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克多·弗蘭克爾（viktorfrankl）在《活出生命的意義》（man'ssearchformeaning）一書中寫道，我們期待從生活中得到些什麼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生活期待從我們那裡得到什麼。在1972年，貝拉和我再婚的一年之後，我被提名為埃爾帕索年度最佳老師，雖然我因獎項而備受尊重，因為學生的努力而獲此殊榮，但我不能放棄信念，我仍然沒有發現生活期待從我那裡得到的東西。「你在事業剛開始時就獲得了最高榮譽，而不是在事業的最後階段。」我們學校的校長說，「我們期待著從你身上看到偉大的東西。下一個目標將會是什麼呢？」

我一直在問自己同一個問題。我又開始和我的榮格治療師一起工作，儘管他告誡我，學位並不能取代內心的成長，但我一直在考慮攻讀研究生。我想知道為什麼人們選擇做一件事而不是另一件事，我們如何面對每天的挑戰，如何在毀滅性的經歷中生存？我們如何面對過去所做的事情和犯下的錯誤？人們是如何治癒的？如果有個人和我媽媽溝通又會如何呢？她能和我父親一起有一個更幸福的婚姻，還是會選擇另一種生活？那我的學生呢？或者我那個總愛用不行代替行的兒子呢？我怎樣才能幫助人們超越自我限制的信念，使每個人成為他們命中註定的那個人呢？我告訴校長我正在考慮攻讀心理學研究生。但我不能不加說明地道出我的夢想。「我也不知道。」我說，「到我畢業的時候，我都五十歲了。」他朝我笑了笑。「不管怎樣，你都會五十歲的。」他說。

在接下來的六年裡，我發現我的校長和我的榮格治療師都是對的。沒有理由限制我自己，讓我的年齡限制我的選擇。我傾聽生活對我要求什麼。在1974年，我在得克薩斯大學埃爾帕索分校獲得教育心理學碩士學位，1978年在塞布魯克大學（saybrookuniversity）獲得臨床心理學博士學位。

我在學術生涯中有幸拜讀了馬丁·塞利格曼（martinseligman）和阿爾伯特·埃利斯（albertellis）的著作，結識了給我帶來了靈感的導師卡爾·羅傑斯（carlrogers）和理查德·法爾森（richardfarson），他們都幫助我瞭解了自己和自己的經歷。馬丁·塞利格曼（martinseligman）後來在我們的學術領域成立了一個新的分支——積極心理學（positivepsychology），在20世紀60年代末做了一些研究，為一個自1945年5月貢斯基興集中營解放後一直纏繞著也煩惱我的問題給出了答案：為什麼這麼多犯人走出集中營的大門後卻回到了泥濘和不斷惡化的軍營中去？弗蘭克爾在奧斯維辛集中營也注意到了同樣的現象。從心理學上講，是什麼讓一個被釋放的囚犯拒絕自由呢？

塞利格曼用狗做實驗——這是和目前保護動物不受虐待的理念相違背的——但他提出了「習得性無助」的概念。當受到痛苦電擊的狗能夠通過按下操縱桿來停止電擊時，它們很快就學會了如何停止疼痛。在隨後的實驗中，它們也發現了通過跳過一個小障礙物來避免在籠子裡被實施痛苦的電擊。然而，那些沒有被教授停止電擊方法的狗，慢慢地認識到它們對疼痛是無能為力的。當他們被關進狗舍籠子並實施電擊時，他們無視逃跑的路線，只是躺在狗舍裡嗚咽著。塞利格曼從這裡得出的結論是，當我們覺得自己無法控制自己的處境時，當我們認為自己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不能減輕我們的痛苦或改善我們的生活時，我們就會不再為自己採取行動，因為我們認為沒有任何意義。這就是集中營裡發生的事情，以前離開集中營大門的囚犯，又回到監獄，茫然地坐著，不知道在他們終於等來的自由後該做些什麼。

