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19日，我和瑪麗安娜從公園回到家，見到瑪莉絲卡在哭泣。

「他們逮捕了埃格爾先生！」她低聲呻吟，「他被帶走了！」

幾個月來，我們已經意識到我們的自由時光是有限的。除了去年貝拉被趕出公路之外，生意也被查封了，汽車被沒收、電話被竊聽，但我們運往以色列的財產安然無恙。我們之所以留下來，一方面是等著布里查安排我們離開，另一方面是我們還無法想象離開之後的生活會怎樣，但我現在冒著女兒失去父親的風險，這是我不能接受的。我必須消除我內心的憂慮和恐懼。我要想辦法不讓貝拉被折磨甚至弄死的事情發生。我必須像媽媽在我們被趕出公寓、送到磚廠的那天早上那樣冷靜。我必須足智多謀並充滿希望，我必須策劃好行動計劃。

我給瑪麗安娜洗了澡，陪她一起吃午飯，並讓她躺下睡午覺。我爭取時間讓自己去思考，我要確保她能得到她需要的一切營養和物質享受。誰會知道我們今晚還有沒有覺睡，睡在哪裡？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我不知道接下來我該怎麼做，我只知道必須想辦法把貝拉弄出來，並保護我們女兒的安全。我收集一切有用但不引起別人懷疑的物品。瑪麗安娜睡覺時，我開啟梳妝檯的抽屜，拿出貝拉在我們結婚時為我定做的鑽戒。這是一枚漂亮的戒指——黃金中鑲著一顆完美的鑽石，圓圓的，但它總是讓我感到不自在，所以我從不戴它。今天我把它帶上了。我把貝拉從美國駐布拉格領事館取回的檔案藏在我的裙子裡，緊貼著後背，用裙子上的腰帶緊緊地扣在身上。我不能讓自己看起來像一個逃跑的人，不能用裝有竊聽器的電話給任何人打電話求助，但我不忍心就這樣沒聯絡姐姐們就離開。我不指望她們能幫助我們，但我想讓她們知道我正處於危難之中，我可能再也見不到她們了。我打給克拉拉，她接了電話，我即興發揮地表演起來，試著不哭，試著不讓我的聲音顫抖或變調。

「我很高興你能來看我。」我說，事實上並沒有什麼探望計劃，我用的是暗語，希望她能理解。「瑪麗安娜一直吵著要找她的克拉拉姨媽。確認一下，你的火車什麼時候開啊？」

我聽到她開始是想糾正我的話，想問個明白，但又突然停頓了，相信她已經意識到我有些事情想告訴她。火車，探望，她將如何理解這些零散的線索呢？「我們會今晚到達，」她說，「我到車站去。」今晚，她會在火車上和我們見面嗎？這就是我們剛才想安排的事嗎？還是我們的對話太過迂迴以至於我們互相都無法理解呢？

我把護照塞進錢包，等待著瑪麗安娜醒來。她從9個月大的時候就開始接受上廁所的訓練，不過在午睡醒來我幫她穿好衣服後，還是為她戴上了尿布，並把我的金手鐲塞到裡面。我什麼都不帶，不能讓自己看起來像一個要逃跑的人。在這剩餘的時間裡，只要能把我們帶到安全的地方，我說話時就會用我在受到脅迫時的語氣來表達，那種既不專制也不霸道，既不畏縮也不軟弱的方式。被動就是讓別人替你做決定。爭強好勝就是為別人做決定。堅定自信就是為自己做決定。要相信你有足夠的信心，相信你是足夠好的。

哦，我在發抖，抱著瑪麗安娜離開了家。如果我的行動是成功的，我將不會再回到這個埃格爾的宅邸，不只是今天，可能是永遠不回來。今晚，我們就要上路，去建立我們的新家。我保持低調，和瑪麗安娜聊個不停。瑪麗安娜出生後的20個月裡，除了哺乳和照料她之外，我還會把一切的事情都告訴女兒，這也是我作為母親的成功之處。我講述我們一天都在做什麼，給街道和樹木命名。言語是我一次又一次地給予她的珍寶。她能說三種語言：匈牙利語、德語和斯洛伐克語。「克維特納。」她指著一朵花，用斯洛伐克語說。從她身上，我重新懂得了什麼是安全和好奇。作為回報，這就是我能為她提供的——我無法左右危險的發生，但我可以幫助她認識她的立場和價值。我繼續內心的獨白，這樣就沒有空當發出恐懼的聲音。

