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科希策下了火車。我們的家鄉已經不再屬於匈牙利了，它現在是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部分。我們眨著眼，看著六月那明媚的陽光。我們既沒有錢坐計程車，也沒有錢買任何東西。還有，我們不知道我們家的老房子是否被別人佔用了，更不知道以後該怎樣才能生活下來。但我們已經到家了，並已經準備好要去找克拉拉。僅僅幾周前，克拉拉還在布拉格舉辦過一場音樂會。她一定在某個地方，一定還活著。

我們穿過梅斯茨克公園（mestskýpark），向市中心走去。人們坐在戶外的桌子和長椅上，孩子們則聚集在噴泉周圍。那裡有一個鐘，當年我們看著那些男孩們聚在那裡，期盼著和瑪格達約會。那裡還可以見到我們父親商店的陽臺，金色的牌子在欄杆上閃閃發光。他就在這裡！我敢肯定，我能聞到他的菸草味，感覺到他的鬍子就在我的臉頰上。但現在商店的窗戶已經全是黑的了。我們向我們在科蘇特拉約什路六號的公寓走去。就在這條人行道上，我們被帶到磚廠前馬車停放的地方，一個奇蹟發生了。克拉拉突然從前門走了出來，出現在我們面前。她的頭髮就像我們母親當年的頭髮一樣編成辮子，然後盤起來，背後揹著她的小提琴。當她看到我的時候，她把小提琴盒扔到人行道上，向我跑來。她悲傷地呻吟著。「迪庫卡，迪庫卡！」她哭了，像抱嬰兒一樣抱起我，她的手臂就像一隻搖籃。

「別擁抱我們！」瑪格達尖叫道。「我們渾身都是蟲子和褥瘡！」我想她的意思是：親愛的克拉拉，我們傷痕累累。她的意思還有：不要讓我們見到的事情傷害到你，別讓事情變得更糟，別問我們發生了什麼事，更不要就這樣消失在稀薄的空氣中。

克拉拉不停地搖著我。「這是我的小寶貝！」她興奮地告訴一位路過的陌生人。從這一刻起，她就成了我的母親。她已經在我們的臉上看到了這個位置是缺失的，而她必須把它補上。

距離和她上次見面已經有一年半的時間了。她正在趕去廣播電臺的路上，去那裡舉行音樂會。我們極其希望她不要離開我們的視線，生怕再次失去與她的聯絡。「等一等，等一等。」我們乞求道。但她已經差不多要遲到了。「如果我不演奏，我們就沒錢買東西吃了。」她說，「快點，跟我進去。」也許現在沒有時間說話也是一種好事。我們也不知道從何說起。不過讓克拉拉看見我們的身體遭受如此重的創傷，她一定會非常吃驚。沒有時間也許也是一件幸事，克拉拉可以做一些具體的事情來表達她的愛和慰問，比如正確地引導我們康復，這種康復不僅僅需要休息。也許我們永遠不能康復，但起碼她現在還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她把我們帶進屋裡，脫下我們的髒衣服，幫助我們在父母曾經睡過鋪著白色床單的床上躺下，併為覆蓋著我們全身的皮疹搽抹上爐甘石液。這些讓我們非常癢的皮疹，同時也會傳染給她，她就會因得皮疹而全身通紅，不能再去開音樂會了。我們的團聚更多體現在身體的接觸上。

瑪格達和我赤裸著身體，全身上下塗滿了爐甘石液，在床上躺了至少一個星期。克拉拉並沒有問我們問題，更沒有問我們的父母在哪裡。她不停地說話是為了不讓我們講。她說話也是為了不想聽其他人講話。她告訴我們的每件事都像是一個奇蹟，那麼的不可思議。但至少我們已經在一起了，我們是幸運的，很少有人可以像我們這樣一家團聚。克拉拉直率地、不加掩飾地告訴我們，我們的小姨和舅舅——母親的親弟弟和妹妹，被人從橋上扔下，淹死在多瑙河裡。當在匈牙利的最後一批猶太人遭到圍捕時，克拉拉逃過了檢測，偽裝成異教徒，住在她的教授家裡。「有一天，我的教授跟我說，‘你要住進女修道院裡，明天你必須學習聖經，不久你就要開始教聖經。’這似乎是將我隱藏起來的最好辦法。那女修道院離布達佩斯將近320公里。我按他們的習俗著裝。但有一天，學院的女孩認出了我，我便偷偷坐上了回布達佩斯的火車。」

