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1月12日，我和貝拉·埃格爾在科希策的市政廳登記結婚。我們可以在埃格爾的宅邸舉辦一場奢華的慶祝活動，可以選擇一個猶太儀式。但我還是一個女孩，只有19歲，從未有機會完成高中學業。我正在從一個階段過渡到另一個階段。我的父母都已經離世。我父親的一個老朋友，是一個非猶太人，他一直都來探望我和我的姐姐們。他還是一名法官，在貝拉的弟弟喬治（george）上法學院的時候，便認識了喬治。他是貝拉的家庭和我家庭的紐帶，他是我父親和外界關係的紐帶，所以我們選擇他為我們主持婚禮。

在貝拉和我相遇後的15個月裡，我那像絨毛般稀疏的頭髮，已長成一頭齊肩的長髮。我讓它垂下來，在額角上別了一個白色的髮夾。我穿著一件借來的及膝黑色人造絲結婚禮服，禮服的肩部是蓬鬆的，有白色的領子和錐形的袖子。我拿著一小束用寬緞帶繫著的、由百合和玫瑰組成的花球。我在父親商店的陽臺上微笑著照相。參加婚禮的只有八個人——我、貝拉、瑪格達、克拉拉、思斯、伊姆雷，還有我父親的兩個老朋友，一個是銀行行長，另一個是法官，他們是我們的證婚人。貝拉結結巴巴地說出他的誓言，克拉拉給了我一個眼色，是要警告我。婚禮的接待處就在我們的公寓裡。克拉拉煮好了所有的食物。烤雞、匈牙利蒸粗麥粉、土豆加黃油和歐芹，還有多博什果子奶油蛋糕——7層的巧克力蛋糕。我們試著讓這一天過得很開心，但所有應該出席卻缺席的人都在拖慢我們快樂的腳步。稍後我聽到別人說我們是由於父母的原因而結婚的，孤兒和孤兒的婚姻。但我要說，我們結婚是因為一件尚未結束的事。對貝拉和我來說，這件尚未結束的事就是悲傷。

我們在多瑙河畔的伯拉第斯拉瓦度蜜月。我和丈夫一起跳華爾茲，我們在戰前就已經知道這支舞了。我們參觀了麥斯米蘭的噴泉和加冕山。貝拉假裝是新國王，用他的劍指著北方、南方、東方、西方，承諾要保護我。我們參觀了用於加強對土耳其人防禦的舊城牆。我們都認為暴風雨已經過去了。

在旅館裡的那天晚上，我們被敲門聲吵醒了，一隊警察衝進我們的房間。無處不在的官僚主義使我們的生活成了像迷宮一樣錯綜複雜的制度，生活中每個細枝末節都需要用到官方的許可證。警察會無時無刻地檢查每位平民百姓，幾乎不需要任何藉口就能把你送進監獄。因為我丈夫很富有，他是一個重要的人物，所以我們被跟蹤並不稀奇。但我還是很驚訝和害怕（我總是害怕），同時也會感覺尷尬和憤怒。這是我的蜜月，他們為什麼要打擾我們呢？

「我們剛剛結婚。」貝拉用斯洛伐克語，企圖讓他們安心（我從小隻說匈牙利語，但貝拉能說一口流利的捷克語和斯洛伐克語，以及其他批發業務所需的語言）。他給警察看了我們的護照，結婚證書，戒指，所有能證明我們身份的東西，還有我們來酒店的理由。「請不要打擾我們。」

關於侵犯我們的隱私和對我們的懷疑，警察沒有做出任何解釋。他們跟蹤貝拉是因為什麼呢？他們把他錯當成別人了嗎？我儘量不把這次的闖入視為一個預兆。我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丈夫口吃的聲音裡。我們沒什麼好隱瞞的，但高度警覺性是我的常態。我不能甩開那種自己有罪的潛意識，害怕自己會被發現。

我不當的行為卻醞釀了一個生命。一種小心謹慎的喜悅馬上就要開始了。

在回家的火車上，我們有一個包間。與旅館相比，我更喜歡它那多一點點的雅緻。我可以把自己編入一個故事中去。我們可以是探險家，或是開拓者。火車的移動減少了我大腦裡的憂慮和混亂，幫助我把注意力集中在貝拉的身上。或者可能是床太小的關係，我身體的反應讓我驚訝，快樂是一種靈丹妙藥，一種安慰劑。火車在夜間賓士著，我們一次又一次地互相觸控對方。