「是的，一朵花，看看這棵橡樹，葉子都長出來了，還有那輛牛奶卡車。我們現在去警察局見個人，警察局是一棟很大很大的建築，就像我們的房子，但是裡面有很長的走廊……」我說話的時候，彷彿我們在進行一次普通的短途旅行，彷彿我可以成為自己所需要的母親。

警察局很嚇人。當武裝警衛把我領進大樓時，我幾乎想轉身就跑。穿制服的男人和配槍的男人，我不能忍受這種權力的表現，它讓我暈眩，讓我非常不舒服。我在他們的威脅中迷失了自己和方向。但多一分鐘的等待都會讓貝拉增加多一分的危險。他已經表明，他不是一個俯首聽命的人。執政黨已經表態他們也不能容忍他的不合作。他們會花多少時間來給他一個教訓，從他身上獲得一些可以想象出來的資訊，讓他屈從於他們的意志呢？

那我呢？如果我透露了來這裡的目的，將受到怎樣的懲罰？從在黑市上買到青黴素的那天起，我便重拾了信心。然而，最大的風險是他會說不。如果我沒有違法購買所需的藥品，就要冒著失去女兒的風險。今天，堅持自己的觀點可能導致報復、監禁和酷刑。然而，不去嘗試，也會是一種風險。

監獄長坐在高櫃檯後面的一張凳子上。他是個大塊頭。我擔心瑪麗安娜會注意到他很胖，而且大聲喊出來，這樣就會毀掉我們的機會。我微笑著和他對視了一下。我不會以他本來的樣子來看待他，而是以我相信他能做到的樣子來看待他。我會像我已經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似的和他說話。「謝謝您，先生。」我用斯洛伐克語說，「非常感謝您把我女兒的父親還給了她。」他聽後，困惑地皺起眉頭。我把他的目光吸引了過來。我摘下我的鑽石戒指，把戒指捧在掌心，朝向他。「父女團聚是一件美好的事。」我繼續說著，我在昏暗的燈光下前後轉動那顆寶石，使它像一顆星星一樣閃閃發光。他看了看鑽石，然後抬頭凝視了我很久。他會去找他的上司嗎？他會把瑪麗安娜從我懷裡搶走並逮捕我嗎？或者他會為了拿些好處，幫助我嗎？當他在權衡選擇時，我感覺內心緊張，手臂疼痛。最後，他伸手拿起戒指，把它塞進口袋裡。

「名字？」他說。

「埃格爾。」

「來。」

他帶我穿過一扇門，下了樓梯。「我們去找爸爸。」我對瑪麗安娜說，好像我們是在火車上見他似的。這是一個陰鬱、可怕的地方。被關押人的身份也非常混亂，被關押的人中有多少人根本不是罪犯，而是濫用權力的受害者呢？自從我之前也成為過囚犯後，身邊就再沒有囚犯了。站在鐵欄的這一邊，我幾乎也能感覺到自己的那份羞辱感。我很害怕在這個任意妄為的恐怖年代，我們可能會被迫交換位置，我也成為一名囚犯。

貝拉在單人牢房裡，穿著平常的衣服，並不是囚犯制服。當看到我們時，他從摺疊床上跳了起來，從欄杆裡伸手去握瑪麗安娜的手。

「瑪庫卡（marchuka），」他說，「你看到我那張有趣的小床了嗎？」

他認為我們只是來這裡探監的。他的一隻眼睛是瘀黑色，嘴唇上留有血跡。我看到他的兩種表情，一種是看著瑪麗安娜時天真快樂的表情，一種是看著我時好奇的表情。我為什麼會把一個孩子帶進監獄呢？為什麼我要給瑪麗安娜留下這個印象，讓她銘記於心呢，即便她還不能說監獄的名字？我儘量不讓自己有太大的心理牴觸。我試著用我的眼睛告訴他，讓他相信我。我試著用愛溫暖他，這是唯一比恐懼更強大的力量。當他本能地知道如何同瑪麗安娜玩一個遊戲，就可以把這個陰森可怕的地方變得有益無害的時候，我覺得我從沒有像此刻這樣深愛著他。

監獄長開啟牢房。「五分鐘！」他大聲喊道。他拍了拍裝了鑽戒的口袋，然後背對著我們，沿著走廊往回走。

我穿過牢房的門，拉住貝拉就跑。我根本無法呼吸，直到我們三個人再次來到街頭，貝拉，瑪麗安娜，還有我。我用髒手絹幫貝拉擦掉嘴唇上的血跡，立即向火車站走去。我們不需要任何討論，好像我們早就計劃好的：他的被捕和我們的突然出逃。我們一邊前行一邊安排所有的事情，有一種眼花繚亂的感覺，就像是快速穿過厚厚的雪地，踩在別人留下的腳印上，卻驚奇地發現那些腳印像是專門為我們鋪好的一樣，適合我們的腳和速度。現在我們跟著記憶來行動就好像我們早已在另一次人生中經歷過這個旅程。我很高興貝拉能抱著瑪麗安娜。我的手臂幾乎麻木了。

