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麗安娜變得越來越好奇，她是個如飢似渴的讀者。當讀完埃爾帕索公共圖書館（elpasopubliclibrary）兒童專區所有的書後，她開始在我們家的書櫃裡亂翻，閱讀我的哲學和文學作品《貝拉的歷史》（bela'shistory）。1957年，當她十歲的時候，她和我、貝拉一起在書房的米色沙發上。她站在我們面前，像個小老師那樣開啟一本書，並告訴我們，這是她在書架上發現的，它藏在其他書後面。她指著一幅照片，照片上赤裸的骷髏屍體堆成一堆。「這是什麼？」她問道。我全身冒汗，天旋地轉。我本已預料到這一刻的到來，但我還是感到非常驚訝，那麼突然，令人恐懼，就好像我走進屋裡，發現來自聖哈辛托廣場（sanjacintoplaza）的活生生的鱷魚跑到我們的客廳裡。面對事實，面對我那尋找事實真相的女兒，就像是面對一頭猛獸。我從房間裡跑出去，跑到浴室的水槽裡嘔吐。我聽到貝拉告訴我們的女兒關於希特勒和奧斯維辛集中營裡的故事。我聽見他說了一句可怕的話：你媽媽在那兒。我真想打碎牆上那面鏡子。不！不！不！我多想尖叫。我不在那裡！這不是你該承受的！「你媽媽很堅強。」我聽見貝拉對瑪麗安娜說。「但你必須明白，你是倖存者的女兒，你必須永遠，永遠保護你媽媽。」這可能是一個去安撫瑪麗安娜的機會，把她從擔心和同情中解脫出來。告訴她，她的祖父母會多麼愛她。告訴她，沒事了，我們現在安全了。但是我不能離開浴室，我不相信自己，哪怕只說一句關於過去的話，也將激起我更強烈的憤怒並造成更大的損傷。我將掉進一個黑洞裡，也會把她帶到那個可怕的地方。

我關注孩子，關注我能做的事情，我要讓所有人在我們的新家感到安全、被認同和快樂。

我們有每日的例行公事，會紀念每一週和每個季節，這些都是我們為了快樂而做的事情：貝拉在早上開車送奧黛麗去學校時，剃了光頭，這是一種不同尋常的事情。貝拉跑著去西夫韋（safeway）購物，西夫韋建在我們房子後面廣闊的沙漠裡。不可避免的是，我忘了在購物清單上加一些東西，於是我打電話到店裡找他。雜貨店店員聽出了我的聲音。「埃格爾先生，你妻子打電話找你。」他們用廣播找他。我照料我們的花園，修剪草坪，在貝拉的辦公室做兼職。貝拉幫助在埃爾帕索所有成功的移民——敘利亞、墨西哥、義大利、歐洲的猶太人，他成為了備受喜愛和值得信賴的會計師。週六，他帶著孩子們去見客戶，他們對孩子們的愛就像對貝拉一樣。星期天，貝拉開車去華雷斯（juárez）的雜貨店買新鮮的水果，然後，回家吃一頓豐盛的早午餐，我們還會聽百老匯的音樂劇專輯，跟著演出的曲調唱歌（貝拉可以唱歌而沒有口吃），然後我們去基督教青年會游泳。聖誕節那天我們去埃爾帕索市中心的聖哈辛托廣場。我們慶祝聖誕節時不買禮物，但是孩子們仍然寫信給聖誕老人。我們在光明節交換了實用的禮物——襪子和衣服，我們用豐盛的食物迎接新年和陽光嘉年華（thesuncarnival）遊行——太陽女王（thesunqueen），一支高中樂隊，扶輪社（therotaryclub）的成員騎著摩托車經過。春天，人們會到白沙和聖達非（whitesandsandsantafe）野餐。秋天，返校學生在阿門·沃德（amenwardy）購物。我用手觸控，感受著最好的布料，還有本事以最低的價格買到最好的衣服（貝拉和我都有這些能觸知的習慣——對他來說，是選擇產品；對我來說，是選擇衣服）。我們去墨西哥的農場參加秋收，自制玉米粉蒸肉吃。食物能表達愛。當我們的孩子帶著優異的成績單回家時，我們會帶他們去家後面的冷飲小賣部吃香蕉聖代。