夏天的某個時候，她收到了我們父母的一封信。這封信是我們在磚廠時，他們寫的，告訴了克拉拉我們監禁的地方，我們一家人在一起很安全，並認為我們很快就會轉去一個叫肯尼埃爾梅茲的勞改集中營。我記得在我們從磚廠疏散時，因為沒有辦法將信寄出，眼睜睜地看著媽媽把信丟在大街上。當時我以為她是放棄才把它扔掉的。但是對克拉拉講述的她的生存故事，我有不同的看法。在鬆開這封信的時候，我母親並沒有放棄希望，她是在點燃希望。不管怎樣，不管她出於遭受挫敗還是寄以希望地扔掉這封信，她都是在冒險。這封信最終還是送到我的姐姐，一個藏在布達佩斯的金髮猶太人手上。信封上有她所在的地址。當我們在黑暗中被送到奧斯維辛集中營時，有一個陌生人，手裡拿著那封信。他本可以開啟它，把克拉拉帶到箭十字黨去。他可以把信扔進垃圾桶，也可以把它丟棄在街上。但這個陌生人在信封上貼了一張郵票並寄給了在布達佩斯的克拉拉。對我來說，這和我姐姐的再次出現一樣，都是那麼不可思議。這是一個魔術，是我們之間存在著一條生命線的有力證據，也是在那個時候世界上仍然存在著善良的證據。在被3000雙腳踢起的泥土中，許多人徑直朝著波蘭的一個煙囪走去，母親的信卻在那裡飛了起來。一個金髮女孩放下小提琴，撕開封印。

克拉拉還講述了另一個結局很好的故事。在知道我們已經疏散到磚廠，預計在某一天又會被送走，送到肯尼埃爾梅茲，或者某些人才知道的地方，她去了布達佩斯的德國領事館，要求把她送到我們原來所在的地方。在領事館，看門人告訴她：「小姑娘，快走開，不要進來。」她不甘心遭到拒絕。她試圖偷偷溜進大樓。看門人看見她，打了她，重重地打了她的肩膀，她的胳膊，她的肚子，她的臉。「滾出去。」他又說道。

「他打了我，但他救了我。」她告訴我們。

臨近戰爭結束時，蘇聯人包圍了布達佩斯，納粹更加下定決心要把這座城市的猶太人趕盡殺絕。「我們必須攜帶印有我們姓名、宗教信仰和照片的身份證。他們每時每刻都在街上檢視這些身份資訊，如果他們看到你是猶太人，他們可能會殺了你。我不想帶著我的身份證，但我擔心，在戰後，我需要一些東西來證明我是誰。所以我決定讓我的一位女性朋友幫忙保管身份證。她住在海港的對岸，所以我必須要過橋才能到達她那裡。當我到達大橋時，士兵們正在檢查證件。他們跟我說：‘請顯示一下你是誰。’我說我什麼也沒有，不知怎麼的，他們讓我過去了。一定是我的金髮和藍眼睛說服了他們。自此，我再也沒去朋友家取回那張身份證了。」

「當你不能從一扇門進去時，就從窗戶進去。」母親常常這樣說。沒有生存或痊癒的大門，但到處都是窗戶。雖然你不能輕易地夠著插銷，窗格也太小了，沒有適合身體通過的空間，但你不能站在原地，你必須要想辦法。

德國投降後，我和瑪格達在韋爾斯康復時，克拉拉又去了領事館，這次是蘇聯領事館，因為紅軍把納粹控制下的布達佩斯解放出來，她試圖瞭解我們的情況。他們沒有我們的家庭資料，但他們表示願意幫助她回科希策，以換取一次免費的音樂會。「我演出時，有200名蘇聯人出席了，然後我就坐在火車頂上回家。當我們停下來或睡覺時，他們會照看著我。」當她開啟門，進到我們的舊公寓時，一切都是那麼雜亂無章，我們的傢俱和所有物品被洗劫一空。房間之前被用作馬廄，地板上還覆蓋著馬糞。當我們學著吃飯、走路和用韋爾斯語寫下自己名字的時候，克拉拉開始為賺錢而開音樂會，並將地板擦洗乾淨。

