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人能不經歷曲折就可以痊癒。

1969年一月的一個晚上，當奧黛麗結束了她鐘點工的工作回到家中，貝拉和我邀請她和約翰尼一起坐在客廳的丹麥沙發上。我無法直視貝拉，不能直視我的孩子們，只是盯著沙發時尚的線條和細長的沙發腳。貝拉哭了起來。

「有人死嗎？」奧黛麗問道。「快告訴我們。」

約翰尼緊張地用腳踢著沙發。

「一切都很好。」貝拉說，「我們非常愛你們倆。你媽媽和我決定要分開住一段時間」。他說話的時候結巴起來，就像花了整整一年才講完這句話。

「你在說什麼？」奧黛麗問道。「怎麼回事？」

「我們需要探索一下如何在我們的家庭裡擁有更多的和平。」我說，「這不是你的錯。」

「你們不再愛對方了嗎？」

「愛，」貝拉說，「我愛。」這是他的刺刀，一把指向我的刺刀。

「你們是突然不高興的嗎？我以為你們很快樂。還是你們想騙我們一輩子？」當奧黛麗十二歲的時候，她開始掌管自己當鐘點工賺到的錢。貝拉為她開了一個支票賬戶，還說他會把她賺的錢翻倍。但是現在她把錢扔在沙發上，就好像我們已經汙染了所有好的東西或有價值的東西。導致我和貝拉離婚是有歷史原因的，並不是瞬間的覺醒。我的選擇與我的母親有關——她選擇的東西和她不應該選擇的東西。在她嫁給我父親之前，她在布達佩斯的領事館工作，自己掙錢，是一個國際化的社會和職業圈子的一員。在她那個時代，她是完全自由的。但後來她的妹妹結婚了，社會和家庭對她的期望給了她很大的壓力，迫使她在年紀輕輕就結婚了。她愛上了一個人，那個人是她在領事館工作時認識的，是那個給她在《亂世佳人》上題詞的人。但因為他不是猶太人，她的父親不讓她嫁給他。有一天，我的父親，著名的裁縫，為她做了一件衣服，他很欣賞她的身材，她選擇了離開她自己喜歡的生活，選擇了別人所期待的生活。在嫁給貝拉的過程中，我擔心自己也做了同樣的事情——為了換取貝拉給我的安全感，放棄了為自己的夢想所要承擔的責任。現在，那些吸引我和他在一起的品質，他提供給我和照顧我的能力，讓我感到窒息，而我們的婚姻就像是一種自我放棄。

我不希望我的婚姻像父母的婚姻那樣孤獨，沒有親密感，我也不希望像他們那樣有破碎的夢想（我父親的夢想是成為一名醫生；我母親希望成為職業女性，為愛而結婚）。但我自己想要什麼呢？我不知道。不知不覺間，我建立起了一股與貝拉對抗的力量。我並沒有發現自己真正的目的和方向，而是在與他的鬥爭中找到了意義，與我想象中會限制我的他作對抗。說真的，貝拉很支援我的學業，他付了我的學費，喜歡和我談論我所讀的哲學和文學，找到我的閱讀清單，有趣地補充分析他最喜歡的科目：歷史。也許是因為貝拉偶爾會對我上學的那段時間表達一些不滿，或者因為我的健康，他有時會提醒我要慢下來。有一種想法在我心中生根發芽：如果我想在我的生活中進步，就必須是我完全依靠自己。我太渴望了，太厭倦了自我貶低。

我記得1967年，我和奧黛麗去聖安吉洛（sanangelo）參加游泳比賽，當時她13歲。晚上，其他父母都在旅館裡一起喝酒作樂。我意識到，如果貝拉在那裡，我們就會成為活動的中心，不是因為我們倆都喜歡喝得酩酊大醉，而是因為貝拉天生就是個魅力十足的人——他看見一屋子人，就不能置身事外。任何一個地方，只要有他在，都會變成一個社交場所，被他製造的氛圍所吸引，人們沉浸在愉悅中。我很欽佩他這一點，我也很討厭他這一點，我討厭我總要保持沉默，好讓他的聲音更為突出，就像在我的家庭裡只能容下一顆星星。在埃爾帕索，我們每週一次的牛肋排舞會上，當大家都在舞池裡為貝拉和我騰出地方的時候，我只能和貝拉分享大家羨慕的目光。朋友們說，我們在一起的時候十分感人，很難把視線移開。作為一對夫妻，我們羨煞旁人——但沒有空間留給我一個人。那天晚上在聖安吉洛（sanangelo），我發現其他父母不友好地吵鬧和酗酒，讓我很不舒服，我回到了我的房間。我很孤獨，有點為自己感到難過。然後我迅速翻閱弗蘭克爾的書。對任何情況我可以自由選擇做出怎樣的反應。