苦難是不可避免的，是普遍的。但是我們對痛苦的反應是不同的。在我的研究中，我傾向於那些致力於揭示能影響自我改變力量的心理學家。阿爾伯特·埃利斯（albertellis）創立了理性情緒行為療法（rationalemotivebehaviortherapy），他是認知行為療法的先驅。我學到了我們會給自己帶來多大程度的消極情緒，以及由此產生的消極和自我挫敗的行為。他表明，研究有效性最小和最具有傷害性行為的基礎是一種哲學或者思想的核心部分，它是非理性的，但又是我們看待自己和看待世界的核心，我們常常沒有意識到它是一種信念，我們也不知道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該如何堅持重複這個信念。這個信念決定我們的情緒（悲傷、憤怒、焦慮等），而我們的情緒反過來又影響我們的行為（宣洩、停止活動、自我治療以減輕不適）。為了改變我們的行為，埃利斯教導我們，我們必須改變情緒，為了改變我們的情緒，我們要改變我們的想法。

有一天，我看到埃利斯在臺上進行一次心理治療的對話，物件是一位自信、口齒伶俐的年輕女性。這位女士對自己的約會經歷感到非常沮喪，覺得自己無法吸引到她想要長期交往的那種男人。她正在尋求如何與合適的男人見面並展開聯絡的建議。她說，當她遇到一個她認為可能很合適的男人時，她往往會感到害羞和緊張，於是會產生一種戒備行為和防禦的態度，這些行為和態度掩蓋了她真正的自我和她真正想了解他的興趣。在短短幾分鐘內，埃利斯博士引導她進入她的核心信念，她約會所遭遇到的情況是以此為基礎的——一種非理性的信念，即她在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不斷地對自己重複講，直到說服自己相信它是事實：我永遠都不會快樂。在一次糟糕的約會之後，她告訴自己：「哎呀，我又做了一次，我態度生硬，不受歡迎。」而且她會重新提到她的核心信念：她永遠無法獲得幸福，所以沒有必要去嘗試。正是這種核心信念所產生的恐懼，使她不願冒著展示真實自我的風險，而這又使她自我挫敗的信念更有可能成真。

她的自我形象在舞臺上明顯地轉變，使我印象非常深刻。她好像把一件舊浴衣扔在一邊那樣，似乎已經擺脫了那種消極的信念。突然，她的眼睛明亮了，她坐得更直了，她的胸部和肩膀放鬆並舒展得更開了，似乎她在創造一個更大的面積讓幸福降落。埃利斯博士提醒她說，她不太可能馬上就有一個令人驚喜的約會。他還說，接受令人失望的約會帶來的不適，是讓自己擺脫消極信念的一部分。

事實上，在生活中，我們會有不愉快的經歷，我們會犯錯誤，我們不會總是能得到我們想要的東西。這是人類的一部分。這個問題——也是我們持續遭受痛苦的基礎，讓我們相信不適、錯誤和失望正反映了我們的價值。我們都應該相信生活中存在不愉快的事情。雖然我與埃利斯博士與病人建立密切關係的方式不同，但他引導病人重塑和改造他們有害思想的技巧，對我的實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卡爾·羅傑斯，我最具影響力的導師之一，是一位幫助病人完全接受自我的大師。羅傑斯認為，當我們自我實現的需求與我們積極關注的需求發生衝突時，我們可能會選擇壓抑、隱藏或忽視我們真正的個性和慾望，反之亦然。當我們開始相信沒有辦法被愛和展現真實的自我，我們就冒著否認我們本性的風險。

自我接納對我來說是治療中最難的部分，我至今仍在為此掙扎。完美主義出現在我的童年時代，可以在我需要被認可的時候讓我得到滿足，它成為了一種更加根深蒂固的應對機制，用來應對我是倖存者的負罪感。完美主義會讓你相信你是不完美的。所以，你要用學位、成就、榮譽和幾份論文來裝扮你的不完美，而這些都不能解決你認為你正在解決的問題。在與我受挫的自尊心對抗的時候，我實際上是在強化我的無價值感。在提供給我的病人完全的愛和接納的過程中，幸運的是，我也知道了向我自己提供同樣東西的重要性。