當我們回到科希策，見到我姐姐們時，我馬上跑去洗手間。我反覆地嘔吐。這是個好訊息，但我還不知道。我只是在想，經過一年多的緩慢恢復，又再次生病了。

「你對我的孩子做了些什麼？」克拉拉尖叫著。

貝拉用涼水洗了洗手帕，然後幫我擦了擦臉。

當我的姐姐們還繼續在科希策生活時，我開始了一個意想不到的奢華生活。我住進了埃格爾家族在普雷紹夫的大宅子，一個有五百年曆史的修道院，很寬，很長的一棟大房子，馬匹和馬車沿著小道在排隊等候著。貝拉就在樓下工作，我們住在樓上。大房子的其他部分都租給了租戶。有一個女人給我們洗衣服，煮床單，熨衣服，洗乾淨所有的東西。我們用著為這個家庭特製的精緻陶瓷餐具來吃東西，餐具上面用金色印著他們的姓氏——也是我的新姓氏。在餐廳裡，有一個可以供我按下的按鈕。瑪莉絲卡（mariska），我們的管家，就會在廚房聽到我的召喚。如果她給的黑麥麵包不夠，我就可以按下按鈕，要更多的麵包。

「你吃得像豬一樣。」她小聲對我抱怨道。

她沒有掩飾她對我加入這個家庭的不滿。我的到來對她的生活方式，對她管理房子的方式是一個威脅。看到貝拉把買日常用品的錢遞給她，我就覺得很難受。我是他的妻子。我覺得自己一點用處都沒有。

「請教我做飯吧。」有一天，我對瑪莉絲卡說。

「我不想讓你進廚房。」她說。

為開始我的新生活，貝拉把我介紹給普雷紹夫上流社會的精英們，律師、醫生、商人和他們的妻子。在他們旁邊，我顯得是那麼高瘦笨拙、年輕和缺乏經驗。我遇到了兩個和我年齡相仿的女人。艾娃·哈特曼（avahartmann），一個時尚的女人，嫁給了一個富有的、年長的男人，她喜歡把她的黑髮梳到一邊。還有瑪爾塔·瓦達茲（martavadasz），嫁給了貝拉最好的朋友班迪（bandi）。她有一頭淡紅色的頭髮和一張和藹、耐心的臉。我緊緊盯著艾娃和瑪爾塔，思考著我該怎麼做，該說些什麼。艾娃、瑪爾塔和其他女人喝乾邑白蘭地，我也跟著喝乾邑白蘭地。艾娃、瑪爾塔和其他女人還喜歡抽菸。在艾娃家的晚宴結束後的一天晚上，她弄了些我所吃過的最好吃的碎肝，配著青椒和一點點洋蔥——我給貝拉留下的印象是，我是他認識的人中唯一一個不吸菸的。第二天，他送給我一個銀煙盒和銀菸嘴。我不知道該如何使用它——如何把香菸插入它的末端，如何吸氣，如何把煙從嘴唇邊吹出來。我試著模仿其他女人。我覺得自己就像一隻優雅的、穿著漂亮衣服的學舌鸚鵡，而這件衣服並不是爸爸為我做的。

他們知道我去過哪兒了嗎？坐在客廳裡，圍坐在華麗的餐桌旁，我凝視著我們的朋友和熟人，驚歎不已。他們有人失去了同我和貝拉一樣的東西嗎？我們從不談論這個話題，否認是我們的護甲。我們都不知道我們通過切斷與過去的聯絡，通過試圖對問題保持沉默所能造成的傷害。我們都相信，我們越是安全地把過去封鎖起來，我們就會越安全、越快樂。

我嘗試著放鬆自己，享受著從未擁有過的優越和財富。我告訴自己，以後再也不會有人大聲敲門打擾我休息了，只有羽絨被和潔白床單帶來的舒適，更沒有飢餓。我吃著瑪莉絲卡做的黑麥麵包和德式面根餃子，有一批餃子是用德國酸菜做的，另一批是用羊奶乾酪做的，斯洛伐克的羊乳酪。我的體重增加了，回憶和失落只在我心中佔據了一小部分。我不斷地推開它們，讓它們知道自己應該待的地方。我看著自己的手把銀菸嘴舉到我的面前，然後拿開。我假裝這是一種新的舞蹈，我能學會每一種姿態。

我增加的體重不僅僅是因為豐富的食物。在早春的時候，我發現我懷孕了。在奧斯維辛集中營，我們都沒有來月經。也許是持續的痛苦和飢餓讓我們的月經週期停止了，或者可能是體重的極度減輕造成的。但現在，我的身體，這個曾經飽受飢餓、消瘦、被遺棄等死的身體，孕育了一個新的生命。我數著從上次月經到現在的週數，估計貝拉和我一定是在度蜜月時懷上這個孩子，也可能是在火車上懷上的。艾娃和瑪爾塔告訴我，她們也懷孕了。