當奧黛麗九歲的時候，她參加了一年一度的游泳隊選拔，成為了一名游泳比賽運動員。到她上高中的時候，就像我以前練體操和芭蕾一樣，她每天要訓練六個小時。當瑪麗安娜十三歲時，我們在房子上加建了一個主臥套間，這樣瑪麗安娜、奧黛麗和約翰尼就都有自己的房間了。我們還買了一架鋼琴，瑪麗安娜和奧黛麗都在學鋼琴，就像小時候我父母做的那樣，我們也舉辦私人樂音會，我們還會舉辦橋牌派對。貝拉和我參加了莫莉·夏皮羅（mollyshapiro）主辦的讀書俱樂部。夏皮羅在埃爾帕索以舉辦專題沙龍而聞名，藝術家和知識人士都喜歡參加他舉辦的沙龍聚會。我在得克薩斯大學上英語語言課程（esl）。我的英語水平終於有了很大的提高，在1959年，我覺得我可以入學修讀本科課程。能繼續深造是我長久以來的夢想——另一個被延誤的夢想，這個夢想現在可以實現了。我坐在一排籃球運動員旁邊上第一節心理學課。我用匈牙利語做筆記，並請求貝拉幫助我完成每項作業。我32歲。我們無論是在對外交際還是回到家裡，都感到很快樂。

但這時貝拉看待我們兒子的方式有些問題。他希望有一個兒子，但沒想到會是這樣。約翰尼患有手足徐動性腦癱，可能是出生前就患有腦炎所引起的，這影響了他對動作的控制能力，就連做瑪麗安娜和奧黛麗小時候會做的那些小事——自己穿衣服、說話、用叉子或勺子吃飯，他也覺得非常吃力。他看起來也和她們不一樣，眼睛總是低垂著。貝拉對約翰尼的態度比較尖刻，對他的努力沒有耐心。我記得我曾因鬥雞眼而遭到嘲笑，所以我為兒子感到非常心痛。貝拉會因約翰尼帶來的挑戰而沮喪地大喊大叫（他用捷克語大喊，儘管我希望孩子們能說流利的美式英語，但是他們在家裡還是學了一點匈牙利語。即使他們聽不明白貝拉的話，但他們能聽懂他的語氣，所以他們哭了）。我真想躲進臥室。我是個躲藏高手。1960年，當約翰尼四歲的時候，我帶他去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專家克拉克醫生（rk）。他告訴我：「你的兒子會成為你所期待的那樣，可以做其他人都會做的事，只是要花更長的時間才能做到而已。你對他施加太大的壓力，這可能會適得其反，但如果你沒有給他足夠的壓力，那也是錯誤的。你需要根據他的潛力給予適當的壓力。」我輟學了，這樣我就可以有時間帶約翰尼去語言治療診所，去職業治療診所，去我能想到的所有診所，任何有可能幫助他的專家診所（奧黛麗說，現在她最深刻的童年記憶不是在游泳池裡，而是在候診室裡）。我選擇不去接受兒子永遠被疾病纏身的事實，堅信如果我們相信他能成功，他就一定能成功。但當他小的時候，用手吃飯，張著嘴咀嚼，因為這是他能做到的最好的方式。貝拉看著他的時候是那麼的失望，那麼的悲傷，我覺得我必須保護我的兒子不受他父親的傷害。

恐懼像是一股電流穿過我們舒適的生活。有一次，在奧黛麗十歲的時候，她邀請了朋友過來玩，我走過她的房門，就在這時一輛救護車響著警笛，從我們家門前呼嘯而過。我捂著頭，這是我在戰爭中養成的頑固習慣，我現在還會這樣做。還沒等我意識到是警笛聲和我的過敏反應，我就聽到奧黛麗對她的朋友大喊：「快，到床底下去！」她撲通一聲倒在地板上，並滾到床裙下面。她的朋友笑了，跟著她一起做，認為這是一種奇特的遊戲。但我知道奧黛麗不是在開玩笑，她真的認為警報聲就預示著危險，必須要躲起來。我無意中，沒有任何意識地，就把這一點教給了她。

