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28日，移民的當天是我一生中最樂觀、最充滿希望的一天。為了等待簽證，我們在羅斯柴爾德醫院擁擠的房間裡住了一個月，又在維也納的一間小公寓裡住了五個月，現在我們就要踏入新家的門檻了。我們站在美國軍隊運輸船羅伯特·l·豪茲上將號的甲板上，燦爛的陽光和湛藍的天空照亮了大西洋。自由女神像出現在我們眼前，就像音樂盒裡的小雕像，在遠處顯得那麼的渺小，紐約市慢慢變得清晰可見，它那精緻的輪廓開始顯現出來。幾周以來，望向這裡，只能見到一條地平線。我把瑪麗安娜抱起挨著甲板欄杆。

「我們到美國了。」我告訴她，「一塊自由的土地。」

我想我們終於自由了，我們之前冒了很大的險，現在，安全和機遇是給我們的回報，這似乎是一個合理而簡單的等式。數千公里的海洋將我們與鐵絲網、警察搜查、死刑犯集中營、無家可歸者營地分隔開來。我還不知道噩夢是沒有地域界限的，內疚和焦慮也在無邊界地迴盪。在十月的陽光下，我在客輪上層的甲板上，把女兒抱在懷裡，望著紐約，足足站了二十分鐘。我相信，在這裡，過去是無法觸控到我的。瑪格達已經提前到達美國，在今年（1949年）7月份，她拿到了簽證，乘船來到紐約，和瑪蒂爾達姑媽以及她的丈夫住在布朗克斯區。她在玩具廠工作，負責裝嵌小長頸鹿玩具的頭部。她曾在一封信中開玩笑說，拿大象來製作長頸鹿。再過一兩個小時，我就可以擁抱我的姐姐，我勇敢的姐姐，她的笑話可以讓人瞬間擺脫痛苦。正當瑪麗安娜和我細數著船和陸地之間的白浪，我在心中默唸著祝福的時候，貝拉從小船艙裡走了出來，他正在那裡收拾我們的行李。

因為丈夫的出現，我的心又充滿了柔情。在旅程的幾個星期裡，在漆黑的水面上，在漆黑的環境中，在房間裡晃動的小床上，我對他的激情比我們在一起的三年裡的任何時候都強烈，比我們在蜜月旅途懷了瑪麗安娜的火車上還要強烈。

回想起5月份，在維也納，直到最後一刻，他都無法做出決定，無法做出選擇。他站在火車站的一根柱子後面，手裡提著提箱，準備去會合班迪和瑪爾塔。他看到我們的朋友到達車站，在站臺上找尋我們。他躲藏起來，看著火車進站，聽到廣播督促旅客上車，看著人們再次上了火車。他看見班迪和瑪爾塔還在一節車廂門口等著他。廣播員在廣播裡叫喊著他的名字。他想和朋友們在一起，想上火車，趕上大船，拯救那滿載財物的貨車。但他在柱子後面定住了，此時其他乘客都魚貫地上車，班迪和瑪爾塔也是。當火車車門關上時，他才強迫自己走出來。他違背了他對更好未來的判斷，違背了他對未來的安全和經濟保障所下的賭注，冒著生命中最大的風險，走開了。

現在，離我們開始美國的新生活還有幾分鐘的時間，沒有什麼比我倆都做出同樣的選擇更深刻和更意義深遠的了：為女兒美好的未來而放棄擁有的資產，一起從零開始。他對女兒的承諾，對這新的冒險，對我的承諾，深深地打動了我。

然而。（這個「然而」就像一個門閂一樣）為了帶瑪麗安娜去美國，我曾經有放棄我們婚姻的念頭。不管多麼痛苦，我都願意為此犧牲，包括家庭和合夥關係——這是貝拉無法接受的。因此，我們在不平等的基礎上開始了新的生活。我能感覺到，儘管他可以不惜一切代價地為我們犧牲，但他仍會為失去的東西而傷心。我感到安慰和喜悅，而他感到痛苦。當我高興地迎接新生活的同時，貝拉所失去的一切會給前方所有未知的事情帶來一種具有危險性的壓力。

所以我們心甘情願地做出犧牲。還有一個謊言：貝拉的體格檢查報告。我們在申請簽證時需要在資料夾裡夾上胸透x光片。我們不能讓貝拉的結核病，像幽靈般地阻擋我們的未來，所以思斯假扮成貝拉和我一起去見體格檢查醫生，所以我們現在帶著的是思斯的清晰的、沒有任何陰影的胸片。當移民局官員批准貝拉入境時，他們核准的是思斯的身體及過往病史，另一個符合健康要求的人。

我想輕鬆地呼吸一下，把安全與好運當作奇蹟來珍惜，無須再密切提防和步步為營。我想教導女兒自信地站在這片土地上。她就在那兒，頭髮在風中飄動，臉頰被吹紅了。「自由！」她喊道，她對這個單詞感到高興。我即興地拿起綁在女兒脖子上用絲帶串著的奶嘴扔進了海里。

如果我轉過身來，可能會看到貝拉在警告我，但我沒有轉過去。「我們現在是美國人。美國孩子不用奶嘴。」我說。我完全陶醉了，就地取材地把我女兒當作安全象徵的奶嘴扔掉，就像遊行時扔彩色紙屑一樣。我想讓瑪麗安娜成為我想成為的那種人：一個能融入其中，不會為與眾不同、有缺點而困擾，更不會由於過去的殘暴和處於殘酷的比賽狀態中而困擾。

她並沒有抱怨，對我們的新奇冒險感到興奮，對我奇怪的行為感到高興，接受了我的邏輯。在美國，我們會像美國人那樣生活（就好像我已經對美國人的所作所為了如指掌似的）。我要相信我的選擇，我們的新生活，所以我要抹去所有悲傷和恐懼的痕跡。當我走下通往我們新家園的木製坡道時，我已經戴好面具了。

我逃了出來。但我還沒有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