現在我們回來了。當我們的皮疹痊癒後，我們輪流著離開公寓。我們三個人才只有一雙完好的鞋子。當輪到我穿鞋子的時候，我在人行道上慢慢地來回走動，我的身體依然太虛弱了，不能走得太遠。鄰居認出我來：「我很驚訝看到你能成功地恢復過來。」他說：「你一直是個瘦骨嶙峋的小孩。」我心裡感到了勝利的喜悅。儘管困難重重，卻是一個開心的結局！但我感到內疚。為什麼是我？為什麼我能做到呢？沒有任何解釋。這是僥倖，或者是一個錯誤。

人們可以分成兩類：倖存者和不幸者。在這裡，我們不講述後者的故事。我們外祖母的畫像依然掛在牆上。她的黑頭髮在中間分開，然後向後系成一個緊繃的髮髻。她光滑的前額上有幾根捲毛。她在照片裡沒有笑，但她的眼睛比嚴肅更真誠。她會意且務實地看著我們。瑪格達會像母親過去所做的那樣，對著她的肖像說話。有時她會尋求幫助，有時會細聲抱怨，有時大聲咆哮。「那些納粹混蛋……該死的箭十字黨……」在她的畫像下靠著牆的鋼琴不見了。在我們以往的日常生活中，鋼琴像我們的呼吸一樣幾乎無處不在。現在，它的缺失影響了整個房間的氣氛。瑪格達的發怒源於這個空蕩蕩的地方。隨著鋼琴的消失，她的一些東西也不見了：她的身份認同和自我表達的一個發洩口。她因它的不在而感到憤怒。這種憤怒是充滿活力的，充分表達的和任性的。我對她這方面非常欽佩。我的憤怒是轉向內心的，它凝結在我的肺裡。

隨著日子的流逝，瑪格達變得越來越強壯，但我仍然很虛弱。我的上背依然疼痛，行走困難，而且我的胸部因淤血積聚變得很沉重。我極少離開家。即使我沒有生病，也沒有想去的地方。當死亡是所有問題的答案時，為什麼要去散步呢？當與生者的任何互動，都證明了你是在一個不斷壯大的幽靈集會陪伴下走過這個世界的，為什麼還要說話呢？當每個人都有那麼多哀傷的時候，為什麼要特別想念一個人呢？

我依靠我的姐姐們：克拉拉，我忠實的護士；瑪格達，我的新聞來源，讓我與更美好的世界保持著聯絡。有一天，她氣喘吁吁地回到家。「鋼琴！我找到了，就在咖啡館裡。我們的鋼琴！我們必須把它拿回來。」她說。

咖啡館老闆不相信這是我們的。克拉拉和瑪格達輪流懇求他。她們描述了在我們的客廳裡舉行的私人音樂會。克拉拉的大提琴朋友，另一個來自音樂學院的神童強諾·斯塔克，是如何在他職業生涯的第一年，和克拉拉一起在我們的房子裡，演奏他的首場音樂會。她們的話語中沒有一個字是搖擺不定的。最後，瑪格達尋找到鋼琴調音師，他們一起來到咖啡館，和店主交談，然後看了印在鋼琴蓋子裡的序列號。「是的，」他一邊點頭一邊說道，「這是大象鋼琴。」他召集了一群人把它搬回到我們的公寓裡。

在我的內心深處，是否有什麼東西能證實我的身份，能讓我恢復到以前的我？如果有這樣的東西存在，我要找誰來揭開蓋子，讀出程式碼呢？

一天，瑪蒂爾達姑媽寄來了一個包裹。布朗克斯區瓦倫丁大道，回信地址是這樣寫的。她寄來了茶和克羅斯克。我們以前從來沒有見過克羅斯克，所以也不知道它是用來烹飪和烘焙的黃油的替代品。我們的吃法很簡單，直接把它抹在麵包上吃。還有我們一次又一次地重複使用茶包。你知道我們用同樣的葉子能釀造出多少杯茶嗎？

我們的門鈴偶爾會響起，我會在床上驚醒。這些都是最美好的時刻，說明有人在門外等著你。過了幾秒我們才去開啟門，那可能是任何人。有時我會想象外面的是我們的父親。畢竟，他在第一次選擇中倖存了下來。他找到了一種工作的方法，讓他在整個戰爭期間都顯得很年輕。他就在這裡，抽著煙，手裡拿著一支粉筆，脖子上掛著一條長長的捲尺，就像一條圍巾。有時我想象著在門廊上的是手裡捧著一束玫瑰花的埃裡克。