關於安全、價值觀和愛，我們不知不覺中還教會孩子們其他什麼東西了嗎？

瑪麗安娜高中畢業舞會的那天晚上，她穿著絲綢連衣裙站在我們的前廊上，手腕上戴著一束漂亮的蘭花。當她和她的女伴走出門廊時，貝拉喊道：「玩得開心，寶貝。你知道，你媽媽在你這麼大的時候，還在奧斯維辛集中營，她父母都死了。」

瑪麗安娜走後，我衝著貝拉尖叫，訴說著他的冷酷無情，警告他，他沒有權利在這個特殊的夜晚毀掉瑪麗安娜的歡樂，毀掉我從她的歡樂中得到的快樂。如果他不能審視自己，我也不會；如果他不能用快樂的情感來祝福我們的女兒，那他和死了沒區別。貝拉辯解道：「這就是一個令人高興的事情：你在奧斯維辛集中營，而她不在。我希望瑪麗安娜為她的生活感到高興。」「那就別破壞它！」我大喊道。比貝拉的情況更糟糕的是，事後我沒再跟瑪麗安娜說過這件事了。我假裝沒有注意到她也過著兩種生活——一種是她為自己而活，另一種是她為我而活，因為我不希望她過這樣的生活。

1966年秋天，當奧黛麗十二歲時，瑪麗安娜在惠蒂爾學院（whittiercollege）讀二年級，而十歲的約翰尼實現了克拉克博士的預言：只要有適當的支援，他的身體和學業都能保持穩定。我終於有時間投入到自己的學業中了。我重新回到學校。我的英語水平現在已經足夠好，不再需要貝拉的幫助，就可以寫論文了（在他幫助我的時候，我的最好成績是中下，但現在我的成績是優）。我覺得我終於迎頭趕上，超越了過去的侷限。我盡我最大的努力將過去和現在的兩個世界保持分離，但她們卻再一次碰撞在一起。我坐在階梯教室裡，等著我的政治學入門課開始，這時一個棕黃頭髮的男人坐在我身後。

「你就在那兒，是嗎？」他說。

「哪裡？」我開始恐慌起來。

「奧斯維辛集中營。你是其中的倖存者，是嗎？」

我被他的問題弄得心煩意亂以至無法反問他問題。是什麼讓他認為我是倖存者呢？他是怎麼知道的？他是怎麼樣猜到的？在我現在的生活中，我從來沒有對任何人說過我的經歷，就連我的孩子也沒講過，手臂上沒有紋著字。

「你不是大屠殺的倖存者嗎？」他又問。

他很年輕，大概二十歲，大約是我年齡的一半。這個年輕人真誠懇切的本性和聲音的強度，讓我想起了埃裡克，想起宵禁後我們如何跑到電影院看電影；如何拍了我在岸邊做劈叉的照片；他如何第一次吻我的嘴唇，並將他的雙手擱在我腰間那條細細的腰帶上。解放後的第二十一年，我被失落碾碎了。失去了埃裡克，失去了我們年輕的愛，更失去了我們的未來——我們分享婚姻、家庭和激進的願景。在我被囚禁的那整整一年裡，在那一年裡，我不知何故逃脫了似乎不可避免的死亡，我因埃裡克的那句詩而堅持了下來：我永遠不會忘記你的眼睛，永遠不會忘記你的手。那段記憶是我的救命索。現在呢？我把過去關在門外了，回憶過去就是對恐懼一次又一次地屈服。但在過去，那裡有埃裡克的聲音。在過去，那裡有我感受到的愛，還有在我捱餓的那些歲月裡，在腦海中響起的歌聲。

「我是倖存者。」我顫抖著說。

「你讀過這本書嗎？」他給我看了一小本平裝書《活出生命的意義》，作者是維克多·弗蘭克爾（viktorfrankl）。這聽起來像一本哲學書。作者並不出名。我搖搖頭。「弗蘭克爾曾經在奧斯維辛集中營，」學生解釋說，「他在戰後寫了這本關於集中營的書。我想你會感興趣的。」