我做了一件我從未做過的事。我敲了敲奧黛麗房間的門。她見到我很驚訝，但她還是邀請我進去了。她和她的朋友們在打牌和看電視。「我像你這麼大的時候，我也是個運動員。」奧黛麗睜大了眼睛。「女孩們，你們很幸運，很漂亮。你們知道什麼是強壯的身體。要努力拼搏。要成為一個團隊。」我告訴他們我的芭蕾舞老師之前告訴我的：「你生命中所有的狂喜都是來自你的內心。」我跟她們說了聲晚安，然後走出門去，但在我離開房間之前，我做了一個高踢腿。奧黛麗的眼睛閃著驕傲的光芒。她的朋友們鼓掌歡呼。我不是有著奇怪口音、沉默寡言的媽媽了，我是表演者，運動員，女兒心中崇拜的母親。在內心深處，我把這種自我價值感和歡欣與貝拉的缺席等同起來。如果我想感受到更多的光芒，也許我需要少和他在一起。

這種對自我的渴望也在我的本科學習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我是一個貪婪的人，總是在尋找更多的知識，以及對我的尊重和認可，它們會給我一個訊號：我是有價值的。我通宵都在修改著已經很好的論文，因為我擔心它們不是最好的，或者沒有達到足夠好。當一名心理學教授在學期開始時向我們班上的學生宣佈所有成績他只給c的時候，我前往他的辦公室示威，告訴他我只能接受a的成績，並向他詢問，我該做些什麼能讓我的學業繼續保持優異的表現。他邀請我作為他的助手與他一起工作，增加我的課堂學習時間與學科領域經驗，這種機會他通常只授予研究生。

一天下午，我的一些同學邀請我下課後和他們一起喝啤酒。我和他們一起坐在校園附近黑暗的酒吧裡，冰凍的啤酒杯放在桌上，我被他們的青春活力和激情吸引住了。我欽佩他們，我很高興能參與其中。同時也感到悲傷。我生命的這個階段被無情地縮短了。家庭賦予我的個性和獨立自主，約會、浪漫以及參與社會活動給我帶來了真正的變化。我在戰爭中失去了童年，在死亡集中營中失去了青春，在我成年的早期，不會再受到這種壓迫了。我為我母親的死而悲痛，我現在也已經成為了母親。這一切都來得太快太早。我選擇了拒絕，這不是貝拉的錯，而是我經常隱藏自己、隱藏過去和自己真實的想法，即使是他的原因，那也不是他的錯。但現在我認為是他延長了我的這種困境。

那天在喝啤酒的時候，我的一個同學問我，貝拉和我是怎麼認識的。「我喜歡浪漫的愛情故事，是一見鍾情嗎？」她說。我不記得我是怎麼回答她的，但我知道這個問題讓我再次想起了自己希望擁有的那種愛，就像和埃裡克在一起的時候那種火花飛舞的感覺，當他靠近的時候，我全身都發熱的感覺。即使是奧斯維辛集中營也沒有殺死我心中那個浪漫的女孩，那個每天都告訴自己會再見到他的女孩。但戰後，這個夢想破滅了。當我遇到貝拉的時候，我還沒戀愛，但渴望戀愛，他給我帶來了瑞士乳酪，帶來了義大利香腸。我還記得和貝拉在一起的最初幾年裡，我感到很開心——當時我懷了瑪麗安娜，每天早上去市場買花，和在子宮裡的她聊天，告訴她，她會像一朵花一樣綻放。她做到了，我所有的孩子都做到了。現在的我四十歲了，是我母親去世時的年齡，我仍然沒有開花結果，仍然沒有得到我認為我應得的愛。我覺得自己被騙了，被一種基本的人類習俗剝奪了，被困在婚姻中，婚姻變成了一頓沒有營養的飯，無法消除我的飢餓。

我需要的寄託來得出人意料。1968年的一天，我回到家，發現信箱裡有一封信，地址的字跡看起來像是出自歐洲人之手，來自達拉斯的南衛理公會大學（southernmethodistuniversity）。回信地址上面沒有名字，只有首字母：v和f。當我開啟信時，我差點摔倒。在稱呼欄上寫著：從一個倖存者寄給另一個倖存者。這封信是維克多·弗蘭克爾寫的。

