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一個灰色的黎明，我在潮溼的街道上登上了去往巴爾的摩的公交車，將要去服裝廠工作。我每天的工作是剪小男孩拳擊運動短褲上的線頭，可獲得每打7美分的報酬。這家工廠讓我想起了德國的線廠。當時，瑪格達和我從奧斯維辛集中營被帶走後，就去了線廠工作。廠子裡空氣乾燥、塵土飛揚，還有冰冷的混凝土，機器發出咔嗒咔嗒的響聲，女領班說話時，必須要大聲喊叫。「減少上廁所的時間！」她喊道。但之前的女領班告訴我們，我們會一直工作到筋疲力盡，直到死亡為止。我不停地工作，最大化地提高生產效率，最大化地提高微薄的薪水。但同時也是因為，不停地工作，在過去是一種生存的需要，已成為一種不可丟棄的習慣。如果我能一直待在嘈雜和緊迫的環境之中，我就不會有空暇去胡思亂想了。我很努力地工作，回到家後，手會在黑夜裡不停地顫抖。

因為收留了瑪格達，所以瑪蒂爾達姑媽和她的丈夫沒有空餘的空間或資源來收留和接濟我們了。我們已經開始的新生活，不是像我想象的那樣在布朗克斯，而是在巴爾的摩。在這裡，我們和貝拉的弟弟喬治、喬治的妻子以及兩個年幼的女兒一起住在一套狹小的、沒有電梯的公寓裡。喬治曾是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的律師，但在20世紀30年代，他剛移民入境到美國芝加哥時，是在福勒刷子公司工作，上門推銷刷子和清洗產品；現在在巴爾的摩賣保險。在喬治生活中所出現的一切都是苦澀的、令人擔憂和氣餒的。他緊跟著我走過公寓的每個房間，注視著我的一舉一動，抱怨我沒有把咖啡罐的蓋子蓋嚴。他對過去發生的種種事情感到憤怒——他曾在伯拉第斯拉瓦遭到襲擊；在芝加哥，他在眾目睽睽下遭到搶劫。他對現狀也感到憤怒，不能原諒我們身無分文地來到這裡，不能原諒我們放棄了埃格爾家族的財產。我在他面前感到很難為情，有他在的時候，我在下樓梯的時候一定會絆倒。

有一天，我坐公共汽車去上班時，滿腦子都是在想不開心的事，工廠的咔嚓咔嚓聲，還混合著喬治的不愉快和對錢的不斷擔憂。過了很久，我才注意到公共汽車並沒有開動，仍靠在路邊，其他乘客都盯著我，皺著眉，搖著頭。我開始冒汗，感到頭皮發麻。這種感覺，如同我聽到帶著武器的箭十字黨民兵在黎明敲我們家的門，把我吵醒的感覺。如同我撿起胡蘿蔔後，德國士兵用槍指著我的胸口時的感覺。我的內心充滿了恐懼，感覺自己做錯了什麼，感覺自己將會受到懲罰，生存和死亡就是賭注。危險和威脅的感覺使我疲憊不堪，連發生什麼事都想不起來了。我用了在歐洲坐車的方式上了公交車，坐在座位上，等待售票員過來賣票，而忘記在美國需要把硬幣放在投幣箱裡。公共汽車司機對我大喊：「要麼付錢，要麼下車！」即使我能說英語，也聽不懂他說的話，我被恐懼所征服，被鐵絲網和槍炮的影像所征服，被煙囪裡冒出來的濃煙所淹沒，被過去的監獄圍牆包圍了。這與我在奧斯維辛集中營的第一個晚上為約瑟夫·門格勒跳舞所發生的事情正好相反。那時，我想象自己並不是在集中營，而是在布達佩斯歌劇院的舞臺上，我的內心世界拯救了我。現在，我的內心世界把一個簡單的錯誤、一個誤解解讀為了一場大災難。這並不是什麼大是大非，無可救藥的事情。那個男人因為誤解我，我也不能理解他，所以覺得生氣，沮喪。即使大喊大叫和爭執，我也沒有生命危險。然而，我把現狀看為：危險，死亡。

「要麼付錢，要麼下車！」司機喊道。他從座位上站起來，向我走來。我趴在地上，捂著臉。他現在在我上方，抓住我的胳膊，想拉我的腿。

我蜷縮在公共汽車的地板上，哭泣著，顫抖著。一位乘客同情我，她和我一樣是移民。她先是用意第緒語問我，然後用德語問我身上是否有錢，並在我汗水淋淋的掌心裡數出硬幣。她扶我回到座位上，坐在我的旁邊直到我能再次呼吸。公共汽車開始上路。