我的父親永遠不會回來了，思斯的出現讓我們確切地知道他已經死了。

有一天，在從韋爾斯到維也納的火車上，與我們一起的兩兄弟中的一個，萊斯特·科爾達敲響了我們的門鈴。他來看看我們過得怎麼樣的。「叫我思斯吧。」他說。他的出現就像為我們那渾濁的房間帶來了新鮮的空氣一樣。我和我的姐姐們一直在回顧往事和繼續前行之間徘徊。我們的大部分精力都用來恢復和還原那些，在我們喪失家園和被監禁之前所擁有的健康和財產以及生活中的其他東西。思斯為了幫助我們所顯示出的熱情和興趣提醒我，要為更多的東西而活著。

克拉拉正在另一個房間裡練習小提琴。當他聽到音樂時，他的眼睛刷地被點亮了。「我能榮幸地見見那位音樂家嗎？」他問道。克拉拉也被迫演奏了匈牙利的查爾達斯舞曲。思斯隨著音樂跳起了舞。也許是時候構建我們的生活了——不是回到過去，而是重新開始。

在1945年的整個夏天，思斯成為了我們家的常客。當克拉拉要去布拉格參加另一場演奏會時，思斯提出要和她一起去。

「我現在要烤一個結婚蛋糕嗎？」瑪格達問道。

「不要。」克拉拉說，「他有一個女朋友。他只是出於禮貌。」

「你確定你們沒有墜入愛河嗎？」我問。

「他記得我們的父母。」她說，「我也記得他的。」

我在家裡待了幾個星期，雖然還不夠強壯，但我還是步行去埃裡克的舊公寓。公寓是空的，他的家裡沒有人回來。我發誓要儘可能多地去他家看看。離開的痛苦比驚醒後的失望來得更強烈。悼念他不是單單地悼念一個人而已。在集中營裡，我可以渴望他真實地存在著，並堅守我們對未來的諾言。如果我今天能活下來，明天就自由了。但自由的諷刺之處在於，很難找到希望和目標。現在我必須接受這樣一個事實：我結婚的人都不認識我的父母。如果我有孩子，他們也不會認識他們的外祖父母。我不僅僅是為自己的損失而傷心，而是它所波及未來的方式，還有它延續的方式。我母親過去常常告訴我要找一個額頭寬的男人，因為這意味著他聰明。「看看他是怎麼用手帕的。」她會說，「確保他總是帶著乾淨的手帕。確保他的鞋子是擦亮的。」她不可能參加我的婚禮了。她永遠不會知道我變成什麼樣，我選擇的是誰。

克拉拉現在就像我母親。她這樣做是出於愛和她天生的能力，也可能是因為愧疚。她沒有在奧斯維辛集中營保護我們，所以覺得現在一定要保護好我們。她包攬了家裡所有的烹飪工作，並把我當成嬰兒那樣用勺子來喂。我愛她，喜歡受到她的關注，喜歡被擁抱的感覺，這讓我感到更安全。但她同時也是令人窒息的，她的好心使我沒有喘息的空間。她似乎需要在我的身上得到一些東西作為回報，不是感激或是感謝，而是更深層次的東西。我能感覺到，她希望依靠我來體現她自己的使命感和她存在的原因。在照顧我的過程中，她找到了她能倖免於難的原因。但我現在的任務是不需要她的幫助而能很健康地活著。這就是我活下來的原因。

到了六月底，我的背還是沒有痊癒。我的肩胛骨之間有一種持續不斷的刺痛感。我的胸部仍然感到疼痛，就連呼吸也覺得痛，之後我突然發燒了。克拉拉帶我去了醫院並堅持要給我找一個私人病房，給我最好的照顧。我擔心醫藥費的問題，但她說她會多開幾場音樂會並想辦法來支付。當醫生過來為我檢查的時候，我認出他來，他是我以前同學的哥哥。他的名字叫加比。我記得他妹妹叫他天使加比利。我知道，這個同學已經死了，死在奧斯維辛集中營。他問我是否在集中營裡見過她。我真希望我能給他一張他妹妹最後的照片，讓他拿來作紀念。我還想撒一個謊，想告訴他，他的妹妹是多麼的勇敢，並和我深情地談論過他。但我不會說謊。我寧願面對父親和埃裡克生命的最後幾分鐘的空白，也不願被告知不真實的事情，無論它是多麼令人欣慰。自被解救以來，天使加比利給了我第一次治療。我被診斷患有傷寒、肺炎、胸膜炎和背部骨折。他為我做了一個活動的石膏，覆蓋了我的整個身體。這樣我晚上可以把它放在床上，爬進這個石膏殼裡休息。

