅已經習以為常。午夜拉響的警笛可能是一場警戒演練，或者是敵人真的來了。（就像奧斯維辛集中營裡的淋浴裝置，裡面噴出的是水還是毒氣，我們不得而知）這些牧師需要滿足士兵在精神和心理上的需要，盡最大的努力阻止戰爭的全面爆發，併為一切可能發生的事情做好準備。

「他們想聽些什麼？我要說些什麼才能幫助他們呢？」我問道。

「希望，還有寬恕。如果牧師不說或者不懂這些，我們就無法勝任牧師的工作了。」戴夫說到。

「為什麼要我來說呢？」

「從神職人員或宗教學者那裡聽到的希望和寬恕是一回事。」戴夫解釋道，「而你是為數不多的人能夠在被剝奪了一切，甚至因飢餓而瀕臨死亡的時候，依然緊握希望。我從未見過像你這樣可信的人。」

一個月後，我和貝拉登上了從柏林到貝希特斯加登的火車。我覺得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可信、最沒有資格談論希望和寬恕的人。我閉上雙眼，傾聽著夢魘的聲音，那是車輪摩擦鐵軌發出的聲音。我看到了留蓄鬍子的父親，還有母親凝視的雙眼。貝拉握著我的手，他摸了摸瑪麗安娜出生時他給我的那個金手鐲。我們逃離普雷紹夫的時候，我把這個手鐲塞進了瑪麗安娜的尿布裡。我每天都戴著這個手鐲，它是勝利的象徵。我們贏了，我們沒死，並且開始了新的生活。貝拉安慰著我，手鐲滑過我的肌膚，但這些並沒有減輕我內心的恐懼。

同節車廂的一對德國夫婦與我們的年齡相仿。他們友好地把自己的糕點分給我們，那位女士還稱讚我的衣服漂亮。17歲的時候我坐在一列開往德國的火車的車頂。我身穿單薄的條紋衫，在密集的炮彈襲擊下，被迫當起了人肉盾牌，冒著生命危險保護納粹黨車廂裡的彈藥。要是他們知道這些會怎麼說呢？當我在火車頂上顫抖的時候，他們在哪裡呢？戰爭期間他們在哪裡呢？當年我們行經德國城鎮，他們是那些向我和瑪格達吐口水的孩子嗎？他們當時是希特勒青年團的成員嗎？他們還緬懷過去嗎？還是像我這樣一直矢口否認？

我內心的恐懼變成一陣陣火辣的感覺，那是憤怒。我記得瑪格達憤怒地說：戰爭結束後，我要殺死一個德國母親。她無法放下失去的東西，但她可以選擇報復。有時候我能理解她對抗的慾望，但我無法理解她復仇的慾望。我會有一種自殺的衝動，但我從沒想過要殺人。憤怒在我身上積聚，像颶風一樣聚集著力量和速度。我離他們咫尺之遙，他們可能曾經壓迫過我。我怕我會做出什麼出格的事。

「貝拉，」我低聲說，「我想我走得夠遠了。我想回家。」

「你曾經恐懼過，」他說，「接受它吧，接受它吧。」貝拉提醒我說。我也是這樣認為的：這是療傷的一個過程。你會否認那些傷害你、使你害怕的東西。你會不惜一切代價避開它，直到你找到接受它，擁抱它的方法。之後你就真正放下了。

到達貝希特斯加登後，我們坐了一輛往返巴士來到祖·吐爾根酒店，現在這裡還是一個博物館。我試著忽略那段不堪回首的歷史，抬頭仰望這座雄偉的建築和環繞四周的群山。遍佈岩石的雪山讓我想起了塔特拉山。我和貝拉第一次見面就在那裡，當時他不情願地陪我去了結核病醫院。

進了酒店，當禮賓員稱我們為埃格爾醫生和埃格爾女士時，我和貝拉哈哈大笑。

貝拉說：「是埃格爾醫生和埃格爾先生。」

這家酒店就像一臺時光機，一切都回到了從前。進入房間，彷彿回到了20世紀三四十年代——厚厚的波斯地毯，沒有電話。貝拉和我被分配到希特勒的宣傳部長約瑟夫·戈培爾（josephgoebbels）住過的房間，連床鋪、鏡子、梳妝檯還有床頭櫃都像以前一樣。我站在門口，內心無法平靜。現在我站在這裡，這意味著什麼呢？貝拉摸了摸梳妝檯還有床單，之後他走到窗前。歷史是否像抓住我的頭顱般抓住了他的頭顱呢？我握住床柱，以免跪倒在地。貝拉轉過身來看我。他眨了眨眼，哼起歌來。