「愚蠢的新移民。」有人從過道走到座位上的時候，低聲說。

當我寫信告訴瑪格達這件事的時候，我把它說成了一個笑話，一個關於移民的「新手鬧劇」。但從那天起，我的內心發生了變化。二十多年以後，我通過參加語言和心理的訓練來弄明白這些身體反應的原因。在我的腦海會突然重現以前的情景，並出現情緒不安的身體表現——心跳加速、掌心冒汗、視線變窄，就像那天的情況（在我的一生中，即使是現在，在我80多歲的時候，我仍然會多次出現），是人在面對精神創傷的自然反應，這就是為什麼我反對將精神創傷後的應激障礙稱為一種失調。這不是一種對精神創傷的失調反應，而是一種常見而自然的反應。但在11月清晨的巴爾的摩，我並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認為自己的崩潰意味著我有嚴重的缺陷。我希望我能夠認識到我不是一個被打垮的人，是受困於被無情打斷的生活而產生的後遺症。

在奧斯維辛集中營，在毛特豪森集中營，在死亡行軍中，我通過描繪我的內心世界活了下來。即使在我被飢餓、折磨和死亡包圍的時候，我也在自己的內心世界裡找到了希望和信念。在我第一次回想起以前的情景時，便開始相信我的內心世界就是惡魔們居住的地方。我的內心世界不再是我的支撐，而是成了我痛苦的源泉：無法忘卻的記憶、失落和恐懼。我在賣魚的櫃檯前排隊，當店員叫到我的名字時，他的臉和門格勒的對調了。在走入工廠的清晨，我會看見媽媽就在我身邊，看著她轉身離去。我試圖將過去的記憶驅逐出我的內心，認為它對於自己的生存造成了威脅。直到多年以後，我才明白逃避並不能治癒傷痛，反而會使痛苦加劇。從地理位置上看，美國遠離我從前被禁錮的監獄。但在這裡，我的心理比以前受到更大的束縛。我逃避過去的恐懼，但沒有得到自由。我為心中的恐懼做了一個牢房，通過沉默把它封印起來。

值得慶幸的是，瑪麗安娜過得很好。我想讓她感覺正常，正常，一切都正常。她做到了。儘管我很擔心她會發現我們很窮，她的母親總是害怕在美國的生活不是我們所期望的那樣，但她卻很快樂。她可以免費參加日託中心，因為負責日託中心的鮑爾太太（mrs.bower）同情移民。她很快就學會了英語，併成為鮑爾太太的小助手，當其他孩子哭鬧時，她幫忙照顧他們。沒有人要求她那樣做，她天生對別人的悲傷敏感，對自己的力量也有與生俱來的信心。貝拉和我稱她為小親善大使。鮑爾太太會送她回家，還給她一些書，用來幫助我學好英語，就像幫瑪麗安娜那樣提供儘量多的支援。我試著讀《小雞》。我不能把人物角色理順。誰是幸運小鴨（duckylucky）？誰是露西鵝（gooseyloosey）？瑪麗安娜笑話我，又教了我一遍。她假裝憤怒，我假裝我只是在玩，我只是假裝不懂。

比起貧窮，更讓我擔心的是女兒的尷尬，擔心她會因我而感到羞恥。週末的時候，她陪我去洗衣店幫我操作洗衣機，帶我去雜貨店找日夫牌花生醬，還有其他十幾種我從沒聽說過的食物，那些名字我既不會拼寫也不會發音。1950年，瑪麗安娜三歲，她堅持要我們像她的同學一樣在感恩節吃火雞。我怎麼能告訴她我們買不起呢？在感恩節前一天回家的路上，我在施賴伯食品店門前停下來，我運氣真好，他們在做火雞的促銷活動，60美分一公斤。我選擇了一隻最小的。「看，親愛的！」我一到家就呼叫起來。「我們有一隻火雞。一隻小火雞！」為了她——為了我們一家三口能過感恩節，我是多麼想要這隻火雞呀。

疏遠是我的長期狀態，甚至當我在與我們的猶太移民朋友接觸時也是如此。那年冬天，我們受邀參加光明節派對，所有的孩子輪流唱光明節的歌曲。女主人邀請瑪麗安娜唱歌。我很驕傲地看著我那聰明而成熟的女兒，她快樂、熱情、急切、自信地接受邀請，走到房間中央。她已經把英語當成她的第一語言。在幼兒園，她參加了一個我並不認識的猶太人舉辦的課外活動，這個猶太人已經信奉了基督教。瑪麗安娜朝客人們微笑，然後閉上眼睛，開始唱道：「耶穌愛我，我知道，因為聖經告訴我……」客人們盯著她和我。我的女兒已經學會了我最希望她擁有的技能，無論在哪裡都能表現得像在家裡一樣。而現在，由於她對區分不同人群的規則缺乏理解，這下讓我感到非常尷尬，想鑽到地板下瞬間消失。甚至是在我自己的社群裡，不是來自外面，也會出現這種尷尬和這種流放者的感覺。相信自己不應該活下來，永遠不值得被他們接納，這是自我禁錮的一部分。