加比的到訪不僅僅是一種身體上的治療，也沒有向我收取任何醫療費用。我們經常坐下來一起回憶過去。我總不能和我的姐妹們直白地訴說自己的悲傷，它太刺心，往事還歷歷在目。與她們一起悲傷似乎是對我們奇蹟般團聚的一種汙衊，所以我們從不相互抱怨和哭泣。但是對著加比，我可以盡情地表達自己的悲傷。有一天我問加比關於埃裡克的事。加比還記得他，但不知道他後來怎麼樣了。因為加比有同事在塔特拉山區的遣返中心工作，他會向他們瞭解一下，看能不能得到一些關於埃裡克的訊息。

一天下午，加比為我檢查後背的情況。他等到我翻身躺好後，告訴了我他得到的訊息。「埃裡克被送到奧斯維辛集中營，」他說，「在一月份，解放前的一天，他去世了。」

我爆發出撕心裂肺般的痛哭聲。我想我的胸口都碎了。悲傷的衝擊是如此強烈，眼淚都無法流出來——喉嚨裡發出一聲聲刺耳的呻吟聲。就連對我所愛的人，在他生命最後枯竭的那些日子裡所經歷的痛苦和所處的精神狀態，我也想不出如何去考究，大腦只剩下一片模糊。我被悲痛和因失去他而感到的不公平所折磨。如果他能再多堅持幾個小時，甚至多呼吸幾次，我們現在就能團聚了。我趴在桌子上大聲呻吟，直到聲音都嘶啞了。

等到自己的震驚消散，我醒悟到，如果自己從一種特別的角度去考慮這件事，其實知道他的死訊所帶來的痛苦對我來說已經是非常仁慈了。我就連父親有沒有死都無法知道。確定埃裡克已經走了，對我來說就像在長時間的疼痛之後，開始接受診治一樣。我可以準確地找出受傷的原因，也可以確定應該治療什麼了。

但診斷並不等同於治癒。我不知道現在該怎麼處理埃裡克的聲音，那深刻於心中的話語和希望。

到7月底，我終於退燒了，但加比仍然對我的恢復進度不滿意。我的肺部被折斷的背骨壓得太久，已經充滿積液。他擔心我感染肺結核，建議我去塔特拉山區的一家結核病醫院接受治療。加比就是在那裡打聽到了埃裡克的死訊。克拉拉將會陪我乘火車去到最靠近山區的村莊。而瑪格達會留在我們的公寓裡。在經歷一番努力爭取回來後，我們總是期待著會有一個意想不到的訪客，即使機會渺茫，我們也不能冒著無人在家的風險，哪怕是一天。一路上，克拉拉一直把我當作小孩子來對待。「看看我的小寶貝！」她向其他乘客大聲說。我就像個早熟的孩子一樣向他們投以微笑。我確實看起來就像一個小孩。我的頭髮因傷寒掉光了，現在剛剛長出像嬰兒那樣柔軟的頭髮。克拉拉幫我用圍巾遮住我的頭。當車在山區爬升的時候，我呼吸到了高山乾燥而清新的空氣，但是我仍然呼吸困難。我的肺裡就像長期有一個泥潭。當我不能讓自己的眼淚向外流的時候，它們流進了這個泥潭裡。我不能不理會自己的悲傷，更沒法將它驅趕。

克拉拉將按日期回到科希策，參加廣播演出——她的音樂會是我們唯一的收入來源，所以她不能陪我去結核病醫院。我會在那裡一直待到我完全好起來為止，但她拒絕讓我一個人去。我們在遣返中心到處詢問是否知道有需要去醫院的人。結果我被告知，住在附近旅館的一位年輕人也需要去醫院接受治療。當我在旅館的大廳裡找到他的時候，他正在親吻著一位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