這是……《希特勒和德國的春天》！這首歌是梅爾·布魯克斯（melbrooks）的電影《金牌製作人》的主題曲。德國沉浸在歡樂的海洋！

他在窗前跳起了踢踏舞，手裡彷彿拿著一根手杖。1968年《金牌製作人》上映時，我和貝拉一起去看了，就在我們離婚的前一年。我周圍的100多個人都笑了，貝拉笑得最厲害，但我卻怎麼也笑不出來。從心智上，我能理解這部作品的諷刺意味。我知道笑聲能使人振奮，能使我們渡過難關。我知道笑聲能治癒創傷。但我不能接受貝拉在此時此刻唱歌。我生他的氣，不是因為他不夠敏銳，而是因為他這麼快就擺脫了痛苦。我必須得逃離。

我一個人出去散步。酒店大堂外，有一條小路通向伯格霍夫莊園，那裡是希特勒的故居鷹巢城。我沒有走那條路，這相當於承認希特勒的家以及他的存在。我並沒有活在過去。我應該選擇另一條路，走到另一個山峰，面向無垠的天際。

我並沒有這麼做。我總是賦予一個死去的人力量，使我無法有所發現。我為什麼來德國？是要感受這種不適嗎？還是看能從過去學到點什麼？

我沿著礫石小路一直走。懸崖邊上有一座不起眼的房子，那曾經是希特勒的府邸。現在房子只剩下一堵破舊的擋土牆，上面爬滿了青苔、瓦礫，還有從地下探出的管子。我俯瞰山谷（我想希特勒當年也是這樣做的）。希特勒的房子沒了，美國大兵在戰爭的最後幾天把它夷為平地。在此之前，他們把希特勒的葡萄酒和干邑洗劫一空。他們坐在陽臺上，舉杯痛飲，任由濃煙和火焰吞噬著身後的房子。房子沒了，但希特勒呢？我還能感覺他的存在嗎？我想知道自己有沒有噁心，有沒有一種不寒而慄的感覺。我試圖傾聽他的聲音，讓人回憶起的仇恨，還有罪惡無情的召喚。但我什麼也沒聽到。我抬頭看向山頂。在環繞的群山之巔，初春的融雪正化成涓涓細流，滋潤著野花。我走在希特勒曾經走過的路上，但他已經不在了，而我在這裡。這個春天不屬於希特勒，它屬於我。厚厚的積雪已經消融，死寂的冬天已經過去。植物冒出了新芽，急流洶湧澎湃。在我內心深處，總有一種鑽心的痛，而現如今，另一種感覺正在萌生。冰封已久的大雪終於開始融化了。奔湧而下的雪水似乎在訴說，而我的心也在訴說。「我還活著，」潺潺的溪流說到，「我成功了」。我的心裡有一首凱歌，一點點地從我的心中、口中躍出，在天地間迴盪。

「我放過你！我放過你！」我對著心中的悲傷喊道。

第二天早上，我發表主題演講時對牧師們說：「temporamutantur，etnosmutamurinillis（我們要與時俱進）。這是我小時候學的一句拉丁語。時代在變，我們也在變。我們總是在成長。」我邀請他們和我一起回到40年前，回到這個山村（也許就是這個房子）。當時，15個高學歷的人在思考一個問題：這個烤爐可以放進多少個同胞。「人類歷史就是一部戰爭史，」我說，「那裡有殘酷，有暴力，有仇恨。但人類從未像現在這樣如此科學、系統地殘殺同胞。我在希特勒恐怖的死亡集中營劫後餘生。昨晚我睡在約瑟夫·戈培爾的床上。人們問我，你是如何學會忘記過去的？忘記？忘記？！我並沒有忘記過去。每次毆打，每次轟炸，每個選擇，每次死亡，每一縷直衝雲霄的濃煙，每個我以為是終點的恐懼瞬間。這些都活在我的記憶裡，活在我的噩夢裡。過去並沒有過去。我無法忘卻，或者刪除這段記憶。它在我心中永存。它給了我不一樣的視角：我活著是為了看到解放，因為我的內心充滿了希望。我活著是為了看到自由，因為我學會了寬恕。」

