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發抖的並不是從我辦公室的散熱孔吹進來的冷空氣。不久後我就53歲了。我不再是那個逃離戰火紛飛的歐洲並且父母雙亡的年輕母親。我不再是那個逃避過去的移民了。我現在是伊迪絲·伊娃·埃格爾博士。我已經活下來了。我一直在努力恢復。我用從痛苦的過去學到的東西來幫助別人療傷。我經常被社會服務組織、醫療和軍事組織邀請來治療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患者。自從移居美國以來，我已經走了很遠的路。但我從戰後就沒去過德國。

那天晚上，為了減少我對傑森如何處理與他妻子衝突的擔憂，為了緩解我內心的不安，我在聖地亞哥給瑪麗安娜打電話，問她我該怎麼處理貝希特斯加登的事情。她現在是一位母親，也是一位心理學家。我們經常就最具挑戰性的病人互相探討。就像傑森長時間握著槍的處境一樣，現在擺在我面前的決定與我的孩子們有很大關係——與在我死後，他們會帶著的那種傷口有關：是癒合的傷口，還是暴露在外的流血的傷口。

「我不知道，媽媽。」瑪麗安娜說，「我想提議你去。你已經活下來了，現在你可以回去講述自己的故事。這真是一個偉大的勝利。但是……你還記得我大學時寄宿家庭的朋友，那個丹麥家庭嗎？他們回到奧斯維辛集中營，以為這會給他們帶來和平，但它只是激起了所有內心的創傷。因為太壓抑，他們回到家後心髒病發作死了，媽媽。」

我提醒她，貝希特斯加登不是奧斯維辛集中營。我更像是在希特勒過去的版圖上，而不是我自己的。然而，即使是在埃爾帕索的日常生活也會引發我的回憶。我聽到了警報聲，我感到很冷。看到一個建築工地周圍有鐵絲網，我就不能再待在那裡。我看到藍色的塑膠布掛在柵欄上，就會被困在恐懼中。我在為我的生命而奮鬥。如果這些普通的東西都可以觸發我過往的創傷，並讓它們復發，那周圍都是說德語的人會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呢？他們會想我是不是走在前希特勒青年團（hitleryouth）中間，住過希特勒和他的顧問曾經住過的房間呢？

「如果你認為你能有所收穫，那就去吧。我支援你。」瑪麗安娜說，「但這必須是你願意的。你不需要向別人證明什麼。沒有人強迫你去。」

當她這麼說的時候，我馬上就感到輕鬆了。「謝謝你，瑪庫卡（marchuka）。」我說。我很高興，現在可以安心了。我已經為兒女完成了我的工作，同時也成長了，現在可以放手了。可以說我很榮幸受到了邀請，但我實在難以接受去貝希特斯加登。相信戴夫會理解的。

但當我告訴貝拉我決定拒絕邀請時，他抓住了我的肩膀。「如果你不去德國，那麼希特勒就會贏得戰爭。」

這不是我想聽的，覺得像是被人揍了一頓。但我不得不承認，他在一件事情上的想法是對的：讓某人或某件事對你的痛苦負責，要比承擔起結束自己受害者身份的責任容易得多。我們的婚姻教會了我，無論何時，當我對貝拉感到憤怒和失望時，都會把我的注意力從我自己的工作和成長中轉移了，為自己的不開心而責怪他，比為我自己承擔責任更容易。

我們大多數人都想有一位發號施令的人，這樣我們就可以推卸責任，我們就可以說，「是你讓我這麼做的，這不是我的錯。」但我們不能一輩子都在別人的保護傘下生活，然後抱怨自己被淋溼了。受害者最好的定義是：你把注意力放在自身以外的其他人身上，把自己的現狀歸咎於別人，或者由其他人決定你的目標、命運或者價值。

這就是為什麼貝拉告訴我如果我不去貝希特斯加登，那麼希特勒就會贏。他的意思是我正坐在過去的蹺蹺板上。只要我把希特勒，或者門格勒安排坐在對面的座位上，我總是有理由的，有藉口的。這就是我焦慮和難過的原因，這也是我不能冒險去德國的原因。我感到焦慮、悲傷和害怕並不是錯的。這並不是說我的生活中沒有真正的創傷，並不是說希特勒、門格勒和其他所有暴力或殘忍的罪犯不應該對他們造成的傷害負責。但如果我一直在蹺蹺板上，就要對過去發生的事情，對現在的選擇負責。

很久以前，門格勒的手指確實決定了我的命運。他選擇了我母親的死，他選擇了瑪格達和我活下來。在每一支選擇隊伍上，賭注都是生與死，選擇從來不是我做的。但即使在那時，在像地獄一般的監獄裡，我可以選擇我回應的方式，我可以選擇我的行為、言論和思想；我可以選擇是否走進帶電的鐵絲網，拒絕離開床；即使在恐怖和失敗中，也可以想著埃裡克的聲音，我母親的餡餅，瑪格達在身邊的支援，想著所有我要活著的理由。我離開這個「地獄」已經35年了。恐慌症是任何時候都會發作的，無論在白天或晚上，它們可以像困在希特勒的舊地堡裡一樣輕而易舉地把我關在自己的客廳裡，因為我的恐慌不是純粹的外部原因造成的。它是我們內心的記憶和恐懼的一種表達。如果我能把自己流放在地球上的某個地方，把我害怕的那部分放逐出去，也許通過接近這一被放逐的部分，我可以學到一些東西。

我有什麼可以留給我的後代呢？就在幾個小時前，傑森面臨著他人生的轉折點——當他手裡拿著槍，並沒有扣動扳機；當他考慮到他要留給孩子們的遺產；當他選擇了用暴力以外的東西來解決問題的時刻。我有什麼遺產可以留給我的後代呢？當我離開這個世界時，我將會留下什麼呢？雖然我已經選擇公開秘密、否認和羞愧，但我真的能與過去和平相處了嗎？是否有更多的問題需要解決，才不會讓更多的痛苦延續下去？

我想起了我母親的母親，她在睡夢中突然死去。因此我的母親，她對童年喪母感到悲痛，從很小的時候就開始感到危機和恐懼，她把一種模糊的、早期的失落感傳給了她自己的孩子。除了她光滑的皮膚，濃密的頭髮，深邃的眼睛；除了因為太年輕就失去了母親而感到的痛苦、悲傷和憤怒，我還應該傳給我的孩子什麼呢？如果我回到給我造成創傷的地方去停止這個迴圈，去創造一種不同的遺產呢？

我接受了去貝希特斯加登的邀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