羅傑斯擅長於關注病人的感受，幫助他們在不否認事實的情況下重塑自我概念。他無條件地給予積極的關注，在這種完全被接受的安全的情況下，他的病人能夠擺脫他們的面具和壓抑，更真實地生活。從羅傑斯醫生那裡，我學到了我在任何治療領域中最重要的兩個短語：「我聽你說到」和「告訴我更多」。我還學會了如何讀懂病人的肢體語言，如何用自己的身體來表達我無條件的愛和接納。我不交叉雙臂或雙腿，而是自然開啟。我身體前傾，與病人做眼神交流，在我和我的病人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樑，這樣他們就知道我百分之百地支援他們。我模仿病人的狀態（如果他們想安靜地坐著，我也會安靜地坐著；如果他們想狂怒和尖叫，我就和他們一起尖叫；我使我的語言適應我的病人的語言），這是一個完全接納的標誌。我建立了一種方式（呼吸，開放，移動，傾聽），可以促進成長和癒合。

研究塞利格曼和埃利斯的著作，以及與羅傑斯等人一起工作，幫助我成為一個好的傾聽者，幫助我獲得以我兼收幷蓄、直覺洞察力和認知為導向的治療方法。如果讓我來命名我的療法，我可能會叫它選擇療法，因為自由是跟選擇有關的——是關於同情、幽默、樂觀、直覺、好奇和自我表達的選擇。想要自由就是要活在當下。如果我們被困在過去，說，「如果我去了那裡而不是這裡……」或者「如果我娶了其他人就好了……」那樣我們就生活在自己建造的監獄裡。同樣，如果我們把時間花在未來，說：「我直到畢業才會快樂……」或者「直到找到合適的人，我才會快樂。」我們唯一可以自由選擇的地方就是現在。

這些是我的病人們常用來把自己從角色期望中解放出來的工具，對他們來說是成為一個善良和慈愛父母的工具，是用來阻止傳遞禁錮的信念和行為的工具，最終發現愛就是所有問題的答案。我引導病人明白是什麼原因造成和維持了他們的自我挫敗的行為。自我挫敗的行為首先是作為有用的行為出現的，它們是為了滿足一種需求而做的事情，通常是為了滿足其中的一種需求：認同、喜愛和關注。一旦病人明白了為什麼他們會產生某種行為（貶低別人，給自己貼上憤怒者的標籤，吃得太少，或者吃得太多等），他們就可以對自己是否堅持這種行為負責。他們可以選擇放棄什麼（被認可，購物，完美等）——因為即使是自由也不是無償的！他們可以學會更好地照顧自己，實現自我接納：只有我才能夠按照自己能做到的方式去做可以做的事情。

對我來說，知道只有我才能夠按照自己能做到的方式去做可以做的事情，就意味著要推翻我內心的成功者，這讓我總是追逐越來越多的研究報告，希望肯定我的價值。這意味著學會重新定義我的創傷，從我過去痛苦的經歷中看到我的力量、天賦和成長機會，而不是確認我的軟弱或傷害。

1975年，我前往以色列採訪大屠殺的倖存者為我的論文做準備（貝拉陪著我。我認為，他精通各種語言，包括從埃爾帕索客戶那裡學來的意第緒語，這將使他成為一名無價的翻譯）。我想探究我的教授理查德·法爾森（richardfarson）的成長災難理論，他說：通常提高了我們人類素質的實際上是危機形勢。非常自相矛盾的是，儘管這些事件有時會毀人，但它們通常也是成長經歷。由於這樣的災難，人們通常會重新評估自己的生活狀況，並以反映對自己能力、價值觀和目標更深刻理解的方式進行改變。我計劃採訪集中營的其他倖存者，瞭解一個人如何在受到創傷後生存下來，甚至能夠茁壯成長。人們如何在生活中創造快樂、目標和激情，不管他們遭受了什麼創傷，不管他們經歷了什麼痛苦？創傷本身在哪些方面給了人們積極成長和改變的機會？我還沒有做我的朋友阿帕德（arpad）建議我去做的事情——深入思考我的過去——但在採訪那些與我同樣有過痛苦經歷的人的時候，我又向前邁進了一步，為我自己的痊癒打下了基礎。

