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對你來說意味著什麼？」

「給予、慷慨、善良和無私。做正確的事情。」

「‘好人’會抱怨嗎？或者會生氣嗎？」

「這不符合我的價值觀。」

她讓我想起了我自己，在那個截癱的老兵帶我去面對我自己的憤怒之前。「憤怒並沒有價值。」我告訴愛葛妮絲，「這是一種感覺。這並不意味著你很壞。這意味著你還活著。」

她看起來很懷疑。

「我想讓你試試一個練習。你要把自己內心的東西徹底掏出來。無論你內心裡藏著什麼，你都要把它拿出來，那些你通常丟掉的，你都要把它放在這裡。」我從桌子上取下那本旅館用的信紙，和鋼筆一起遞給她。在你的直系親屬中，每個人只能得到一句話。我要你寫下一些你沒有告訴那個人的事情。這可能是一個願望，一個秘密，或者一個遺憾——可能是一些小事情，比如，‘我希望你把髒襪子放進洗衣房。’唯一的規則是，必須是你從未大聲說過的話。」

她微微一笑，有些緊張。「你真的想讓我說這些話嗎？」

「你怎麼處理它們完全取決於你自己。你可以把它們像五彩紙屑一樣撕碎，衝進馬桶裡，或者放火燒掉。我只是想讓你把它們寫下來，讓它們離開你的身體。」

她沉默地坐了幾分鐘，然後開始寫。有幾次她劃掉了一些東西。最後她抬起頭來。

「你感覺怎麼樣？」

「有點頭暈。」

「顛倒的嗎？」

「是的。」

「那麼，是時候讓自己重新振作起來了。但你要把你通常給別人的東西，你要把所有的愛、保護和鼓勵都放回自己的內心。」我讓她想象自己變得非常小，小到可以爬進自己的耳朵裡。我叫她順著耳道往下爬，再順著她的喉嚨和食道往下爬，一直爬到她的胃部。當她往裡面走的時候，我讓她把她的小手放在她身體的每一個部位。她的肺，她的心臟。在她的脊椎上，沿著每條腿和胳膊的內側。我教她把充滿愛的雙手放在每個器官、肌肉、骨骼和靜脈上。「讓愛無處不在。做你自己獨特的、獨一無二的養育者。」

她花了一段時間才適應，讓她的注意力從身體的體驗中轉移開。她不停地在椅子上挪動，梳理著前額上的頭髮，清嗓子。但隨後她的呼吸變得深沉和緩慢，身體也靜止不動了。當她順著耳道「走」進去的時候，她變得非常放鬆，臉看起來也很平靜。在我引導她通過耳道返回之前，我問她是否有什麼東西想告訴我，關於她的感覺或在裡面發現了什麼。

「我以為裡面會很黑，」她說，「但是卻發現有很多光線。」

幾個月後，她打來電話，帶來了一個災難性的訊息：她的乳腺癌沒有得到緩解，反而又復發了，正快速擴散。她說：「我不知道還能活多久。」她告訴我，她計劃每天進行由內而外的練習，這樣就可以將自己那些不可避免的憤怒和恐懼排出去，再讓自己充滿愛和光明。她說，反常的是，她對家人越坦誠地說出自己的負面情緒，就越感到愉快。她告訴丈夫，她對丈夫優先考慮自己的事業感到非常氣憤。公然地告訴他使得事情更容易被理解，把憤怒藏在心裡對誰都沒好處。她發現，在他們的整個婚姻生活中，她能更清楚地看到丈夫是非常支援她的，同時她也發現自己已經原諒他了。對於她十幾歲的兒子，她沒有掩飾自己對死亡的恐懼，也沒有給他留下任何懷疑的空間。她開誠佈公地講述她所遲疑的事情。她告訴他有時候我們就是不知道事情是如何發展的。對於她在上中學的女兒，比她兒子小一點，她對那些她可能會錯過的時刻表示出了憤怒——女兒的第一次約會，看著她開啟大學錄取通知書，幫她穿上婚紗。她沒有把憤怒當作無法接受的情緒而壓抑自己的憤怒。她找到了她的方法，找到了她愛的深度和緊迫性。

當她的丈夫打電話告訴我愛葛妮絲已經去世的時候，他說他永遠無法從悲痛中走出來，但她是平靜地去世的。在她生命的最後幾個月裡，他們家庭關係中的愛更深了。她教會了他們一種更真實的相處方式。結束通話電話後，我哭了。雖然沒有人錯，但一個美麗的人消失得太快了。這是不公平和殘酷的。這讓我對自己的死亡也感到好奇。如果我明天就死了，我會安靜地死去嗎？我自己真的學會了愛葛妮絲所發現的東西嗎？在自己的黑暗中，我是否已經找到光明瞭呢？

