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車上見。」他咆哮著。

當我在火車站的站臺上向他走去時，他還在親吻著那位女孩。他的頭髮是灰色的，至少比我大十歲。在九月份，我就滿十八歲了，但我瘦弱的四肢、扁平的胸部和光禿禿的頭，看起來更像一位十二歲的小孩。當他們擁抱時，我尷尬地站在他們旁邊，不知道如何知會他一聲。我開始煩悶起來，這就是我要託付的那個人嗎？

「先生，你能幫一下我嗎？」我終於開口問了，「你應該陪我一起去醫院。」

「我很忙。」他說。幾乎沒有停下他的吻來回應我的跡象。他就像一位年長的哥哥，希望甩掉一個煩人的妹妹。「火車上見。」

在克拉拉不斷的討好和提醒之後，他的輕蔑減少了。我不知道為什麼這讓我如此困擾。我的男朋友死了，他的女朋友還活著？還是說，我是如此微不足道，以至於沒有人願意關注和認可，甚至有完全消失的危險？

他在火車上給我買了一個三明治，並給自己買了一份報紙。除了交換姓名和基本禮節之外，我們就不再說話了。他的名字是貝拉。對我來說，他只是火車上一個粗魯的人，一個我不願意但必須要向他尋求幫助的人，一個只是勉強給予幫助的人。

當我們到達車站時，我們意識到必須步行到結核病醫院，現在已經沒有報紙來分散他的注意力了。

「你在戰前做了什麼？」他問道。之前沒有聽他講過話，我注意到他原來說話帶著口吃。當我告訴他我是一個體操運動員、會跳芭蕾舞時，他說：「這讓我想起了一個笑話。」

我滿懷期待地看著他，準備接受一個匈牙利式的幽默，準備好迎接我在奧斯維辛集中營減壓時的感受，在那裡，我、瑪格達和我們的室友們一起舉辦了一場乳房選美比賽，並在那糟糕的日子裡響起了歡快的笑聲。

「有一隻鳥，」他說，「有一隻快要死的鳥。一頭牛幫助它，從它的屁股後面讓它暖和起來，你知道我的意思的。那隻鳥開始興奮起來了，然後一輛卡車來了，把那隻鳥軋死了。一隻聰明的老馬走了過來，看著路上的死鳥。馬說：‘我不是告訴過你，如果頭上有屎，就不要跳舞了嗎？’」貝拉為自己講的笑話而大笑起來。

但我覺得受到了侮辱。他的本意是要弄點笑話，但我覺得他是想告訴我，我的頭上有屎。我認為他的意思是：你真是一團糟。我想他是說，你這個樣子，就不應該稱自己是一個舞者。在我受到侮辱之前，有那麼一會兒，能吸引到他的注意力已經讓我鬆了一口氣，這讓我很欣慰，因為他問到我在戰前是個怎麼樣的人。非常值得安慰的是，在戰爭之前，我就是那樣的存在，那樣的茁壯成長。他的笑話進一步證實了戰爭對我的改變和傷害。被一個陌生人擊垮是非常痛苦的，我痛苦是因為他是對的，我就是一團糟。儘管如此，我不會讓一個麻木不仁的人或他的匈牙利式諷刺得到想要的結果。我要告訴他，那個活潑的舞者仍然住在我的身體裡面，不管我的頭髮有多短，我的臉有多瘦，堆積在我的胸口的悲傷有多厚。我就是要走在他前面，在路中間做一個完美的劈叉。