我本希望我的醫生能夠祝賀我。他是埃格爾家族的家庭醫生，也是在貝拉出生時接生的醫生。但他反而教訓起我來。「你不夠強壯。」他告訴我。他敦促我儘快安排墮胎，但我拒絕了。我哭著跑回家，他緊緊地跟著我。瑪莉絲卡讓他進了客廳，「埃格爾夫人，如果你要這個孩子，你會死的。你太瘦，太虛弱了。」

我看著他的眼睛。「醫生，我準備獻出我的生命。」我說，「晚安。」

貝拉跟著他走出門口。我能聽到我的丈夫在為我的冒犯行為向醫生道歉。他解釋道：「她是裁縫的女兒，不太懂得這個。」他所說的保護我的話，在我仍然脆弱的自我意識中造成了另一個傷口。

但當我的子宮不斷膨脹時，自信和決心也隨之膨脹。我不會再躲在角落裡。我的體重增加了22公斤，當我走在大街上的時候，我就會把肚子撐出來，看著櫥窗反射著我從它面前滑過的影像。我當時沒有立即意識到這種感覺。後來當我再回憶起來，這就是快樂的感覺。

在1947年的春天，克拉拉和思斯要結婚了，貝拉和我開著綠色的歐寶·亞當汽車去科希策參加他們的結婚典禮。這是另一個沒有父母出席的重要時刻，另一個因他們的缺席而減少了歡笑的快樂日子。但我懷孕了，生命是充實的，我不會讓悲傷拖垮我。瑪格達彈著家裡的鋼琴，唱著父親過去常唱的曲子。貝拉掙扎著，在與不同的思想觀念鬥爭：是在舞蹈中把我橫抱起來，還是讓我坐下休息呢。我的姐姐們把手放在我的肚子上，我身體裡的新生命是屬於我們所有人的。這是我們新生活的開始，也是我們父母和祖父母的一部分，將繼續下去，直到未來。

當音樂暫停我們中途休息的時候，男人們點燃了雪茄，大家圍繞著未來的生活開始了交談。思斯的弟弟伊姆雷很快就要去悉尼。我們的家庭已經很小了，我不希望我們再次分開。住在普雷紹夫，已經讓我感覺離我的姐姐們太遠了。在我和貝拉要開車回家的那天清晨，克拉拉把我和瑪格達拉進了臥室。

「我得告訴你一件事，小傢伙。」她說。

從瑪格達皺起的眉頭，我可以看出她已經知道克拉拉要說什麼了。

「如果伊姆雷要去悉尼，」克拉拉說，「我們也會一起去。」

在普雷紹夫，我們的朋友也有在談論移民的事情，也許到以色列，也許到美國，但澳大利亞的移民政策是最寬鬆的。艾娃和她的丈夫也提到了悉尼。但它是那麼的遙遠。「你的事業怎麼辦？」我問克拉拉。

「悉尼也有管絃樂隊。」

「你不會說英語。」我在為她留下尋找各種藉口。好像這些都是她沒有想到過的反對意見。

「思斯曾經做出過承諾。思斯的父親在臨死之前，要求他要照顧弟弟。如果伊姆雷要去，我們也要去。」她說。

「所以你們倆都拋棄我了。我們為了生存而做出了努力，我想我們應該是團結在一起的。」瑪格達說。

我還記得兩年前四月份的那個晚上，當時我擔心瑪格達會死，我冒著被打或更嚴重的危險爬上一堵牆，給她摘新鮮的胡蘿蔔。我們熬過了一場令人難以忘懷的戰爭——我們每個人都倖存下來，因為我們有對方作為保護，也因為我們都把對方當作可以活下去的目標。我要感謝我的姐姐給了我生命。

「你很快也要結婚了。」我向她保證，「你要明白，沒有人比你更性感。」

我還不明白，姐姐的痛苦與其說是與孤獨有關，不如說是與她不值得被愛的信念有關。在她看到痛苦、黑暗面、不足之處和傷害時，我看到的是另一樣東西，看到了她的勇氣。看到了她的勝利和力量。這就像我們在奧斯維辛集中營的第一天，她的頭髮被無情地剃光了，但這讓我看到了她眼睛的美麗。

「你對誰感興趣啊？」我問她。我希望像小的時候那樣去調侃她。瑪格達總是能講出別出心裁的詞語，或扮演出滑稽的樣子——她能讓沉重的事情變得輕鬆。我希望讓她繼續做夢。

瑪格達搖搖頭。「我想到的不是一個人，」她說，「我在考慮一個地方。」她指著放在梳妝檯上鏡框裡的一張明信片。圖上顯示了一個貧瘠的沙漠，一座橋。從影像的說明文字可以看出一個地名，埃爾帕索。它是拉斯寄來的。「他逃去那裡了，我也能。」瑪格達說。

