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夏天，瑪麗安娜七歲，奧黛麗一歲的時候，我們收拾行裝，坐上我們那輛舊的灰色福特車，從巴爾的摩出發，前往得克薩斯州的埃爾帕索。由於對就業前景感到迷茫，貝拉情緒低落，更厭倦了弟弟的看法和怨恨，同時也擔心自己的健康。他聯絡了他的表弟鮑勃·埃格爾，希望能得到他的建議。鮑勃是貝拉的叔祖父艾伯特的養子。貝拉的叔祖父艾伯特，在20世紀初，離開在普雷紹夫的四弟——貝拉的祖父，和另外兩位兄弟一起移民到芝加哥經營批發業務。在戰後，貝拉繼承了他的生意。20世紀30年代，正是芝加哥的埃格爾家族支援喬治移民美國，也正是他們在戰前為埃格爾家族做了登記，所以我們獲得了簽證的機會。我感激芝加哥埃格爾家族的慷慨和遠見，沒有他們，我們永遠無法在美國安家。

鮑勃現在和他的妻子以及兩個孩子住在埃爾帕索，但是，當他告訴貝拉「來西部吧！」，我還是擔心會被這個看似不錯的機遇所欺騙，而走進另一條死衚衕。鮑勃向我們擔保。他說，埃爾帕索的經濟正在蓬勃發展，在這個邊境城鎮，移民很少被隔離或邊緣化，而城市的邊界地區更是一個讓新家庭從頭開始、建立美好生活的完美地方。他甚至幫助貝拉找到了一份註冊會計師助理的工作，薪水是他在巴爾的摩的兩倍。「沙漠裡的空氣對我的肺有好處。」貝拉說，「我們可以租一套房子，而不再是租一套小公寓。」於是我同意了。

我們試圖把這次鉅變變成一次有趣的冒險、一次度假。我們的車開在高速公路上，欣賞著風景優美的風光。我們在一個有游泳池的汽車旅館停了下來，因提早到達，我們可以在晚飯前去游泳池裡暢遊一番。儘管我感到非常焦慮，不僅是因為搬家以及汽油、汽車旅館和餐館的飯菜的費用，還因為我和瑪格達之間的距離又再次被拉開，但是我發現自己笑得更頻繁了。不是為了讓家人安心而戴上微笑的假面具，而是真正發自內心的、從我的臉頰和眼睛深處顯露出來的笑，我覺得自己和貝拉之間有了一種新的感情。他教瑪麗安娜講一些俗氣的笑話，在游泳的時候將奧黛麗從水裡拋起。

在埃爾帕索，我首先注意到的是天空是那麼的明淨和廣闊。北方環城的群山也吸引了我的目光。我總是抬頭看。在一天當中的某些時候，太陽照射的角度使山脈看上去彷彿被壓平，變成一個模糊的紙板雕刻，就像電影場景中的那樣。山峰是統一的暗棕色。隨後，光線開始移動，山脈像彩虹那樣變成了粉色、橙色、紫色、紅色、金色、深藍色，群山突然變成浮雕，像手風琴一樣伸展開來，露出所有的褶皺。

這裡的文化也同樣是多元化的。我原以為這裡就像西部電影裡那樣，是塵土飛揚、與世隔絕的邊疆小鎮，生活著頑強、孤獨的男人，和比男人更孤獨的女人。但我覺得埃爾帕索比巴爾的摩更歐洲化，更國際化。這座城市的人們會將兩種語言、多種文化融合在一起，而沒有明顯的種族隔離。這裡既是邊界，又是世界文化的結合體。得克薩斯州的埃爾帕索和奇瓦瓦州的華雷斯，與其說是兩個獨立的城市，不如說是一個整體的兩部分。格蘭德河貫穿其中，將城市劃分為兩個區域，由於它的獨特性，雙方的邊界又顯得那麼恣意。我想起了我的家鄉：從科希策，到卡薩，再到科希策，邊界改變了所有的一切，而這裡的邊界並沒有改變任何東西。我只會很基礎的英語，根本不會說西班牙語，但在這裡，我覺得自己不像在巴爾的摩那樣被邊緣化、被排斥。我們之前住在巴爾的摩一個猶太移民社群，本來希望能在那裡找到棲身之所，但反而發覺自己完全暴露在外面，無法融入整個城市。在埃爾帕索，我們只是融合體的其中一部分。

搬家後不久的一個下午，我和奧黛麗去附近的公園裡玩，突然聽到一位母親用匈牙利語呼喚她的孩子。我注視了她好一會兒，那是另一位匈牙利母親，我多希望能認出她來。但我很快就開始自責了，這是多麼天真的設想——僅僅因為她的聲音很熟悉，可能有自己的影子，就認為我們可能有某些共同之處。然而，當她和她的孩子們在玩耍的時候，我卻無法控制自己，停止對她的跟蹤，無法擺脫我認識她的感覺。