事實證明，我沒有結核病。他們讓我在醫院裡待了三個星期，治療我肺裡的積液。我非常害怕感染結核病，儘管我知道這種疾病不能通過接觸傳播，也不能通過門把手上的細菌傳播，但我還是用腳而不是雙手開門。我沒有結核病是件好事，但我還是沒好起來。我沒有足夠的詞彙來解釋胸部的積液、前額上劇烈的陣痛，我的視野就像是抹上了砂石一樣模糊。很久以後，我知道了這種感覺是有一個名字的，叫作抑鬱。現在我所知道的是，必須努力地從床上爬起來，為呼吸而努力，為存在而努力。為什麼起床？起床後做什麼呢？在奧斯維辛集中營，在完全沒有希望的時候，我沒有自我放棄。每天我周圍的人都是這樣說：「你離開這裡的唯一方法就是成為一具屍體。」但可怕的預言給了我與之鬥爭的目標。現在我要恢復心靈的創傷，因為我面臨著一個不可挽回的事實，那就是我的父母再也不會回來了，埃裡克也再不會回來了，這就像是在我心中的惡魔。我想過結束自己的生命，我想要擺脫痛苦。為什麼不這樣做呢？

貝拉被分到了我樓上的房間，他的房間在我的正上方。有一天，他在我的房間裡停下來。「我會把你弄笑的，這會讓你好起來的，看著吧。」他搖著舌頭，拉著他的耳朵，發出動物的聲音，就像對待嬰兒的那種。這可能很荒謬，也許還是一種侮辱，但我卻無法控制自己，笑聲就像潮水一樣從我身上高漲起來。「別笑。」醫生之前警告我，就像笑聲是一種不可抵抗的誘惑物，好像我有笑死的危險。「如果你笑了，你會更加疼痛。」他們是對的，它確實很痛，但那感覺非常好。

那天晚上，我躺著沒睡，想起他就睡在樓上的床上，想著跟他講一些在學校裡學到的，能給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故事。第二天，當他來到我的房間看我的時候，我講給他聽，那晚所能記得的希臘神話，記得迷迷糊糊的神。我還跟他講了弗洛伊德的著作《夢的解析》，這是埃裡克和我一起讀的最後一本書。我就像過去在家裡為晚宴的客人表演那樣地為他表演。在克拉拉表演之前，我會站在聚光燈下，站在舞臺上，成為當天節目的焦點。他看著我，就像一位老師看著他的明星學生。他很少告訴我關於他自己的故事，但我知道他年輕的時候學過小提琴，還喜歡在錄音室內錄音並在廣播裡播放這些音樂。

貝拉已經27歲了，而我只是個孩子。他的生活中還有其他的女人，就是在火車站臺上和他親吻而被我打斷了的那個女人。他還告訴我，在結核病醫院有另一位病人，他的表妹瑪麗安娜最好的朋友，一個在他高中時約會過的女孩，那是戰前的事了。她現在病得很嚴重，可能快不行了。他稱自己是她的未婚夫，這是滿足她臨終時願望的一種形式，也是滿足她母親期望的一種形式。幾個月後，我瞭解到，貝拉還有一個妻子。對他來說，她幾乎是一個陌生人，一個他從來沒有親密過的非猶太女人。在戰爭的早期，他被迫做了一些相關檔案的安排，以保護他的家庭和財產。

那不是愛情。是我太飢餓了，非常餓，我在逗他開心。他看著我，就像很久以前，埃裡克在書友會中看著我那樣，好像在欣賞我的聰明，好像在聆聽我那許許多多有意義的故事。現在，這樣就足夠了。

在結核病醫院的最後一個晚上，我躺在我舒適的小房間裡，我覺得從山的底部，從地球的中心，傳來一個聲音。這個來自地板和薄床墊下面的聲音包圍著我，控制著我。「如果你活著，」那聲音說，「你必須為某件事站起來」。

