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道你不想看看我的驚喜嗎？」他又把門拉開。還有我的姐姐克拉拉和思斯，一個手提箱和她的小提琴。

「這裡有空位嗎？」思斯問道。

「小傢伙！」克拉拉說著，並把我拉到她跟前。

貝拉想要講述他如何在普雷紹夫逃過了警察的搜尋，而思斯也想講述他們是如何在科希策發現了貝拉，但我還是相信危險並沒過去，不能將還沒孵化的雞蛋當成小雞來看待。在神話中，沾沾自喜是沒有好處的。但必須讓他們這些大神們清醒地認識到自己的處境。我還沒告訴貝拉有關戒指和怎麼把他從監獄裡救出來的事。他也沒有問。

火車又開動了。瑪麗安娜頭靠在貝拉的膝蓋上睡著了。思斯和克拉拉低聲地說著他們的計劃：維也納是他們等待澳大利亞簽證的完美地點，現在是離開歐洲，到悉尼和伊姆雷會合的時候了。我還不敢去想維也納的情景，火車每次停站，我都會屏住呼吸。斯皮什新村（spišskanováves）、波普拉德（poprad-tatry）、利普托夫斯基米庫拉什（liptovskýmikuláš）、斯洛伐克（Žilina），還有三站才到維也納。特倫欽（trenčín）到了，沒有出現災難，在特那瓦（trnava）也沒有發現危機，我們差不多到了。伯拉第斯拉瓦（bratislava）位於邊境，是我們度蜜月的地方。在這裡火車停站的時間拖得很長，瑪麗安娜醒了，周圍一片寂靜。

「睡覺，寶貝，睡覺。」貝拉說，「噓。」我也跟著說，「噓。」

在站臺上，我們從黑暗中看到十幾名斯洛伐克士兵朝火車走來。他們散開，兩人一組走向各節車廂。很快他們就會來敲我們的門，要求我們出示證件。即使他們認不出貝拉，也會看到他護照上的名字，想隱藏已經來不及了。

「我會回來的。」思斯說。他擠進過道，我們聽到他和列車長講話的聲音。就在士兵差不多走到車門的時候，我們看到他走下站臺。我永遠也不知道思斯對他們說了些什麼，也不知道中間是否有錢或珠寶的交易。我所知道的是，在經歷了一段煎熬的時刻後，士兵們向思斯脫帽致敬，並轉身返回車站。我有時每天都要做出選擇，有時候會更久一點，就像選擇一支隊伍那樣，我該如何面對呢？但至少在選擇的隊伍裡，結果很快就會知曉。

思斯回到小客房裡。我的心已經安定下來，但還是不敢問他是如何說服士兵們掉頭而去的。我們的安全感太脆弱，不能指望它，如果我們大聲說出我們已經解脫，就可能把安全感破壞掉。火車正在駛往維也納，我們互相之間都沉默不語。

自戰爭結束以來，維也納有25萬人在向以色列、巴勒斯坦或北美尋求避難和移民，我們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我們在羅斯柴爾德醫院避難，醫院所在的區域已被美國佔領。這家醫院是難民逃離東歐的集中地，我們五個人和另外三個家庭被安排在一個房間裡。雖然已經很晚了，貝拉還沒等我安頓瑪麗安娜上床睡覺，就離開了房間。他試圖聯絡我們的朋友班迪和瑪爾塔，告訴他們我們的方位。在我們家，我們計劃好，和他們一起去以色列。瑪麗安娜睡著了，我撫摸著她的後背，聽著克拉拉和同屋的其他女人低聲交談。在羅斯柴爾德醫院，成千上萬像我們一樣的人在等待布里查的幫助。在除夕夜，我們和班迪、瑪爾塔一起坐在餐桌前，吃著德國酸菜湯，計劃著以色列的新生活。我們在構建未來，而不是逃跑。現在，和其他難民擠在一個擁擠的房間裡，我意識到布里查的深刻意義。布里查是希伯來語「遷徙」的意思。我們在遷徙中。

