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我們的未來。」貝拉一邊說一邊把它帶到我的手腕上。

他這麼說，我就知道我人生的方向了。它就象徵著，我的一切都是為了這個孩子。我對她的承諾將會像我手腕上的金環一樣完整合一。我知道我的目的：我要活著，以確保她永遠不會再經歷我所經歷的一切。從以前的我到現在的她，這種延續將從我們共同的根中生長出來，形成一支新的枝幹，一支攀向希望和歡樂的枝幹。

儘管如此，我們還是採取了預防措施。為了安全起見，我們為她洗禮時重新起名。我們的朋友瑪爾塔和班迪都用了匈牙利姓氏瓦達斯，意思是「獵人」，代替了他們的猶太名字。

但有什麼是我們能控制得了的嗎？瑪爾塔的孩子生下來就死了。

瑪麗安娜出生時有4.5公斤重，佔了整個嬰兒箱。「我可以用母乳喂她嗎？」我問德國兒科醫生。

「你以為你的乳頭是幹什麼用的？」她回答說。

我的奶水非常充足。除了足夠喂瑪麗安娜之外還可以供給我朋友艾娃的女寶寶。我的奶水真的很多，她們每次餓的時候我都能讓她們得到滿足。當我餵奶的時候，我會俯身靠近她，這樣她就不用擔心找不到我的身體了。這是她的食物，我讓她吸吮每一滴奶。當她吸完我所有的奶水時，我的內心是最充實的。

瑪麗安娜受到了如此多的保護、擁抱、照顧，並經常包裹得嚴嚴實實的，以至於我不相信她會生病。我知道她哭鬧的原因。我想她可能是餓了，也可能是累了。但當我晚上再去看她的時候，她的體溫突然飆高，就像燒著的煤炭一樣。她的眼神是呆滯的，身體做出各種不適的反應，不停地哭喊著。她病得太厲害了，認不出我就在她身邊，或者我在場也起不了作用，她需要的不是餵奶，我抱著她也不行。每隔幾分鐘就有一次劇烈的，讓人窒息的咳嗽嗆在她的胸口上。我叫醒全家人，貝拉打了電話給他的醫生，然後在他出生的房間裡走來走去。那位是為他接生的醫生，也是為瑪麗安娜接生的醫生。

醫生對我的態度很嚴厲。她得了肺炎。「這是生命攸關啊。」他說。他聽起來很生氣，彷彿她生病都是我的錯，彷彿他不能讓我忘記，從一開始，瑪麗安娜的生命就建立在冒險和我愚蠢並且大膽的行為上。現在看看發生了什麼。但也許他的憤怒只是厭倦而已。他活著就是為了治病。他的勞動以失敗告終也是有一定比例的。

「我們該怎麼辦？」貝拉問道。「告訴我們該怎麼辦。」

「你聽說過青黴素嗎？」

「是的，當然。」

「給你的孩子注射青黴素。要快。」

貝拉目瞪口呆地盯著他，醫生在給自己的大衣釦釦子。「你是醫生。你知道哪兒有青黴素？」他央求道。

「埃格爾先生。這個國家沒有青黴素的。沒有你可以合法購買的。晚安，各位。祝你好運。」

「我願意付出任何代價！」

「是的。」醫生說，「你必須自己想辦法去安排。」

「找執政黨，可以嗎？」醫生離開後，我建議。他們把斯洛伐克從納粹的佔領中解放出來。他們一直在試圖討好貝拉，並看重他的財富和影響力。如果他加入該黨的話，他們就會為他安排一個農業部長的職位。

貝拉搖了搖頭。「黑市賣家將有更多、更直接的渠道。」他表示。

瑪麗安娜又斷斷續續地睡著了。我必須給她補水，但她不接受水或牛奶。「給我錢，」我說，「告訴我要去哪兒。」

黑市商人會在市中心合法賣家的市場旁邊做生意。貝拉會被認出來，但我就可以不暴露身份。我先要去拜訪一位屠夫，並說暗語，跟著去麵包師傅那裡再說另一句暗語，然後有人會來找我。一位販子在賣花的小販附近攔住了我。

「青黴素，」我說，「夠一個生病的孩子的分量。」

他嘲笑道，我的要求是不可能實現的。「這裡是沒有青黴素的。」他說，「我得坐飛機去倫敦。我可以今天去，明天回來。但這樣會花費很大。」他說的價格是貝拉用報紙包起來放在我錢包裡的錢的兩倍。

我沒有動搖。我說我將會付給他我身上攜帶的全部金額。「必須要做到。如果你不去，我就去找別人。」我想起了我們離開奧斯維辛集中營那天的守衛、我的側手翻和他使的眼色。我必須和這個願意和我合作的人好好談談這些。「你看到這個手鐲了嗎？」我拉起袖子，露出了瑪麗安娜出生以來我每天都戴著的金手鐲。

他點了點頭。也許他會想象著戴在他的妻子或女朋友的手腕上會是什麼樣子。也許他在心裡盤算著他能賣到什麼價錢。

「這是我女兒出生時我丈夫送給我的。現在我給你機會拯救我女兒的生命。」

我看到他的眼睛閃爍著某種比貪婪更偉大的眼神。「把錢給我，」他說，「留著你的手鐲。」

醫生第二天晚上又來了，為瑪麗安娜注射了第一次青黴素。他一直待到瑪麗安娜的發燒好轉，並接受了我的餵乳為止。

「我知道你會找到辦法的。」他說。

到了早上，瑪麗安娜已經好起來並能笑了。她含著乳頭睡著了。貝拉吻了她的額頭，吻了我的臉頰。

瑪麗安娜好些了，但其他的威脅還在醞釀中。貝拉拒絕了農業部長這個職位。他的歐寶·亞當敞篷車有一天被趕出了公路，貝拉沒有受傷，但司機受了點輕傷。貝拉去了司機家，為他帶去了生活用品，並祝福他能早日康復。司機開啟了一條門縫，但不願意完全把門開啟。他妻子從另一個房間大聲叫道：「別讓他進來。」貝拉用力推開門，看到他母親最好的桌布就鋪在他們的桌子上。