艾瑪問了我與過去的關係，愛葛妮絲幫助我面對我和現在的關係。在1980年的一個炎熱的下午，傑森·福勒，一位緊張性精神症的陸軍上尉，第一次來到我的辦公室，安靜地，長時間一動不動地坐在白色沙發上，聽從我的命令，最後我讓他帶著我的狗，和我一起去公園散步。傑森·福勒教會我如何面對決定未來的選擇。那天我從他那裡學到的東西會影響著我餘生的生活質量，也會影響我選擇傳給子孫後代的遺產的質量。

我們在公園裡散步時，傑森的步態放鬆了。他那繃緊的臉也放鬆了，每走一步氣色就好一些，面部表情也更加柔和了。突然間，他看上去年輕多了。儘管如此，他還是不說話。我沒有提前計劃好回到辦公室時要做些什麼事。我只是讓我們不停地走動，呼吸，傑森在我身邊的每一分鐘都表明，如果他覺得足夠安全，他就可能會被觸動。

在繞了公園一圈之後，我們回到了辦公室。我倒了一些水。我知道，不管前面有什麼，都不能倉促行事。我必須提供一個絕對信任的地方，在那裡傑森可以告訴我任何事情，任何感覺，他知道自己是安全的，他知道自己不會受到評判。他又坐回到沙發上，面對著我，我向前傾著身子。我怎麼能把他留在這裡呢？不僅僅是肉體在我的辦公室裡，而是他準備好開啟心扉和我一起探索了。我們必須一起找到一種能深入瞭解和療愈的方法，必須找到讓傑森陷入緊張症的所有情緒和情境。如果我要引導他走向健康，就不能強迫他說話。我必須跟隨他當前的思想狀態、當前的選擇和條件，隨時準備面對可能出現的改變。

「不知道你能不能幫我。」我最後說。這是我有時對一個不情願的病人、一個難纏的顧客採取的方法。我把注意力從病人的問題上轉移開，我成了那個有問題的人。我懇求病人的同情。我想讓傑森覺得自己是那個有力量、有解決方案的人，而我只是好奇而又有些絕望、請求幫助的一個人。「我真想知道你是想怎樣和我在這裡相處的。你是個年輕人，一個軍人。我只是個奶奶。你能幫我嗎？」

他開始說話，但隨後他的喉嚨因激動而哽咽，他搖了搖頭。我怎樣才能幫助他在不逃避或不牴觸的情況下，去面對外界的騷動和內心的謎團呢？

「我想知道你是否能告訴我，我怎樣才能讓你覺得我對你可能會有些幫助。我願意做你的知己。你能幫我一下嗎？」

他眯起眼睛，好像對強光有反應似的。或者強忍住眼淚。「我的妻子。」他終於開口了，然後他的嗓子又緊了起來，不說話了。

我沒有問他妻子在以什麼方式困擾他，沒有問事實，但我直接感受到了他話裡的情感。我想讓他以更直接、更深刻的方式告訴我他內心的故事。我希望，也相信他有能力成為這樣的人——一個可以放鬆、有感覺的人。你不能治癒你感覺不到的東西。經過幾十年，選擇了用冷酷和麻木去面對，我終於明白了這一點。和傑森一樣，我也隱藏了自己的感情，戴上了面具。

傑森的面具下面是什麼呢？冷酷、失落還是恐懼？

「看起來你好像對什麼事感到難過。」我說。我在猜，在暗示。要麼我是對的，要麼他會糾正我。

「我不難過。」他咕嚕著，「我是瘋了。我氣瘋了。我要殺了她！」

「你的妻子。」

「那個婊子在騙我！」真相大白。這是一個開始。

「請告訴我更多情況。」我說。

他告訴我，他的妻子有外遇。他最好的朋友向他通風報信。他簡直不敢相信自己可以錯過種種跡象。

「哦，上帝。」他說，「哦，上帝，哦，上帝。」

他站起來，踱步，踢沙發。他已經突破了自己的僵化，現在變得狂躁、好鬥。他猛地捶在牆上，痛得直哆嗦。好像開關被擊中，他全部的感情像泛光燈一樣洶湧澎湃。他不再封鎖和控制自己的情緒。他開始像火山一樣爆發。火山。現在他把傷痛全部暴露出來，到處亂撞。我的角色也變了，要引導他回到他的情感中去。現在我必須幫助他體驗它們，而不是被它們所淹沒，完全迷失在緊張之中。我還沒來得及說一句話，他就僵在了屋子中間，喊道：「我受不了了！我要殺了她。我要把他們兩個都殺了。」