我手裡拿著那本書。它很薄，但使我充滿恐懼。為什麼我還會願意回到地獄去呢，即使是通過別人的經歷？但我不忍心拒絕這個年輕人的好意。我低聲說了聲謝謝，然後把這本薄薄的書塞進我的包裡。整一晚，它在我的包裡就像一顆滴答作響的炸彈。

我開始做晚飯，但感到心煩意亂，神情恍惚。我讓貝拉去西夫韋買更多的大蒜，然後再買更多的辣椒。我幾乎沒吃什麼飯。晚飯後，我幫約翰尼做了拼寫單詞的小測驗，洗了碗，親吻孩子們並道晚安。貝拉去書房聽拉赫曼尼諾夫（rachmaninoff）的歌，讀當天的報紙《國家》。我的書包放在前門旁邊的走廊裡，書還在裡面。它在我的房子裡出現讓我感到不舒服。我想不讀了，也不需要。我在那裡，但我不會再讓自己痛苦了。

午夜過後的某個時間，我的好奇心戰勝了恐懼。我躡手躡腳地走進客廳，拿起那本書，在燈光下坐了很長時間。我開始閱讀了。這本書並不是對所有事實和事件的描述，而是對他個人經歷的描述，這些經歷是數以百萬計的囚犯一再遭受的，是由集中營的一名倖存者講述的一個發生在集中營的真實故事。我的脖子後面感到一陣刺痛。他在跟我說話，在代表我說話。集中營裡的日常生活是如何反映在普通囚犯的心中的呢？他描寫了一個囚犯生命的三個階段，從到達死亡集中營、感受到「緩刑的幻覺」開始了第一階段。是的，我清楚地記得我父親是如何聽著火車站臺上播放的音樂，說這不是一個可怕的地方。我還記得門格勒在生死之間擺動手指的樣子，他的話語隨意得讓你覺得寬慰：「你很快就會見到你媽媽了。」然後是第二階段——學習去適應那些不可能和不可思議的事情。忍受納粹囚犯長的毒打，無論多冷、多餓、多累、病得多重都要站起來，喝著稀湯，儘量省下面包，看著自己只剩皮包骨，到處聽人說，唯一的解脫就是死亡。即使是第三階段，釋放和解放並沒有結束監禁的生活，弗蘭克爾寫道。它可以在痛苦，幻滅中繼續，為尋找生命的意義和幸福而鬥爭。

我正盯著我本應藏起來的東西。當我讀到這些的時候，我發現我並沒有感到自己被封閉或被鎖在那個痛苦的地方。令我驚訝的是，我並不害怕。每讀一頁，我想寫十頁。如果講我的故事能使我輕鬆而不是更緊張呢？如果談論過去可以治癒它而不是使它固化呢？如果沉默和否認不是災難性損失後的唯一選擇呢？

我讀到弗蘭克爾如何在冰冷的黑暗中走向他的工作地點。寒冷是刺骨的，守衛是殘酷的，囚犯們跌跌撞撞地走著。在身體上所受的痛苦和非人性的歧視中，弗蘭克爾出現在他的妻子面前。他看到她的眼睛，他的心因此在深冬裡綻放出愛的花朵。他明白，一個一無所有的人，在這個世界上，可能仍然會在他所愛的人的心中，哪怕只是短暫的片刻，也應感到幸福。我的心扉被開啟。我哭泣著，這頁是母親跟我說的話，在那令人窒息的黑暗的火車上對我說的話：記住，沒有人能從你心中拿走你想要的東西。我們不能選擇讓黑暗消失，但我們可以選擇點燃光明。

在1966年秋天，在這黎明前的幾個小時，我讀了這段話，這是弗蘭克爾所講述的核心：你可以從一個人身上拿走所有東西，但有一件不行：人類最後的自由——在所有特定環境下選擇自己的態度，選擇自己的方式。每一刻都是一種選擇。無論我們的經歷是多麼令人沮喪、無聊、受限制、痛苦或壓抑，我們都可以選擇如何應對。我終於明白，我也有選擇的權利。這種認識將改變我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