突然，我記起了一些東西，那是克拉拉結婚當晚發生的事情：在科希策，一張明信片塞進了瑪格達的鏡子。在明信片上，一座橋上橫跨的：埃爾帕索。我怎麼會忘記十年前，拉斯·格拉德斯坦就是搬到這個城市的呀？拉斯，一位在貢斯基興和我們一起解放的年輕人，他和我、瑪格達一起坐在火車頂上，溫柔地握著我們的手，從維也納到布拉格，我當時甚至認為某一天他可能會和瑪格達結婚。他來到了埃爾帕索，在他的叔叔和嬸嬸的傢俱店裡工作，賺錢上醫學院。現在住的地方——埃爾帕索，我曾經在明信片裡見過，那個地方就像是在世界的盡頭。

奧黛麗把我從幻想中喚醒，她想去盪鞦韆。當我把她抱起來的時候，那個匈牙利女人和她的兒子也走近了鞦韆架。我情不自禁地用匈牙利語跟她說話。

「你是匈牙利人，」我說，「也許你認識我的一個老朋友，他戰後來到了埃爾帕索。」

她用大人看小孩的那種方式愉悅地看著我，好像覺得我是那麼悅目娛心，散發著難以置信的天真。「誰是你的朋友？」她配合地問道。

「拉斯·格拉德斯坦。」

她的眼睛瞬間充滿淚水。「我是他的姐姐！」她哭了。她從我的言語中，讀到了我需要的資訊程式碼。老朋友。戰爭結束後。「他現在是個醫生，」她說，「他現在的名字是拉里·格萊斯頓。」

我該如何解釋我當時的感受呢？現在距離我和拉斯，以及其他無家可歸的倖存者一起坐在火車頂上的情景，已經過去了十年。十年間，他實現了成為醫生的夢想。聽到這些，我相信似乎沒有什麼希望或抱負是遙不可及的，他能在美國重塑自己，我也可以。

但這只是故事的一半。在炙熱的沙漠陽光下，站在公園裡，我真的到了世界的盡頭，此時此刻的我，在時間和空間上都遠離了奧地利那個悶熱的森林——當時的我被扔進一堆屍體裡求生。自從戰爭以來，我也從未敢接近過去的自己，而現在，我幾乎是在向一個陌生人承認存在著一個過去的我，在光天化日之下與一個過去的幽靈相遇，此時我的女兒在鞦韆上卻要求再蕩高些。也許前進也意味著迴歸。

我在電話簿裡找到拉里·格萊斯頓的號碼，過了一個多星期我才打電話給他。接電話的是他的妻子，一位美國人。她為我寫下一個留言資訊，她問了好幾次我名字的拼寫方式。我告訴自己，他不會記得我的。那天晚上，鮑勃和他的家人到我家來吃晚飯。瑪麗安娜讓我做漢堡，我做漢堡的方式和我媽媽一樣，就是把碎牛肉和雞蛋、大蒜和麵包屑混在一起，搓成肉丸一樣，配上用葛縷子籽做的球芽甘藍、土豆。當我把飯菜端上餐桌時，瑪麗安娜翻了翻白眼。「媽媽，」她說，「我說的是美國的漢堡包。」她想要的是一種扁平的小餡餅，在無味的白麵包中間，配上油膩的炸薯條和一攤平平無奇的番茄醬。在她的美國表兄弟迪基和芭芭拉麵前，她感到很尷尬。她對我的否定讓我感到一陣刺痛，我做了我之前承諾的永遠不會做的事情——我讓她感到了羞恥。電話鈴響了，我趕緊藉故逃離餐桌，去接電話。

「伊迪絲，」一位男士說，「埃格爾夫人，我是拉里·格萊斯頓醫生。」

他說的是英語，但他的嗓音沒有變化。過去的故事飄進廚房，一幅一幅地呈現在我面前，火車頂上那刺骨的寒風也隨之吹了進來。我感到頭暈，同時我也有種飢餓的感覺，就像我當時餓得半死一樣。我的背也開始感到疼痛。「拉里，」我說，從遠處傳來我的聲音，彷彿是從另一個房間的收音機裡傳來的。我們共同的過去無處不在，卻又難以啟齒。

「我們又見面了。」他說。我們轉用匈牙利語來聊天。他和我談到他的妻子和她的慈善工作，他們的三個女兒，我也告訴他關於我的孩子和貝拉想成為註冊會計師的願望。他邀請我去他的辦公室，邀請我們和他的家人一起吃飯，真心希望友誼會延續到我們的餘生。當我結束通話電話時，天空正變成玫瑰金色。我能聽到家人在餐廳裡的聲音。鮑勃的兒子迪基問他媽媽關於我的事情：「她的是美國人嗎，為什麼英語這麼差？」我的身體開始緊張起來，就像過去的回憶又再靠近我。這就像急剎車時，出於保護的條件反射，把一隻手擋在孩子們的面前。當我懷上瑪麗安娜，不顧醫生的警告時，當我選擇我會去照顧更多的生命時，我決定不讓死亡集中營給我的孩子們投下陰影。這種信念堅定了一個目標：我的孩子們永遠不會知道。他們永遠不會想象我餓得只剩皮包骨，在濃煙滾滾的天空下夢見我母親做的餡餅。這些將永遠不會是一個他們必須記住的形象。我會保護他們，不讓他們承受痛苦。然而迪基的問題提醒我，雖然我可以選擇沉默，我可以選擇其他人因親屬關係或偽裝而保持的沉默，但是我無法選擇別人在我不在的時候說什麼或做什麼。我的女兒們會無意中聽到什麼？儘管我努力把真相隱藏起來，但其他人會告訴他們嗎？