「你瘋得可以殺了她？」

「是啊！我要殺了那個婊子。我現在就去，看看有什麼後果。」他說得毫不誇張。他是認真的，並從腰間拔出手槍。「我現在就去殺了她。」

我應該報警的。當傑森走進來時，警報的直覺並沒有出錯。現在可能已經太遲了。我不知道傑森和妻子是否有孩子，但當傑森揮舞著槍的時候，我看到的是孩子們在他們母親的葬禮上哭泣，傑森被關在監獄裡，在一時的復仇衝動中孩子們失去了雙親。

但我沒有報警。我甚至沒有時間打電話告訴我的助手我可能需要幫助。

我不會讓他停下來。我要乘風而動，使他看到這個意圖之後的結果。「如果你現在就殺了她，那會怎麼樣？」我說。

「我這就去做！」

「會發生什麼後果呢？」

「這是她應得的，是她自找的。她要為對我撒的每一個謊感到後悔。」

「如果你殺了你的妻子，你會怎麼樣？」

「我不在乎！」他雙手抓住槍對著我，對準我的胸部，手指在扳機上僵住了。

我是目標嗎？他該把脾氣都發在我身上嗎？他會誤扣扳機，發射子彈嗎？我沒有時間害怕。

「你的孩子在乎嗎？」我的問題完全來自於直覺。

「別提我的孩子了。」傑森嘶嘶地說。他稍微把槍放低了一點。如果他現在扣動扳機，會打到我的胳膊和椅子，而不是我的心臟。

「你愛你的孩子們嗎？」我問。憤怒，無論多強烈，從來都不是最重要的情緒。它只是最外層，一種更深的感覺的薄外衣。用憤怒的面具掩飾的真正感覺通常是恐懼。而且你不能同時感受到愛和恐懼。如果我能打動傑森的心，讓他感受到哪怕一秒鐘的愛，那麼就可以打斷他那會產生暴力的恐懼訊號。很顯然，他的怒火已經停止了。「你愛你的孩子們嗎？」我又問。

傑森沒有回答。他彷彿被自己的矛盾情緒纏住了。

「我有三個孩子，」我說，「兩個女兒，一個兒子。你呢？」

「兩個都有。」他說。

「一個女兒和一個兒子？」

他點了點頭。

「給我講講你的兒子吧。」我說。

傑森突然放鬆了，一種新的感覺從他臉上掠過。

「他長得像我。」傑森說。

「有其父必有其子。」

他的目光不再集中在我和槍上了，他看向了別的地方。雖然我還不知道這種新的感覺是什麼，但我能感覺到有些東西已經發生了轉變。我順著思路走。

「你想讓你的兒子像你一樣嗎？」我問。

「不！」他說。「上帝啊，不。」

「為什麼不呢？」

他搖了搖頭。他不願意再想下去了。「你想要什麼呢？」我輕聲問。這是一個讓人害怕回答的問題，這個問題可以改變你的一生。

「我受不了！我不想有這種感覺！」

「你想擺脫痛苦。」

「我要那個婊子付出代價！我不會讓她愚弄我的。」他再次舉起槍。

「你會重新掌控自己的生活。」

「我會的。」

我在流汗。幫助他放下槍是我的責任，但沒有指令碼可遵循。「她是做錯了。」

「不會再發生了！現在就結束。」

「你要維護自己。」

「是的。」

「你會讓你兒子知道該如何處理這種事情。如何成為一個男人。」

「我會教他如何不讓別人傷害自己！」

「用殺了他媽媽的方式。」

傑森愣住了。

「如果你殺了他的母親，不會傷害你的兒子嗎？」

傑森盯著手裡的槍。每次的到訪，他都會告訴我此刻他腦子裡想的是什麼。他會告訴我關於他父親的故事：他父親是一個有暴力傾向的人，有時用言語，有時用拳頭傷害傑森。這是一個男人該做的：一個男人是無敵的；男人不能哭；男人要掌控著一切；男人應該發號施令。他會告訴我，他一直想做一個比他父親更好的父親，但他不知道怎麼做。他不知道如何不通過恐嚇去教育和指導他的孩子。當我讓他思考他復仇的選擇將如何影響他的兒子時，他突然被迫尋找一種之前他一直沒有考慮在內的可能性。暴力和不安全感的延續將會把他和他的兒子帶進監獄，他不會讓這種生活方式繼續下去的，不是為了壓抑復仇的誘惑，而是為了他的諾言和潛能所提供的廣闊天空。

如果我瞭解那天下午發生的所有事情，瞭解我的整個生命，就會知道，生命當中最糟糕的時刻，自己被邪惡的慾望弄得暈頭轉向的時刻，要我們忍受著絕對不可能忍受但又必須忍受的痛苦、我們不得不與愛人分離的時刻，實際上是帶領我們去了解自身價值的時刻。這就好像我們意識到自己是連線過去和未來的橋樑。我們會意識到我們所得到的一切，以及我們可以選擇的——或者不選擇，永恆的東西。眩暈、興奮和可怕，過去和未來，就像一個可穿越的大峽谷一樣圍繞著我們。雖然我們在宇宙和時間中是那麼的渺小，但我們每個人都是一個保持整個輪子旋轉的小機構。我們用什麼來驅動自己的生命之輪呢？我們會繼續用損失或遺憾推動那個活塞嗎？我們是否會再重複這過去所有的傷害呢？我們會以拋棄所愛的人來作為我們放棄的結果嗎？我們會讓孩子們為我們的損失買單嗎？還是利用我們所知道的最好的東西，讓我們生命的田地裡長出新的莊稼呢？

