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你所感受到的安全嗎？在你的守護中就不再害怕有人受傷？」

「這不是害怕。」

「告訴我你是怎麼想的。」

「我想你不會願意聽。」

「這不用你擔心。」

「你不會懂的。」

「是的，沒有人會對另外一個人完全感同身受。但是我可以告訴你，我也曾經被囚禁在戰爭的牢籠裡。不管你告訴我什麼，我可能都聽過，甚至親眼見過更壞的場景。」

「在軍隊中，不是殺人就是被殺。所以當我收到命令時，我並不會質疑。」

「你接到命令時人在哪兒？」

「維也納。」

「在家裡還是外面？」

「在空軍基地，我的辦公室裡。」

當他把我帶入到過去時，我審視著他的肢體語言。我注意著他的精神，他激動的樣子，然後發現我們談得太遠太快了。他閉上眼睛，看起來像是陷入了沉思。

「你當時是坐著還是站著？」

「接到電話時我是坐著的，但是我很快就站了起來。」

「誰的電話？」

「我的長官。」

「他說了什麼？」

「他將我的兵安排進樹叢，參加營救計劃。」

「聽到這個命令你為什麼站起來了？」

「我覺得熱，我的胸口發緊。」

「你當時在想什麼？」

「我想到他們是不安全的，會被襲擊。如果我們去那片叢林，我們需要更多的空中力量支援，但是事實上他們並沒有給我支援。」

「你當時急壞了嗎？」

他的眼睛猛然睜開，「當然急壞了。他們讓我們去那兒，對付世界上最強壯的一波美國人，毫無勝算。」

「你並不想打仗。」

「他們騙了我們。」

「你覺得被背叛了。」

「是的，背叛。」

「你接到命令，讓你的軍隊去營救的那天，發生了什麼？」

「是在晚上。」

「那天晚上發生了什麼？」

「告訴你吧，那是一場埋伏。」

「你的人受傷了？」

「非要我說出來嗎？他們死了，他們都在那晚死了。是我，我讓他們去的，他們信任我，而我卻讓他們去送死。」

「戰爭就意味著死亡。」

「你知道我是怎麼想的嗎？死很容易，而我卻活著，每天想著那些父母埋葬他們的兒子。」

「你只是聽從命令。」

「但是我知道命令是錯的，我知道那些士兵們需要更多的空中力量支援，可是毫無辦法。」

「為了做上校你放棄了什麼？」

「什麼意思？」

「你選擇做一名士兵和一個軍官，走到這一步，你放棄了些什麼？」

「我不得不為此經常遠離家庭。」

「還有呢？」

「當有6000名士兵將他們的生命交給你的時候，你沒有資格害怕。」

「你需要放棄你的感情，不讓別人看見你的真實情緒。」

他點了點頭。

「你剛才說，死很容易。你曾經希望自己已經死了嗎？」

「每時每刻。」

「是什麼阻止了你？」

「我的孩子們，」他的臉痛苦地扭曲起來。「但是他們覺得我是個怪物，沒有我可能會更好。」

「你想知道我是怎麼想的嗎？我認為孩子們跟你在一起更好，你是一個讓我理解和敬佩的人，你敢於說出你的恐懼，勇於原諒和接受自己。」

他沉默了。或許這是他第一次試著讓自己從過去的愧疚中解放出來。

「我不能幫你回到過去，拯救你計程車兵，我也不能確保你的孩子們的安全，但是我可以幫你保護你自己。」

他緊緊盯著我。

「但是要拯救自己，你得放棄你認為的自己應該有的樣子。」

「希望能行吧。」他說道。

沒多久，上校和他的家人被安排離開了埃爾帕索。我不知道他們會怎樣，只深深地祝福他們一切都好。但是為什麼我這個時候想起來他們呢？他們的故事和我有什麼關係？是上校的愧疚和自責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的記憶是關於我做過的事，還是未做的事？從1945年美國大兵解救我開始，我就結束了監禁。我脫下了我的面具，學會了感受和表達，不再壓抑我的恐懼和悲傷。我學會了表達和釋放憤怒的情緒，並且回到這個壓迫者的老家。我甚至原諒了希特勒，即使只是在今天。但是我心中有個黑暗的結貫穿全身——這是一種揮之不去的罪惡感。我是受害者，不是害人者，為什麼我要覺得我有錯呢？