我告訴他們，怨恨和報復很容易，但寬恕從來不容易。我給他們講了我那些倖存的同伴，還有我在以色列遇到的勇敢的人們。提起寬恕，他們總是很痛苦。他們認為寬恕就是容忍，就是忘記。為什麼要忘記呢？這難道不是讓惡貫滿盈的希特勒脫身嗎？

我談到了我的好朋友拉里·格萊斯頓，也談到了他在戰後數十年裡第一次坦白自己的過去。在我離婚期間，我一度為錢而煩惱。知道這件事後，他打電話給我。他說他認識一位受理二戰倖存者賠款案件的律師。他鼓勵我這個倖存者勇敢地站出來，爭取屬於自己的東西。這無疑是很多人的選擇，但我不能這樣做。我感覺這些錢沾滿了鮮血，彷彿我父母的人頭成了明碼標價的商品。這就好像與那些試圖毀滅我們的人鎖在一起。

把自己禁錮在過去的痛苦中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從好的方面來說，報復是無意義的。它無法改變曾加諸在我們身上的事，無法抹去那些錯誤給我們帶來的痛苦，也無法讓死者復活。從壞的方面來說，報復使人在仇恨的泥沼中無法自拔。它會讓仇恨一直迴圈往復，沒有終點。當我們尋求復仇時，即使是非暴力的復仇，也會使我們在原地轉圈，無法前進。

我甚至覺得，昨天我來到這兒本身就是一種報復，一種因果報應，一種傷痕的沉澱。之後我從伯格霍夫的山崖向下俯瞰，我忽然醒悟，報復是不會讓人得到自由的，所以，我今天站在希特勒故居的這塊土地上，原諒了他。這和希特勒無關。這是我為自己做的，我曾經放逐自己，任由自己從心理上到精神上被希特勒禁錮。只要我被憤怒主宰，我就被他禁錮住了，被禁錮在受盡苦難的過去和自己的悲傷中。原諒是對已發生和未發生的事情感到悲痛的同時，放棄對過去的執念，去接受現在和過去的生活。我並不是說接受希特勒對600萬民眾的屠殺，只是事情既然已經發生了，我不想讓已發生的事實再摧毀了我拼盡全力抓住的生活。

牧師們站了起來，發出雷鳴般熱烈的掌聲。我站在舞臺的燈光中，從未如此開心，如此自由。我從不知道原諒希特勒不是最難做的事情，最難原諒的人是我仍然要面對的那個人：我自己。

在貝希特斯加登的最後一晚，我難以入眠，頭腦清醒地躺在戈培爾的床上。從門縫裡透出一縷光，讓我能看見舊牆紙上的葡萄藤纏繞著。時間在變，人也在變。如果我在改變，那麼我會變成什麼樣？

我在不確定中繼續清醒著，試圖開啟自己的思緒，讓直覺說話。不知為何，我想到了我聽過的一個故事，是關於一個很有才的猶太男孩，一個藝術家。有人告訴他可以去維也納的藝術學校學習，但是他沒有路費。他一路從捷克斯洛伐克走到維也納，卻僅僅因為他是猶太人，就連考試的資格都沒有。他祈求道，他走了這麼遠，能不能起碼讓他參加考試？最後他們讓他參加了，並且他也通過了考試。他非常有才華，儘管是猶太人血統，還是被錄取了。而當時坐在他旁邊考試的男孩就是阿道夫·希特勒，他並沒有被錄取，這個猶太男孩卻被錄取了。這個男孩後來離開歐洲定居在洛杉磯，他一生都生活在內疚中，他認為如果希特勒沒有經歷這次失敗，沒有敗給一個猶太人，或許他就不會把猶太人當替罪羊而趕盡殺絕了。就像被虐待或者父母離異的孩子一樣，我們總是會找到一個理由去責怪自己。

這樣的自責在傷害我們自己的同時也在傷害他人。我記得一年還是幾年前有一個病人，我給他和他的家人做過短暫的治療。他們坐在我的面前，就像是一堆被丟棄的遊戲拼圖碎片一樣：穿著華麗制服的上校表情讓人害怕；金髮碧眼的妻子很安靜，瘦得鎖骨都從白色襯衫中戳出來；女兒大概十幾歲，染過的黑髮亂蓬蓬的像個鳥窩，並畫了黑色的眼線；兒子八歲，在靜靜地看一本擺在膝蓋上的漫畫書。