想象著兒子和自己一樣拿著槍，渴望復仇的樣子，傑森突然看到了他可以做的選擇。他可以選擇殺戮，也可以選擇愛。選擇征服還是選擇原諒。自己面對悲傷，還是一次又一次地把痛苦傳遞下去。他的槍掉在了地上。他在哭，號啕大哭，連續地抽泣，悲傷的波浪衝擊著他的身體。他無法承受如此強烈的情感衝擊。他倒在地上，跪著，低著頭。我幾乎可以看到不同的感覺在他身上翻騰：受傷，羞愧，破碎的驕傲，被毀掉的信任和孤獨，他心目中的男人形象被永遠地打破了。他不再是那個從未被擊敗過的男人。他一直都是這樣一個人：年輕時父親打他、羞辱他，現在妻子欺騙他。就像我將一直是這樣一個女人：她的母親和父親被毒氣毒死，被燒成了煙霧。我們無法抹去痛苦，但我們可以自由地接受自己是誰，接受別人對我們做了什麼，然後繼續前進。傑森跪了下來，哭了。我和他一起跪在地板上。我們所熱愛和依賴的人要麼消失了，要麼讓我們失望。他需要別人的扶持。我扶著他，把他拉到胸前，他倒在我的膝蓋上，我抱住他，我們一起哭了起來，直到淚水把我的絲綢襯衫都溼透了。

在傑森離開我的辦公室之前，我要求他把槍給我。（我把槍儲存了好幾年，我都忘了它還在我的房間裡。當我在準備將我的辦公室搬到聖地亞哥時，我發現槍在檔案櫃的抽屜裡，仍然上著子彈，提醒著我們通常選擇隱藏的情緒波動和痛苦，提醒著我們會受到潛在的傷害，直到我們有意識地面對它，拆除它）「你現在離開安全嗎？」我問他。「你回家安全嗎？」

「我不確定。」

「沒有槍對你來說會很不舒服。如果憤怒捲土重來，你還有別的地方可以去嗎？如果你覺得你必須傷害或殺死某個人呢？」

他說他可以去朋友家，就是那個告訴他這件事並建議他來見我的人。

「我們需要練習好對你妻子說的話。」我們做了一個記錄。他把它寫下來。他會對她說：「我感到很難過。我希望我們今晚能找個時間談談。」直到他們單獨在一起之前，他不允許多說，只有這樣他才能用語言交流而不是暴力。如果覺得不能回家，他可以馬上給我打電話。如果殺人的感覺又回來了，他就得找個安全的地方坐下來或去散散步。「把門關上或者去戶外活動一下，就你自己。深呼吸，深呼吸，再深呼吸。這種感覺會過去的，答應我，如果你覺得失控了就給我打電話。讓你自己脫離困境，保證你自己的安全，給我打電話。」

他又哭了起來。「從來沒有人像你這樣關心我。」

「我們兩人將會組成一個很好的團隊，」我告訴他，「我知道你不會讓我失望的。」

兩天後，傑森回到我的辦公室，開始了一段持續五年的治療關係。但在我知道他的故事將如何發展之前，我要獨自面對一個轉折點。

傑森走後，我把槍存放好，坐在椅子上，慢慢地深呼吸著，直到恢復了平靜。我把助手給我的、在傑森意外到來之前的郵件整理好。在郵件裡，我發現了另一封信，它改變了我的人生。這封信來自美國陸軍牧師，威廉·博蒙特的前同事戴夫·沃爾，他當時是慕尼黑宗教資源中心的負責人。在那裡，他負責管理所有在歐洲服役的美國陸軍牧師和牧師助理的臨床培訓。這封信是邀請我參加由600名牧師組成的在一個月後舉行的研討會，這個研討會是由戴夫牽頭的，我將在會中發言。用另一句話來說，我被吸收成為其中一員了，我為我的價值感到榮幸和責任重大。因為我的臨床經驗，以及我成功治療了現役人員和退伍軍人，我被多次邀請在大規模的軍事場合中演講。我感到的不僅僅是一種榮耀，同時還是作為戰爭時期被解放的囚犯應盡的道德義務。但戴夫的研討會定在德國舉行。而且不是在德國其他地方，是在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這是希特勒在巴伐利亞山脈撤退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