另外一個病人忽然浮現在我的腦海中。她已經71歲了，家人長期關注著她。她表現出了臨床憂鬱症的所有症狀：嗜吃嗜睡，與兒女和孫輩們隔離。當她和家人互動時，她總是很憤怒，以至於孫輩們都很怕她。有一回我在他們的城市講課，課後她的兒子找到我，問我能不能抽出一小時去見一下他的母親。開始我並不知道我去見她一次能有什麼用，直到她兒子告訴我，他母親和我一樣，在16歲時失去了自己的母親。我不禁對這個陌生的女人產生了同情。讓我觸動的是，我其實也很可能會像她一樣，而且事實上我也差點跟她一樣，我當時迷失了自我，遠離了那些最愛我的人。

他的母親，瑪格麗特（margaret），那天下午來到我在賓館的房間裡。她穿得很講究，但是我感覺她對我充滿敵意。她絮叨著抱怨自己的身體狀況，抱怨她的家人們，她的管家，郵遞員，鄰居，街上女子學校的女校長，彷彿生活的邊邊角角都是不公平和不方便。一個小時很快過去了，她一直沉浸在生活的小災小難中，我們並未觸及她更深的悲傷。

「你的媽媽埋在哪兒？」我突然問道。

瑪格麗特瞬間躲開，彷彿我是一條龍，對著她的臉噴了一口火。「在墳墓裡。」她最後恢復了鎮定，說道。

「在附近嗎？」

「就在這個鎮上。」她說。

「你的媽媽現在需要你。」

我沒有給她拒絕的機會，叫了輛計程車。我們坐在車裡，看著窗外潮溼繁忙的街道。她不停地批評其他司機，或者批評交通燈的速度，商店的服務質量，甚至於別人的傘的顏色。我們穿過墓地的大鐵門，周圍的樹木蔥蔥郁郁，一條鵝卵石小道通往死者的墓地。天開始下雨了。

「就在那兒。」瑪格麗特終於說道，她指著泥濘山丘上的一堆墓碑，「現在告訴我來這兒幹嘛？」

我說：「你知道嗎，只有留下來的人可以全心擁抱生活了，媽媽才能安息。我讓她脫了鞋子和襪子，光腳站在媽媽的墳墓前，直接跟媽媽接觸，這樣她就能安息了。

瑪格麗特從計程車裡走出來，站在被雨淋溼的草上。我給她私人空間，只回望了一眼。我不知道她會對媽媽說些什麼。我只知道她光腳站在媽媽的墳前，用裸露在外的皮膚與這塊意味著失去和悲傷的土地緊緊相連。當她回到計程車上的時候，依然光著腳，小聲抽泣著，然後陷入了沉默。

後來我收到一封瑪格麗特兒子的信，信的內容是美好的：我不知道你對我的母親說了些什麼，但是她和以前不一樣了。她現在變得安詳而快樂。

這是一個奇幻而幸運的經歷。我的本意是幫她重新定義她的經歷——將她的問題轉化成一個機會，一個能幫助她母親獲得自由的機會，從而最終幫到她自己。現在我已經回到了德國，我想這可能也適合我。赤裸著皮膚，與這塊意味著失去和悲傷的土地緊緊相連，接觸然後釋然。這是匈牙利式的驅邪。

清醒地躺在戈培爾的床上，我意識到我需要和瑪格麗特一樣，去完成一個我畢生未曾完成的悲傷的儀式。

我決定回到奧斯維辛集中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