「我會寫信給你的。」當我們要說再見的那個早晨，貝拉對我說。這不是愛，我無法和他走到一起。

當我回到科希策的時候，瑪格達到火車站接我。自從我們重聚以來，克拉拉對我的佔有慾就很強，我幾乎已經忘記了和瑪格達單獨相處是什麼感覺了。她的頭髮長出來了，呈波浪狀，勾勒出了她的臉型。她的眼睛又亮起來了。她看起來很好。她一直在說我離開的這三個星期裡發生的一些八卦新聞。思斯和他的女朋友斷絕了關係，現在他毫不掩飾地向克拉拉獻殷勤。科希策的倖存者成立了一個娛樂俱樂部，她已經承諾我會去表演。而和我們一起坐在列車頂端的拉斯，寫信告訴我們，他已經收到了來自得克薩斯州親戚的擔保信。她告訴我，很快他就會和他們一起住在一個叫埃爾帕索的地方，在那裡，他將在親戚的傢俱店裡工作，為讀醫學院攢錢。

瑪格達說：「克拉拉最好不要第一個結婚，這樣會令我很丟臉的。」這就是我們治癒的方法。昨天，同類相食和謀殺。昨天，在選擇草的葉片。今天，通過那些過時的習俗和禮節，規則和角色讓我們感覺自己像個正常人，當作什麼也沒發生過地生活，我們通過這種方式，把生命中那段慘不忍睹的插曲所造成的損失和恐懼壓到最低。我們不會成為迷失的一代。

我姐姐說：「這裡，我有東西給你。」她遞給我一個信封，上面寫著我的名字，這是我們在學校裡教的草書。「你的老朋友來了。」

有那麼一會兒，我想她的意思是埃裡克。他還活著。在信封裡的是我的未來，他一直在等我。或者他已經有自己的生活了。

但信封不是來自埃裡克，它並沒有包含我的未來，它為我保留了過去。信封裡面有一張照片，是我在去奧斯維辛集中營之前拍的最後一張照片。這張照片是我送給我的朋友雷貝卡的，是埃裡克為我拍的，一張我在河邊做劈叉的照片。她為我一直珍藏著這張照片。在我的手指中夾著一張我還沒有失去父母時的照片。照片裡的她完全沒有意識到她很快就會失去她的所愛。

那天晚上，瑪格達帶我去了娛樂俱樂部。克拉拉和思斯都在那裡，還有思斯的兄弟伊姆雷。我的醫生加比也在那裡，也許這就是為什麼儘管我很虛弱，還是同意去跳舞。我想讓他知道我已經開始好轉了。我想告訴他，他對我所付出的時間已經令我有所改變了，他的努力沒有白費。我請求克拉拉和其他音樂家演奏《藍色多瑙河》，我開始了我的例行動作。這支舞蹈就是在一年多前，我在奧斯維辛集中營度過的第一個夜晚，跳給約瑟夫·門格勒的舞蹈，當時我得到了一塊麵包作為獎勵。那些步伐沒有改變，但我的身體已經改變了。我不再是清廋有勁，肌肉也不再柔軟，我的四肢或內心都失去了力量，剩下的只有一個氣喘吁吁的外殼，一個背骨斷裂而且沒有頭髮的女孩。我閉上眼睛，就像我在營房裡做的那樣。在不久前的晚上，我合上自己的眼睛，這樣就不用看見門格勒那可怕而兇殘的眼睛；這樣我就可以在他凝視的目光下，不至於完全崩潰地摔倒在地上。現在我閉上眼睛，這樣我就能感覺到我的身體，而無須逃離這個房間，這樣我就能感受到來自觀眾那充滿感激的熱情。我慢慢找回以前舞蹈的狀態，回到熟悉的步伐，高踢腿，劈叉，我在這一刻變得更加自信和舒適。在那些日子裡，我們想象著沒有什麼比宵禁和黃星更嚴重的侵犯我們自由的事物了。我的狀態恢復得很及時。我在為自己的清白跳舞，為那個跳著走上樓梯、向芭蕾舞室走去的小女孩跳舞，為那個第一次把她帶進芭蕾舞室、睿智而慈愛的母親跳舞。幫幫我，我向她呼喊。幫幫我。幫幫我重新面對生活。