災難性事件的經歷對我的研究物件的日常生活起到了什麼樣的作用呢？我遇到了那些重返校園的倖存者，他們開辦了企業（就像貝拉和我計劃做的那樣），他們建立了極好的親密友誼，他們面對日常生活有一種新鮮感。我遇到過一些人，他們勇敢而平和地面對政治和文化衝突，他們整夜輪流在學校站崗，以防炸彈在早上襲擊他們的孩子。我欽佩他們的力量，因為他們寧可經歷另一場戰爭，也不允許過去那些可怕的經歷摧毀後來的一切。在經歷了監禁、非人性、酷刑、飢餓和毀滅性的損失之後，他們的生活並沒有達到應有的崩潰的狀態。

當然，並不是每個我採訪的人都很成功。我看到很多沉默的父母，很多孩子不知道如何感受父母的沉默和麻木，他們責怪自己。我遇到了很多仍然活在過去的倖存者。「我永遠、永遠都不會原諒。」許多人對我說。對他們來說，寬恕意味著忘記或縱容。我採訪的許多人都懷有復仇的幻想。我從未幻想過復仇，不過最初在巴爾的摩那充滿挑戰的幾年中，我曾幻想過對抗我的壓迫者——我想在巴拉圭找到門格勒，他在紐倫堡審判（nurembergtrials）中逃到那裡逃避起訴。我想象著假扮成一名美國記者進入他家。然後我會暴露我的身份。「我就是那個為你跳舞的女孩。」我會說，「你殺了我的父母。你殺了這麼多孩子的父母。你怎麼這麼殘忍？你是個醫生。你宣誓過希波克拉底誓詞（hippocraticoath）不傷害任何人。你是個冷血殺手。你沒有良心嗎？」我要對他羞愧、後退的身軀大發雷霆，使他蒙羞。把責任推給肇事者是很重要的。如果我們對某人置之不理，如果我們對責任不屑一顧，我們將一無所獲。但是，正如我的倖存者同伴告訴我的那樣，你可以活著為過去復仇，也可以活著豐富現在。你可以生活在過去的牢籠裡，也可以讓過去成為跳板，幫助你實現現在想要的生活。

我遇到的所有幸存者都有一個共同之處：我們無法控制我們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實，但我們有能力決定我們在遭受創傷後如何生活。在壓迫結束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倖存者有可能繼續成為受害者，或者他們可以學會成長起來。在我的論文研究中，我發現並闡明瞭我的個人信念和我的臨床標準：我們可以選擇成為自己的獄卒禁錮自己，也可以選擇自由。

在我們結束行程之前，貝拉和我去見了班迪和瑪爾塔·瓦達斯，我們相約在火車站見面。他們住在特拉維夫附近的拉馬特甘。這是一次令人心酸的相遇，一次與我們未經歷過的生活邂逅，一次與我們幾乎要經歷的生活的邂逅。班迪仍然很有政治色彩。在我們吃完飯之後，他和貝拉很長一段時間都坐在桌邊，熱烈地討論著以色列的軍事戰略。男人們談論戰爭。瑪爾塔轉向我，拉著我的手。她的臉比年輕時更豐滿了，她的紅頭髮變暗了，變得灰白了。

「伊迪絲，歲月對你這麼友好，你還這麼年輕。」她嘆了口氣說。

「這是我母親的優良基因。」我說。然後，我的腦海裡閃過那支選擇隊伍和我母親光滑的臉。這是一個多年來一直跟著我的幽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