瑪麗安娜在美國生活得很好，但貝拉和我卻過得很艱難。我仍然受著自己恐懼的折磨——噩夢般的記憶，在平靜的外表之下醞釀著恐慌。我也害怕貝拉的怨氣。他學英語不像我那麼費勁。他小時候在倫敦的一個寄宿學校讀過書，他說英語和說捷克語、斯洛伐克語、波蘭語、德語以及許多其他地方的語言一樣流利，但是在美國他的口吃變得更加明顯，這像一種訊號，告訴我，我強加給他的選擇使他痛苦。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個倉庫裡搬運沉重的箱子。我們知道這對肺結核患者是不好的，但喬治和他的妻子杜伊（duci）認為我們有工作已經是很幸運的了。杜伊是一位社會福利工作者，曾幫助我們找到工作。工資低得可怕、勞動要求高、對人格貶低，這就是對移民的寫照。移民既不是醫生，也不是律師，更不是市長，無論他們曾受過怎樣的培訓和擁有怎樣的專業技能〔除了我那了不起的姐姐克拉拉（klara），她和思斯移民後不久就在悉尼交響樂團（sydneysymphonyorchestra）獲得了小提琴家的職位〕。移民只能開計程車、在工廠做計件工作和給雜貨店的貨架堆貨。我內化了這種無價值的感覺，貝拉也很抗拒，因而脾氣暴躁，反覆無常。

在巴爾的摩度過的第一個冬天，杜伊帶著買給瑪麗安娜的兒童滑雪服回家。瑪麗安娜想馬上試穿一下。它的拉鏈很長，在瑪麗安娜的衣服外面套上舒適的滑雪服需要花很長時間。我們終於穿好準備好去公園了，慢慢地走下五階樓梯，來到街上。當我們到達人行道時，瑪麗安娜說她需要尿尿。

「你之前為什麼不告訴我們！」貝拉要爆炸了。他從未對瑪麗安娜大吼過。

「我們搬離這間房子吧。」那天晚上我低聲說。

「你想好了，公主。」他咆哮道。我彷彿不認識他。他的憤怒使我害怕。

不，我最害怕的是我自己的憤怒。

我們設法攢夠了錢，搬進了巴爾的摩最大的猶太社群——帕克高地（parkheights），在一所房子後面的一間女僕的小房間裡住下。我們的女房東是曾經來自波蘭的移民，但她早在戰爭之前就已經移民，在美國待了幾十年了。她叫我們新手，嘲笑我們的口音。她帶我們看浴室，希望我們對室內管道感到驚奇。我想起了瑪莉絲卡和埃格爾宅邸裡的小鈴鐺，每當我想要更多的麵包時，就把它搖響。為符合我們在房東太太心中所期待的形象，裝出驚訝的樣子比向她解釋，甚至是向自己解釋以前和現在之間巨大的鴻溝，要容易得多。

貝拉、瑪麗安娜和我住在一個房間裡。瑪麗安娜上床睡著了，我們把燈關掉，坐在黑暗中。我們的沉默不是親密的，而是緊張沉重的，就像一根繩子在負重的重壓下開始磨損。

我們盡力做一個正常的家庭，1950年，我們就連去帕克高地大道（parkheightsavenue）自助洗衣店隔壁的電影院看電影也覺得非常奢侈。在開啟洗衣機後，我們帶著瑪麗安娜去看《紅鞋》（theredshoes），這是一部由匈牙利猶太移民埃默裡克寫的劇本改編而成的電影，值得我們學習並引以為豪。我對這部電影印象很深，因為它從兩個方面打動了我。坐在黑暗中，和家人一起吃著爆米花，我感到一種滿足感，這種滿足感對我來說已經變得捉摸不定——一切會變好，我們堅信可以過上幸福的戰後生活。但是電影的角色和情節顛覆了我。打破了我悉心維繫的面具，讓我注意到我那有缺陷的真面目。

這部電影講的是一個叫維姬·佩奇（vickypage）的舞蹈演員，她引起了鮑里斯·萊蒙托夫（borislermontov）——一家著名芭蕾舞公司的藝術總監的注意。她在扶手杆上練習著芭蕾舞的高踢腿，充滿激情地跳著天鵝湖（swanlake），渴望得到萊蒙托夫的關注和重視。我目不轉睛地看著螢幕，覺得是在觀看自己的一生。如果沒有希特勒，沒有戰爭，我會繼續像她那樣生活著。有那麼一會兒，我覺得坐在我旁邊的是埃裡克，我忘了我有個女兒。我只有23歲，但感覺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時光已經結束。電影中有一段，萊蒙托夫問維姬：「你為什麼想跳舞？」她回答說道：「你為什麼想活著？」萊蒙托夫說：「我不知道為什麼，但我必須這麼做。」維姬說：「這也是我的答案。」在去奧斯維辛集中營之前，就算是在奧斯維辛集中營，我也會這樣說。每個人內心都有一束永恆的光芒，就是從不放棄對生活的渴望，對我來說，就是盡情地享受生活和跳舞。現在，我做事的目的很簡單，就是表現得讓我女兒永遠不知道我的痛苦。