幾天後，我收到了一封厚厚的信。這是貝拉寫的。這是他寫給我的許多長信中的第一封，是在結核病醫院寫的，在此之後的信是他在普雷紹夫的家中寫的。普雷紹夫是斯洛伐克的第三大城市，在科希策以北32公里處，他在那裡出生並長大。當我對貝拉有了更多的瞭解時，開始把他在這些信中告訴我的事情拼湊成他的生活，那個有著口吃和喜歡諷刺幽默的灰髮男人變成了一位有著鮮明輪廓的人。

貝拉寫到，他最早的記憶是和他的祖父一起散步，他的祖父是這個國家最富有的人之一，在蛋糕店裡，祖父拒絕給他買餅乾。當他離開醫院的時候，他將接管祖父的生意，批發該地區農民的農產品，為斯洛伐克的所有人提供研磨咖啡和研磨小麥。貝拉是一個富足的食品儲藏商，這些食品足夠一個國家的量，他簡直就是一場盛宴。

就像我母親一樣，貝拉在很小的時候就過著單親的生活。他的父親曾是普雷紹夫市市長，在此之前，他是一位著名的專門為窮人打官司的律師，在貝拉四歲的那個冬天，他去布拉格參加了一個會議。他剛下火車，就遭遇了一場雪崩，這就是警察告訴貝拉母親的情況。貝拉的父親是一個有爭議的人物，貝拉懷疑他的死是因為他為窮人和被剝奪權利的人做辯護，影響了普雷紹夫社會名流的利益，結果被謀殺了。但官方的說法是，他被雪壓著，窒息而死。自從他父親去世後，貝拉講話就開始口吃了。

他的母親再也沒有從他父親的去世中恢復過來。她的岳父，貝拉的祖父，把她關在家裡，不讓她和其他男人見面。在戰爭期間，貝拉的姑姑和叔叔邀請她一起去匈牙利。在那裡，他們用假身份證件，將自己隱藏起來。有一天，貝拉的母親在市場上看到一群黨衛軍士兵時，驚慌失措。她跑到他們那裡，大聲懺悔，「我是猶太人！」她說。結果，他們把她送到了奧斯維辛集中營，並死在毒氣室裡。這個家庭的其他成員，也因貝拉母親的招供而暴露了身份，只好設法逃進山裡去了。

貝拉的弟弟喬治從戰前就一直住在美國。在他移民之前，他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發的大街上行走時，受到非猶太人的攻擊，眼鏡都被打碎了。他選擇離開醞釀著歐洲，與他們在芝加哥的叔祖父一起生活。他們的堂妹瑪麗安娜逃到了英國。因為貝拉從小就在英國學習，英語說得很流利，所以他拒絕離開斯洛伐克。他想保護家裡的每一個人，但這是不可能的，他的祖父就死於胃癌。德國人承諾，所有返回原居地的猶太人都將受到善待，他的姑姑和叔叔被哄騙而走出了山區，結果被帶到街上列隊槍殺了。

貝拉躲進山裡，避開了納粹的圍捕，幾乎只能勉強地拿起一把螺絲刀，他寫道。他害怕武器，更不想打架。他笨手笨腳的，卻成了一位游擊隊員。他拿起槍，加入了與納粹作戰的蘇聯人的隊伍裡。與游擊隊在一起時，他染上了肺結核。他不需要在集中營裡生存下來，但他在山林中倖存了下來。為此，我很感激，因為我永遠也不會看到從他的眼睛裡反射出來煙囪的印記。

普雷紹夫離科希策只有一個小時的車程。有一個週末，貝拉來看望我，從一個包裡拿出瑞士乳酪和義大利香腸。食物，這是我馬上就會愛上的東西。如果我能讓他保持對我的興趣，我相信他會提供食物給我和我的姐姐們——這就是我的想法。我對他的態度並不像我對埃裡克那樣。我不幻想親吻他，也不幻想著能長時間地留他在身邊。我甚至沒有賣弄一下——不是以一種浪漫的方式。我們就像兩個遇到海難的人在海上尋找生命的跡象。我們在對方那裡都看到了一道閃光。我發現我又重新回到生活的軌跡上了，覺得自己將要屬於某個人。我知道貝拉不是我生命中的摯愛，這和我對埃裡克的愛的方式是不一樣的。我並不要他取代埃裡克。但是貝拉給我講笑話，給我寫了二十頁的信，我需要做一個選擇。