讓我鬆了一口氣的是，迪基的媽媽把談話引到了一個新的方向。她提示迪基和他姐姐芭芭拉向瑪麗安娜介紹一下學校裡秋季課程最好的老師。貝拉有沒有提醒她保持沉默？還是她憑直覺知道的？是為了我，為了我的孩子，為了她自己？後來，當他們一家人聚在門口準備離開時，我聽到迪基的母親用英語低聲對他說：「永遠不要問迪庫卡阿姨過去的事情。這不是我們談論的話題。」我過去的生活是家庭忌諱。我的秘密是安全的。

總有兩個不同的世界。一個是我所選擇的，一個是我所拒絕的，我拒絕的世界總在未經我許可的情況下，中途插入。

1956年，貝拉通過了註冊會計師考試，拿到證書。就在我們的第三個孩子——兒子約翰尼（johnny）出生前幾個月，我們在嘉年華大道（fiestadrive）買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房子後面除了沙漠只有盛開的粉紅色和紫色的石南花、紅色的絲蘭花和充滿活力的響尾蛇。在裡面，我們為客廳和書房選擇淺色的傢俱。週日早上，貝拉穿過邊境到華雷斯農產品市場購買了新鮮的木瓜並買了份報紙。我們在報紙上看到了頭條新聞。在匈牙利發生了一場起義，蘇聯坦克滾滾而來鎮壓叛亂。貝拉和姑娘們相處得很融洽，結結巴巴地和她們聊天。天氣很熱，我的肚子很大。我們開啟製冷裝置，圍坐在休息室的電視旁，觀看轉播的墨爾本夏季奧運會。

我們開始收看節目時，來自布達佩斯的女子體操隊猶太人凱萊蒂·阿格奈什（agneskeleti）正在熱身，她三十五歲，比我大六歲。如果她是在卡薩長大的，或者我是在布達佩斯長大的，我們可能會一起訓練。「注意！」貝拉告訴女孩們。「她和我們一樣是匈牙利人。」看著凱萊蒂·阿格奈什上場，就像看見另一個我，我的另一半人生一樣。那個沒被送到奧斯維辛集中營的人，（後來我發現，凱萊蒂從布達佩斯的一個基督徒女孩那裡買了身份證，逃到一個偏遠的村莊，在那裡當女傭，等待戰爭結束）她的母親還活著。那位在戰後能過上與之前一樣生活的人，那位沒有讓苦難或者年齡毀了夢想的人。她舉起手臂，伸展身體，準備開始。貝拉瘋狂地歡呼，奧黛麗也在一旁模仿他。瑪麗安娜看著我，我情不自禁地靠向電視機。她不知道我曾經是一名競技體操運動員，更不用說我們共同經歷的、讓生活中斷的那場戰爭——至今仍在侵入我的生活。但是我感到女兒意識到了我屏住了呼吸，意識到了我是用自己的身體，而不僅僅是用自己的眼睛，來跟隨凱萊蒂的身體。貝拉、瑪麗安娜和奧黛麗為每個旋轉動作鼓掌。我屏住呼吸，凱萊蒂的動作遊刃有餘，她俯下身去觸碰地板，從保持坐姿向前彎曲到向後拱，變成倒立，所有動作是如此優雅和流暢，直到她的動作全部完成。

她的蘇聯競爭對手佔了上風。由於匈牙利的起義，匈牙利和蘇聯運動員之間的緊張關係尤其令人擔憂。貝拉大聲喝倒彩。兩歲的小奧黛麗也這麼做。我叫他們倆安靜。我用評委的視角來觀察拉瑞薩·拉提尼娜（larisalatynina），凱萊蒂一定也在觀察她。我看到她的高踢腿可能比凱萊蒂的更高一些，我看到她輕盈的彈跳，以全劈叉跪檔的方式著地。瑪麗安娜為她發出讚歎的聲音。貝拉再次發出噓聲。「她真的很棒，爸爸。」瑪麗安娜說。貝拉聳了聳肩，他說：「在這所房子裡，我們為匈牙利人歡呼。」最後，凱萊蒂和拉提尼娜並列成為冠軍。在頒獎典禮上，兩人並肩站在一起，拉提尼娜的肩膀擦著凱萊蒂的肩膀。凱萊蒂在臺上開始做鬼臉。「媽媽，你為什麼哭？」瑪麗安娜問我。「我沒有。」我說。

否認，否認，再否認。我在保護誰呢？我的女兒嗎？還是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