兩年前，在黎明前的我完全沉浸在《活出生命的意義》中，寫了一篇題為《維克多·弗蘭克爾和我》的文章。這是我寫給自己的，是我個人的練習，不是學術上的那種，是我第一次嘗試講述我的過去。我膽怯地、謹慎地對個人成長的可能性抱著希望，與一些教授和朋友分享了這篇文章，並最終在校園刊物上發表。有人在我不知道的情況下，匿名把我的這篇文章寄給了達拉斯的弗蘭克爾，他從1966年起就一直是達拉斯的客座教授。弗蘭克爾在我23歲的時候——他39歲的時候，就已經是一個成功的內科醫生和精神病醫生了。他曾經被關在奧斯維辛集中營，現在是著名的意義療法創始人，在世界各地實習、授課和教學。他被我的小短文感動了，聯絡我，把我當成一個倖存者，一個同伴。我曾寫過，自己把被迫為門格勒（mengele）跳舞的那個晚上的情景想象成在布達佩斯歌劇院的（budapestoperahouse）舞臺上跳舞。弗蘭克爾寫道，他在奧斯維辛集中營也做過類似的事情——在他最糟糕的時刻，他把自己想象成一個自由的人，在維也納做關於監禁心理學的講座。他還在內心世界中找到了一個避難所，這個避難所既讓他免於受到現在的恐懼和痛苦的折磨，也激發了他的希望和目標感——給了他生存的方法和理由。弗蘭克爾的書和他的信幫助我找到了能講述我們共同經歷的語言。

於是我們開始了一段持續多年的通訊和友誼，我們一起努力回答貫穿我們一生的問題：我為什麼能活下來？我人生的目的是什麼？我能從我的苦難中得出什麼意義？我怎樣才能幫助自己和他人去渡過生活中最艱難的時刻，去體驗更多的激情和快樂？在經過幾年的書信往來，20世紀70年代，在聖地亞哥，我們在他的一次演講上第一次見面。他邀請我到後臺去見他的妻子，甚至請我點評他的演說——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刻，我的導師把我當成一個和他同等地位的人。甚至他的第一封信也在我心中播下了一顆召喚的種子：通過幫助別人尋找人生意義來尋找自己的人生意義，治癒好自己來幫助別人治癒，通過治癒別人去治癒自己。這也加深了我對自我的認識：儘管當我和貝拉離婚時被誤解了，但是我有能力，有機會，同樣也有責任選擇我自己的人生意義和生活。

20世紀50年代末，當我留意到約翰尼的成長困境，並需要別人的幫助來達到目的的時候，我第一次有意識地尋找自己的解決方法。朋友推薦了一位曾在瑞士學習的榮格分析師。那時，我對臨床心理學和榮格分析幾乎一無所知，但在稍稍深入研究這個課題後，一些榮格的觀點吸引了我。我喜歡它對神話和原型的強調，這讓我想起了我小時候喜歡的文學作品。我對把一個人心靈中有意識的和無意識的部分結合到一起成為一個平衡的整體這一概念很感興趣。我記得在電影《紅鞋》裡維姬·佩奇的內心世界和外在經歷之間十分不協調，當然我也被內心衝突所折磨。我並沒有通過有意識地接受治療來治癒我內心的緊張——我只是想知道該為我的兒子做些什麼，以及如何在我和貝拉之間的問題上彌合分歧而不是該做些什麼。但是我也被卡爾·榮格治療分析的觀點所吸引：對自己說你是可以做到的，將自己視為工作中最重要的部分，自己做的每件事都是有意識地去做的，在別人用懷疑的眼光看待這件事情之前堅持這樣做——這是將自己推向極限所要做的。我要對自己說「你能行」。我想這麼做。我想要成長和進步。

我的心理醫生給了我夢想中的作業，我認真地記錄了我的夢境。我很多時候都覺得自己在飛行。我可以選擇飛得離地面多高或多低，飛得多快或多慢。我可以選擇飛越歐洲大教堂、森林覆蓋的山脈和海灘。我期待著睡覺的時刻，這樣我就能做這些夢，在這些夢中，我既快樂又強壯，還可以自由自在地飛翔，一切盡在掌握之中。在夢中，我發現自己的力量超越了經常強加給我兒子的那些人的限制。我發現自己渴望能超越那些強加在我身上的限制。我還不知道，需要超越的限制不是沒有的——它們是內在的。多年後，在維克多·弗蘭克爾的影響下，我開始質疑自己到底想從生活之外得到什麼，我很容易認識到：對貝拉說「不」，就是對自己說「是」的一種方式。

在離婚後的幾個月裡，我感覺好多了。這幾年來，我一直患有偏頭痛（我的母親也一直在與令人衰弱的頭痛做鬥爭：我只能假設我們的頭痛都是遺傳的）。但就在貝拉和我分手後，偏頭痛消失了，像季節轉換一樣悄悄地消失了。我想這是因為現在我擺脫了貝拉所形成的氣候——他的大喊大叫、憤世嫉俗、惱怒和失望。我的頭痛消失了，我也不再需要躲藏和後退。我邀請同學和教授到我家，舉辦了喧鬧的聚會，感覺自己處在這個群體的中心。