這是一部悲劇，維姬並沒有得償所願。當她在萊蒙托夫的新芭蕾舞中擔任主角時，她被惡魔糾纏。這部電影的這一部分太可怕了，我幾乎看不下去。維姬的紅色芭蕾舞鞋似乎控制了她的雙腳，那鞋子讓她不停地跳，直到臨近死亡邊緣。她在自己的噩夢中，在蕭瑟荒蕪之地，和一群食屍鬼及一個用爛報紙做成的舞伴跳舞。她根本停不下來，因為她無法醒過來。維姬把紅鞋藏在抽屜裡，試圖放棄跳舞。她愛上了一個作曲家，並嫁給了他。在電影的結尾，她被邀請再跳一次萊蒙托夫的芭蕾舞。她丈夫懇求她不要去。萊蒙托夫提醒她：「沒有人能有兩次生命。」她必須做出選擇。我想知道，是什麼讓一個人做一件事而不做另一件事？維姬又一次穿上紅鞋。這一次，鞋子迫使她跳到大廈的邊緣，接著掉了下去，死了。其他的舞者在沒有她的情況下繼續跳著芭蕾舞，聚光燈落在維姬在舞臺上應該站著的地方。

這不是一部關於精神創傷的電影。事實上，我還不知道我正遭受著精神創傷。但是《紅鞋》給了我一張由影像組成的詞彙表，它教會我去了解自己內心與現實經歷之間的緊張狀態。還有關於維姬最後一次穿上紅鞋和墜落的方式——看起來不像是選擇，是被迫做出的自然反應。她到底害怕什麼？是什麼驅使她這樣做嗎？是有些東西出現了，逼迫她呢？還是有些東西沒有了，她就不能活了呢？

「你會選擇跳舞而不是我嗎？」貝拉在坐公交車回家的路上問道。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想起了那個在維也納的夜晚。我告訴他，不管有沒有他的陪伴，我都要帶瑪麗安娜來美國。他已經知道我有能力選擇某人或某事。

我用打情罵俏的口吻化解了他的問題。「如果當時你看到我跳舞，你就不會讓我選了。」我說，「你從沒見過像我這樣的高踢腿。」我假裝，我假裝。我憋住一聲尖叫，把它埋藏在內心深處。我並沒有選擇！我內心的沉默代表著狂怒。是希特勒和門格勒為我做了選擇。我並沒有選擇！

貝拉是第一個在壓力下崩潰的人。這發生在工作的時候。他正在舉起一個箱子，結果摔倒在地上，呼吸困難。在醫院裡，x光片顯示他的結核病復發了。同我把他從監獄裡救出來的那一天，也就是我們逃到維也納的那一天相比，他看上去更沒有表情，臉色更蒼白。醫生把他轉移到結核病醫院。我每天下班後都帶瑪麗安娜去看他，但擔心瑪麗安娜會看到他咳血，這樣的話，儘管我們努力隱瞞她父親的病情，她也會覺得父親可能會死。她四歲了，已經會看很多書，為了讓爸爸開心，她帶來了鮑爾太太的圖畫書，她告訴護士什麼時候父親吃完了飯，他什麼時候需要更多的水。「你知道什麼能讓爸爸高興起來嗎？」她對我說，「一個小妹妹！」我們沒有打算再生一個孩子，因為太窮了。現在我終於鬆了一口氣。令我感到安慰的是，儘管貝拉在康復期間，我拿著微薄的薪水，我們卻沒有因為要多解決一個人的溫飽而有壓力。但看到女兒渴望有個伴，我的心都碎了。她的孤獨，使我想念我的姐姐。瑪格達現在在紐約有了一份更好的工作，她利用從父親那裡學到的裁縫技巧，為倫敦霧公司製作大衣。她不想在一個新的城市再重新開始，但我懇求她來巴爾的摩。1949年，在維也納，我曾短暫地幻想自己的生活可能會變成這樣：把瑪麗安娜帶到我姐姐身邊，而不是我丈夫身邊。然後，為了不讓女兒在戰區苟延殘喘，這是一種選擇，一種犧牲。現在，如果貝拉死了，或者他成了一個病人，這個想法就將成為必然了。我們住的公寓稍微有點大，租金也高，即使我們兩個人都有工作，剩的錢也才勉強夠吃飯。我無法想象我一個人要負擔這麼多錢。瑪格達同意考慮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