到了火車站，我讓貝拉和瑪麗安娜坐在一張隱蔽的長椅上等我，我獨自購買了三張去維也納的票和一大包三明治。誰也不知道我們要到什麼時候才會再有食物。

下一趟火車需要四十五分鐘才能到，也就是說距離貝拉的空牢房被發現又多出了四十五分鐘。他們當然會派警察來火車站檢視。火車站是追捕逃犯一定要去的地方，逃犯也就是貝拉現在的身份，我是他的幫兇。我保持有規律地呼吸以免顫抖。當我回到家人身邊時，貝拉在給瑪麗安娜講有趣的故事：一隻鴿子以為自己是蝴蝶。我坐在長椅上，儘量不去看鐘，瑪麗安娜坐在貝拉的膝蓋上，我靠在他們身上，試圖把貝拉的臉遮住。時間過得太慢了，我給瑪麗安娜開啟一個三明治，自己也試著吃一口。

接下來的一個公告，讓我的牙齒直打顫，沒法吃東西。「貝拉·埃格爾先生，請向資訊臺報告。」廣播員嗡嗡地說。車站裡，票務的交易聲、父母斥責孩子們的聲音戛然而止。

「別看。」我低聲說，「無論你想做什麼，都不要抬頭。」

貝拉一直在逗瑪麗安娜開心，逗她笑。我擔心他們會發出太大的聲音。

「貝拉·埃格爾，請馬上來報告。」播音員喊道，同時警報聲也響了起來。

西行的火車終於進站了。

「快上車，」我說，「躲進廁所裡，以防他們搜查火車。」

我們匆忙登上火車，儘量不去張望警察的身影。貝拉揹著瑪麗安娜跑，她高興地不停尖叫。我們沒有行李，走在街上是有道理的，但現在，我反而擔心沒有行李會引起懷疑。到達維也納需要將近七個小時的車程。即使我們設法離開了普雷紹夫，沿途還是會有警察的威脅，他們可能會在任何一個車站上車搜尋。沒有時間去弄假身份，我們就只有這一個身份。

我們發現了一間沒有人的小客房，我讓瑪麗安娜站在窗邊，我連忙統計著站臺上站著的人，尋找著警察的蹤影。從監獄裡把貝拉救出來後，我幾乎不能容忍他離開我的視線，不能容忍危險還在繼續或加劇。貝拉吻了我和瑪麗安娜，然後躲進了廁所。我等著火車的開動。如果火車能離開車站，我們距離自由就近了一步，距離貝拉回來又近了一秒。

火車還沒有開動。媽媽，媽媽，我祈禱。幫助我們，媽媽。幫助我們，爸爸。

小客房的折門猛地被開啟，一名警官匆匆看了我們一眼就離開了。我聽到他的靴子在過道上發出來的響聲，聽著其他的房門開了又關，喊著貝拉的名字。我對瑪麗安娜絮絮叨叨不停地講話和唱歌，以掩飾心中的不安。我讓她望著窗外，然而又擔心我們會看到貝拉戴著手銬，被拽下火車的情景。最後，我看到列車長從站臺上搬起連線月臺和火車的凳子，登上火車。車門已經關上，火車開動了。貝拉在哪裡？他還在火車上嗎？他成功躲過偵查了嗎？或者他正在回監獄的路上，受到毆打——或者更糟呢？如果是這樣的話，車輪的每一次轉動都讓我們離得越來越遠，離我們共同創造的新生活越來越遠。

當我們到達科希策時，瑪麗安娜在我懷裡睡著了，現在仍然沒有見到貝拉的蹤跡。我在站臺上尋找克拉拉。她會來這裡見我們嗎？思斯會來嗎？她明白我們所處的危險嗎？自我們通電話以來的這幾個小時裡，她做了哪些準備工作呢？

就在火車要離開科希策站時，小客房的門突然開啟，貝拉興奮不已地衝了進來。「我有一個驚喜！」我還沒來得及讓他安靜下來，他就喊道。瑪麗安娜睜開眼睛，她迷惑不解，十分驚慌。我左右搖晃著她，伸手去抱我的丈夫，他現在安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