他回到家，檢查了本來存放著餐布的櫥櫃。許多東西已經不見了。我希望他會生氣，解僱司機，或者其他員工。他聳了聳肩。「整天用最漂亮的東西，」他告訴我，「你永遠不知道它們是什麼時候被拿走的。」

我想起我家的公寓裡堆滿了肥料，我們的鋼琴放在路邊的咖啡館裡，想起那些重大的政治時刻——權力交接、邊界重新劃定，也總是和個人有關聯的。科希策成為卡薩然後又再變回科希策。

「我不能再這樣下去了，」我告訴貝拉，「我不能被視為靶心活著，我女兒更不能失去父母。」

「不能這樣。」他同意了。

我想起了瑪蒂爾達姑媽。瑪格達已經收到了她的移民擔保書，正在等待簽證。我正打算向貝拉建議，我們應該考慮試著跟著瑪格達去美國，但我記得瑪格達曾被告知要等幾年才能拿到簽證，因為即使有擔保，移民也會受到配額限制。我們不能依靠一個多年才能通過的流程來保護我們不受傷害。我們需要一個更快的方法離開。

1948年12月31日，瑪爾塔和班迪來到我家迎接新年。他們舉杯慶祝以色列，祝願這個新國家能健康成長，一杯接一杯不停地喝。

「我們可以去那裡，」貝拉說，「我們可以在那裡做生意。」

這不是我第一次想象自己移民，在高中時，埃裡克和我曾想象著戰後一起到新的國家生活。在偏見和動盪時期，我們無法阻止同學向我們吐口水，也無法阻止納粹佔領我們的家園，但我們可以擁護一個未來的家園，可以建立一個安全的家園。

我不知道我是否應該接受貝拉的建議，是要把它當作實現那被推延的舊夢，還是擔心我們的決定過於依賴一種幻覺，結果期望越大，失望就越大。以色列是一個如此新的國家，以致於它還沒有舉行第一次選舉，就已經與相鄰的阿拉伯國家處於戰爭狀態了。此外，目前還沒有一項迴歸法案，這項法律幾年後才實施，允許來自任何國家的猶太人可以移民並定居在以色列。我們將不得不依靠在戰爭期間幫助猶太人逃離歐洲的地下組織——布里查（bricha），來安排我們坐船前往。布里查依然是個地下組織，幫助難民，包括那些被驅逐的人、無家可歸的人和無國籍的人開始新的生活。即使我們能確定可以順利上船，這個計劃依然是一個無法得到保障的賭注。就在一年前，出埃及號輪船帶著4500名猶太移民到以色列尋求庇護，希望在那裡定居，結果連人帶船一起被遣返回歐洲。

但今天是除夕，我們對未來還是充滿希望的，並覺得應該勇敢地面對將來。在1948年的最後幾個小時，我們對未來的計劃基本成形了。我們將利用埃格爾家族的財產去購買在以色列創業所需的全部裝置。在接下來的幾周內，經過大量的研究，貝拉認為，投資通心粉工廠是最明智的。我們會用一輛廂型車，運送足夠的用品以維持我們在新家的前幾年生活。

在匈牙利，晚間喝酒後，不吃酸菜湯就不算是一個完整的酒會。瑪爾塔今天就用碗帶來了熱氣騰騰的酸菜湯。

我們說，「明年在耶路撒冷見。」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貝拉購買了一輛廂型車。我們會用這輛車把埃格爾的財產先運往義大利，然後再用船運到海法。他為通心粉廠購買了主要的裝置。我負責把家裡的銀器、寫著金色名字的瓷器包裝好。我給瑪麗安娜買了足夠她再穿五年的衣服，然後把珠寶縫進口袋和衣服的褶邊裡。

根據計劃，我們的廂型車會先行出發，同時布里查想辦法幫助我們離開。

在深冬的一天，貝拉出差了，有一封寄給他的來自布拉格的掛號信。我簽了名，這是一封我不希望他看到的信。信中說：在戰爭之前已經移民到美國的捷克斯洛伐克公民，將獲准登記那些仍然逗留在歐洲的家庭成員，法律允許這些遭受迫害的人申請美國簽證，而不受其他尋求美國庇護的人數配額限制。貝拉的叔祖父艾伯特20世紀初就去了芝加哥，登記了埃格爾家族成員。我們現在是在戰前就有登記，被邀請到美國避難的兩個捷克家庭之一。貝拉必須立即向美國駐布拉格領事館提交我們的檔案。

我們的廂型車已經在去以色列的路上了，新的生活馬上就要開始了。我們已經安排好了一切。我們已經選好了。但聽到這個訊息，聽到這個意想不到的機會，我的心都快蹦出來了。我們可以像瑪格達一樣去美國，而不用等。貝拉出差回來了，我請求他去布拉格提交檔案。「要以防萬一，」我催促他，「只作為一個預防措施。」他不情願地去了。我把所有檔案和內衣一起放在梳妝檯最上面的抽屜裡，以防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