對我來說，埃爾帕索就像地球的盡頭。「拉斯有邀請你加入嗎？」

「迪庫卡，我的生活不是童話。我不指望有人來救我。」她用手指在膝蓋上敲著，好像在彈鋼琴。她還有更多話要說的。「你還記得媽媽死的那天，她口袋裡裝著什麼東西嗎？」

「克拉拉的胎膜。」

「還有一美元鈔票。瑪蒂爾達姑媽從美國寄來的一美元。」

為什麼我不知道呢？原來母親有那麼多的小東西用來表達她的希望。不只是我不曾記得的那張美元鈔票，還有我記得的胎膜，還有她在磚廠打包準備烹飪的雞油和寄給克拉拉的那封信。瑪格達似乎就是我們母親的現實版，包括她的希望。

「拉斯不會和我結婚的。」她說，「但不管怎樣，我要去美國。」她已經寫了信給瑪蒂爾達姑媽，請求她寄一份移民擔保書。

澳大利亞，美國。當我的下一代還在我身體裡翻動時，我的姐妹們卻向我預示著要去我都無法觸及的地方。戰後，我是第一個選擇新生活的人，現在她們也要選擇了。我為他們感到高興。然而，我想起了戰爭期間的那一天，我病得不能工作，瑪格達獨自去彈藥廠工作，結果工廠被炸彈襲擊了，瑪格達本可以逃跑並獲得自由，但她卻選擇跑回營房來救我。我現在已經找到了一個美好、幸運的生活了。她沒有必要再照顧我的生存問題。但如果說地獄的哪一小部分是值得我懷念的，那這個部分就是它讓我明白生存必須依靠互相依賴，獨自一人是不可能生存的。在選擇不同的方向時，我和我的姐姐們，是否會因解開魔咒而面臨危險呢？

9月的一個清晨，貝拉出了城，我第一次感到宮縮。它不斷地縮緊，劇烈的疼痛讓我覺得身體幾乎要斷裂。我打電話給克拉拉。當她兩小時後到達時，醫生仍然沒到。我在貝拉出生的那個房間裡，在他出生的同一張床上分娩。我彎下身子，強忍著疼痛，感受著和當年在這裡分娩的貝拉的母親同樣的痛苦，一個我沒有機會見到的女人。我將要為這個世界帶來的孩子，會沒有祖父母。醫生還沒有來。克拉拉在我身邊徘徊，給我喂水，為我擦臉。「走開！」我對著她大聲喊。「我受不了你的氣味。」我不能像一個嬰兒那樣去生孩子。我得活得像自己，但她在分散我的注意力。在極度疼痛，已經產生模糊意識的分娩過程中，我想起了奧斯維辛集中營裡那個兩條腿被綁在一起而無法分娩、受痛苦折磨的孕婦。我無法阻止她的臉出現，她的聲音也在這房間裡，圍繞著我。她縈繞在我的心頭，同樣也激勵著我。當她和她的孩子都已經面臨無法形容的殘酷死亡，在她身體裡，在她的內心，每一次衝動都預示著一個生命。一股悲傷貫穿我的全身，我徹底崩潰了，似乎在用她那痛苦的刀刃把自己給撕裂。我接受這種痛苦，因為我們都別無選擇。我接受我的痛苦，因為這樣可以抹去關於她的記憶，也可能會抹去所有的記憶，因為如果這種分娩的疼痛沒有摧毀我，那麼記憶會。醫生終於來了，我的羊水破了，我感到一個嬰兒從我身體裡噴出來。「是個小女孩！」克拉拉喊道。過了一會兒，我才完全恢復感覺。我在這裡，我的寶貝女兒也在這裡，一切都那麼地恰到好處。

我想給她取名安娜瑪麗，一個浪漫的名字，一個聽起來像法語發音的名字，但是在政府提供的新生兒可採用的名字的名冊裡，安娜瑪麗沒有被記錄在冊。所以我們選擇了把這個名字倒過來：瑪麗安娜，這是對貝拉表妹瑪麗安娜的懷念，那位因我破壞了貝拉和他女朋友之間的婚禮而叫我啞巴鵝的人。貝拉的女朋友現在已經死了。貝拉到處分發雪茄。他不會屈服於只給兒子發雪茄的傳統，他的女兒將通過每一個儀式，每一個驕傲的舉動來得到祝福。他給我帶來了一個首飾盒。裡面有一隻金手鐲，連線著幾片有郵票大小，由兩種黃金製成的正方形。它看起來很重，但實際上很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