上校指著她的女兒說道：「看看她，一團糟，她是個癮君子，不遵守規則。她跟媽媽頂嘴，讓她回家也不回，簡直沒法再和她住在一起了。」

「我們聽過你的說辭了，現在聽聽利亞怎麼說。」我說道。

彷彿是為了配合她父親的控訴一般，利亞開始講述她的週末。她在一個派對上和她的男朋友發生了關係，那裡有未成年人在喝酒，她還吸了大麻，在那待了一整夜。她把細節都列舉出來，彷彿很開心。

她的媽媽眨了眨眼，啃咬著整齊的指甲，而他的爸爸臉漲得通紅，從旁邊的椅子上站了起來，居高臨下地看著她，晃著拳頭。「看到了吧，簡直難以容忍。」他咆哮道。女孩子看到的是父親的憤怒，我卻覺得他心臟病都要發作了。

「你看吧，我也是受不了了。」利亞轉了轉眼珠子，說道：「他壓根就不打算理解我，他從來不聽我說什麼，只是讓我聽他的。」

她的弟弟更用力地盯著漫畫書，彷彿這樣就能讓自己遠離家庭的戰爭，進入精彩的書本世界裡。在書中，善就是善，惡就是惡，界限分明，好人最終總是會贏。他是家裡話最少的一個，但是我感覺到他會有最重要的話說。

我告訴這對父母，我將和他們度過接下來的時間，並讓孩子們離開房間。我將利亞和弟弟帶到隔壁辦公室，給了他們畫紙和筆，並安排了一項任務，這個任務應該可以幫他們釋放剛才跟父母在一起的緊張情緒。我讓他們畫一幅關於他們家庭的畫，但是不要畫人。

我回到這對父母的房間。上校正在對他的妻子大喊大叫。他的妻子看起來很消瘦，快飄起來了，我懷疑她有早期飲食障礙。如果我直接問她一個問題，她總是會聽從丈夫的。每個家庭成員都把自己封閉起來。從他們的相互指責和自我隱藏中，我能感覺到他們內心的痛苦。但是在試圖讓他們接近痛苦的根源時，簡直就像是讓他們互相開火或者更加疏遠。

「我們剛剛談過孩子們的情況了，」我打斷上校說道，「那麼你的情況怎樣？」

利亞的媽媽看向我，她的父親冷冷地看了我一眼。

「作為父母，你的目標是什麼？」

「教他們如何在這個世界變成強者。」上校說道。

「請問你做得怎樣了呢？」

「我的女兒是個蕩婦，兒子是個膽小鬼。你覺得呢？」

「我看到了，你女兒的行為讓你驚慌。那麼你的兒子呢，他怎麼讓你失望了？」

「他太弱了，很容易退讓。」

「舉個例子。」

「當我們一起玩籃球時，他總是輸不起。他根本不想去贏，只是走開而已。」

「他是個男孩子，比你小得多，如果你讓他贏呢？」

「這能教會他什麼？難道世界會因為你軟弱就讓著你嗎？」

「教孩子的方式有很多，你可以輕輕推動一下，讓他走得更遠，施展他的能力，而不是踢他一腳。」

上校冷冷地哼了一聲。

「你希望在孩子們的心目中你是怎樣的父親？」

「主宰者。」

「像個英雄或者領導者？」

他點點頭。

「那麼你覺得事實上孩子們是怎麼看你的呢？」

「他們覺得我是個該死的娘兒們。」

之後我把這一家人叫到一起，讓孩子們展示他們畫的家庭畫像。利亞在紙的正中央畫了一個正在炸開的巨大炸彈。她的弟弟則畫了一隻惡狠狠的獅子和三隻瑟瑟發抖的小老鼠。

上校的臉又一次漲紅了。他的妻子則低頭看著自己的膝蓋。他看著天花板，張口結舌。

「告訴我你現在是怎麼想的？」

「我搞砸了這個家，不是嗎？」

我幾乎以為再也不會見到上校或者他的家人了，但是沒想到一個星期後他邀請我參加了一個私人聚會。我讓他說說看到孩子們的畫感覺怎樣。

「如果我的孩子們連我都怕，那他們如何在這個世界上自處？」

「你為什麼會覺得他們保護不了自己呢？」

「利亞無法拒絕男孩子和毒品。路比面對欺凌不敢反抗。」

「那麼你呢，你能保護自己嗎？」

他挺起胸膛，讓獎章在陽光下閃閃發光。「這就是我能保護自己的證據。」

「我不是說在戰場上，我是說在家裡。」

「我覺得你不理解我現在的壓力。」

「怎樣才能讓你覺得安全？」

「不是安全的問題，如果我不去管理，就會有人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