當我告訴克拉拉我要和貝拉結婚時，她並沒有恭喜我。她轉向瑪格達。「啊，兩個殘廢的人結婚了，會怎麼樣？」她說。後來，在餐桌前吃飯時，她直接跟我說：「你還是個嬰孩，迪庫卡。」她說，「你不能做出這樣的決定。你還沒有完全恢復，他也沒有。他有肺結核。他口吃。你不能嫁給他。」現在我有了一種新的動力，去為這段婚姻做點事。我必須向我姐姐證明，她是錯的。

克拉拉的反對並不是唯一的障礙。事實上，貝拉還有一段與一位非猶太女士結婚的合法婚姻，這位女士保護他的家族財產免受納粹迫害，而且拒絕與他離婚。他們從來沒有生活在一起，除了互相的利益之外，從來沒有過其他任何形式的關係。對於她來說，就是為了貝拉的錢；對於貝拉來說，就是為了她的非猶太人身份。她不會同意和他離婚的，至少不會馬上同意，除非貝拉同意付給她一大筆錢。

還有他在塔特拉山區治療肺結核的未婚妻，她已經奄奄一息了。貝拉乞求她的朋友——他那逃往英格蘭，但在戰後又回來的表妹瑪麗安娜，去轉告給她，他是不會和她結婚的。由於這件事，瑪麗安娜大發雷霆。「你真可怕！」她喊道。「你不能這樣對她。我永遠不會告訴她，你違背了你的諾言。」貝拉要我和他一起去醫院，這樣他就可以親自告訴她了。見了面，她對我非常和藹可親，她的病已經十分嚴重了。當看到一個人的身體被摧毀得這麼嚴重，我會非常緊張，這太像不久前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了。我害怕站在離死亡之門這麼近的地方。她告訴我，很高興見到貝拉會和一位像我這樣精力充沛、生活有趣的人結婚。我很高興能得到她的祝福。然而，我也很容易會成為一位躺在床上，靠著粗糙的枕頭，在言語之間不停地咳嗽，手帕沾滿了血的人。

那天晚上，貝拉和我住在一家旅館裡，這是我們之前相遇的旅館。他以前每次來科希策探望我，我們都睡在不同的房間裡。我們從來沒有共用過一張床。我們從來沒有見過對方沒有穿衣服的樣子。但今晚不同了，我試著回想起在左拉的作品《娜娜》裡的禁忌語。還有什麼能讓我給他快樂，同時也讓我自己去追求快樂呢？沒有人對我在性行為方面做過指導，我總覺得裸體是丟臉的，恥辱的和可怕的。我必須再次學習親密關係。

「你在發抖，」貝拉說，「你冷嗎？」他走向他的手提箱，從裡面拿出一個繫著閃閃發光的蝴蝶結的包裹，裡面裹著一個盒子。在盒子裡的薄紗紙裡是一件漂亮的絲質睡衣，這是一份奢侈的禮物，但這並不是打動我的原因。他知道我有另外一種保護的需要，不是為了保護自己不受他這位未來丈夫的侵犯，而是一種自我提升和拓展的方式，一種讓我進入到從沒經歷過的人生新篇章的方式。當他把睡衣滑過我的頭，布料落在我的腿上時，我顫抖起來。合適的服裝可以增強舞蹈的能力。我旋轉著，展示給他看。

「太高雅了。」他說，「非常漂亮。」

我很高興有人這樣地看著我。他的目光不僅僅是一種恭維，更像是我母親曾經教導我的，要看重自己的天分。通過貝拉的眼睛，我獲得了對我的身體，乃至我生命的一種從未有過的欣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