我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生活著，但不久就起了霧。我周圍的環境看上去灰濛濛的。我不得不提醒自己吃東西。

1969年5月的一個星期六的早上，我獨自坐在書房裡。今天是我畢業的日子。我42歲，我將以優異的成績從得克薩斯大學埃爾帕索分校畢業，我獲得了心理學學士學位。然而我無法強迫自己走進典禮。我太羞愧了。「幾年前我就該這麼做。」我對自己說。但我真正的意思是——我的眾多選擇和信念的潛臺詞是：「我不配活下來。」為了在沒有希特勒的世界裡贏得自己的位置，我太沉迷於證明自己的價值。我成了自己的獄卒，對自己說：「無論你做什麼，你都不夠好。」

我最想念貝拉的地方是他跳舞的方式，尤其是維也納華爾茲。儘管他十分憤世嫉俗和憤怒，但他也讓快樂進入了他的生活，讓他的身體充滿了快樂，並把它表達出來。他可以跟隨節奏，有時保持領先，有時保持穩定。有時在夜裡我會夢見他，夢見他的童年，他向我求愛時在信裡給我講述的故事。我看見他的父親倒在雪崩中，呼吸在那一片白茫茫的雪地裡漸漸消失。我看到他的母親在布達佩斯的集市上驚慌失措，向納粹黨衛軍坦白身份。我想起了貝拉，因早期的創傷給他留下的印記——口吃。在一個夏天，貝拉開著一輛新車，來接約翰尼。孩子們說，在美國，我們總是擁有廉價汽車——矮小的汽車。今天他開著一輛皮革座椅的奧茲莫比爾（oldsmobile）。出於防禦心理，驕傲的他說他買的是二手車。但是我不相信這輛車是二手的。這車是優雅的女人喜歡乘坐的那種款式。他一定是找到別的女人了。

我很感激自己靠工作養活自己和孩子。工作是一種逃避，它給了我一個明確的目標，我在埃爾帕索行政區擔任七年級和八年級的社會科學教師。我收到了來自富裕地區更令人垂涎的學校工作邀請，但我想為說兩種語言的學生工作，他們面臨著貝拉和我到美國時遇到的種種障礙：貧窮和偏見。我想把我的學生和他們的選擇聯絡起來，讓他們知道，如果他們有更多的選擇，就越不會覺得自己是受害者。我的工作中最困難的部分是消除學生生活中的負面聲音——有時甚至是來自他們父母的聲音，這些聲音告訴他們，他們永遠不會成為學生，教育對他們來說是一門行不通的課程。「你這麼弱小，這麼醜陋，你永遠也找不到丈夫。」我告訴他們：我有斜視，姐姐們給我唱那愚鈍的讚美詩，問題不在於她們對我唱的這些歌，而在於我相信她們。但我不讓我的學生知道我對他們的認同有多深，我被仇恨抹去的童年，我知道當你被教導相信你不重要時，黑暗會吞噬你。我記得從塔特拉山上響起的聲音：如果你想要活下去，你必須要有信念。雖然我的學生們給了我工作的目標，但我仍然感到麻木、焦慮、孤獨、脆弱和悲傷。

那些過往的陰影還在繼續影響著我，在我開車的時候就會發生這樣的事情。我看到一名穿制服的警察在路邊，眼前就會一片昏暗，感覺就要暈倒。我不知道這種現象的名字，我還不知道它們是因為我一直沒有處理的悲傷所產生的生理表現。這是我的身體發出的一個提示，提醒我這是一種被有意識的生命所阻隔的感覺。當我不允許自己去感受的時候，一股強大的衝擊力襲擊了我。

我否認的這種感覺是怎麼樣的呢？它就像是住在我房子裡的陌生人，偷走食物、挪動傢俱、在走廊裡留下鞋底的泥巴，但誰也看不見他們。離婚並不能把我從不安中解放出來，而為其他令人分心的方式提供了空間，同時也為責備和怨恨的習慣性思維提供了空間，迫使我獨自面對自己的感受。

有時我會打電話給瑪格達。她和納特（nat）也離婚了，她再婚了，嫁給了泰德·吉爾伯特（tedgilbert），一個和她年紀相仿的男人，一個善良的傾聽者，他成為了繼父。納特和她一直保持著親密的關係，而且每週到她家裡吃兩三次飯。「當你坐立不安的時候就要小心了。」我姐姐警告說，「你可能會開始想一些錯的事情或者不重要的事情。比如他太這樣，太那樣，我受夠了。最終你還是沒躲開那些也同樣讓你發瘋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