我們的計劃可靠嗎？在羅斯柴爾德醫院，同屋的女士告訴我們，她們的朋友已經移民到了以色列，但那不是一個舒適的地方。經過一年，阿以戰爭終於結束，這個國家仍然處於戰後狀態。在嚴重的政治動盪時期，阿拉伯人和猶太人之間保持著敵對的狀態。人們只能住在帳篷裡，這並不是我們收拾行裝所期待的生活。我們的銀器和瓷器放在一個被暴力衝突包圍的帳篷裡有什麼用呢？瑪麗安娜衣服上縫的珠寶又有什麼用？它們只值別人願意支付的價錢。誰願意用刻著我們名字的金盤子吃飯呢？不是工作的艱辛或貧窮讓我難以下嚥，而是處於戰爭的現實。如果它只會帶來痛苦，為什麼還要去那裡開始新生活呢？

我在黑暗中等待貝拉回來的時候，開啟了美國領事館的檔案，這些檔案是我強烈要求貝拉從布拉格取回來的，綁在我的背上，穿越了邊界。兩個捷克斯洛伐克家庭有資格移民美國，只有兩個。貝拉在去布拉格時得知，另一個家庭已經離開歐洲，選擇移民到以色列而不是美國。該輪到我們做出選擇了。我把檔案拿在手裡，看著那些文字，它們在昏暗的燈光下模糊不清，像等待著被碾碎，然後重組起來。「美國，迪庫卡。」我似乎聽到了母親的聲音。美國是最難進入的國家，配額非常嚴格，但如果這封信不是騙局，不是惡作劇，我們就有辦法去美國。我們的財產已經被送往以色列。我說服自己相信這封信的內容一定是虛假的，你身無分文，沒人想要你的。

貝拉氣喘吁吁地進來，吵醒了我們的室友。他已經設法在半夜聯絡上了班迪，明天晚上他們會出發來維也納，第二天早上我們就會在火車站和他們會合，一起先去義大利，班迪在布里查的幫助下，已經安排好去海法的船。我們將和班迪、瑪爾塔一起去以色列，那是在新年的前夜就計劃好的，我們將在那裡建造通心粉廠。我們一到維也納就可以馬上離開，真是幸運，我們不用等待多年。為了去澳大利亞，克拉拉和思斯可能要在這裡等待多年。

但是，對於在三十六小時後離開維也納，逃離戰後混亂的普雷紹夫，卻重新把我的女兒帶回到充滿動盪和衝突的戰爭地區，我並不開心。我坐在床邊，膝上放著美國領事館的檔案，用手指沾著上面的墨水。貝拉在一旁看著我。

「有點晚了。」他說，這是他唯一可以講的。

「我們是否應該討論一下這個呢？」

「有什麼好討論的？我們的財產，我們的未來，在以色列。」

他是對的，但只對了一半，我們的財產在以色列，可能在沙漠的一輛貨車車廂裡烘烤著。我們的未來現在還不存在，而它應該是自己的意願再加上環境的等式方程。我們的意願可能會改變或出現分歧。

當我終於躺在床上時，克拉拉隔著熟睡的瑪麗安娜對我低聲耳語。「小傢伙，」她說，「聽我說。你必須熱愛你正在做的事情。否則你就不應該這麼做。不值得。」她要我做什麼？和貝拉爭論我們已經決定好的事情？還是離開他呢？她是我所期待的，能依靠和支援的人。她會捍衛我的選擇，那些我已經做出的選擇。我知道她不想去澳大利亞，但她要和她的丈夫在一起。她應該理解為什麼儘管我不想，但還是要去以色列。在我們生活的過程中，這是她第一次告訴我不要像她那樣，不要步她的後塵。

早上，貝拉立刻出門，去取我們去以色列所需要的行李箱、外套、衣服和其他由猶太聯合分配委員會（jewishjointdistributioncommittee）、美國慈善機構為難民提供的必需品。我和瑪麗安娜一起去了城裡。我把來自布拉格的檔案藏在我的手提袋裡，就像瑪格達過去藏糖果一樣——既是誘惑，也是救援。我們是唯一被允許移民的捷克家庭，這意味著什麼？如果我們拒絕了，誰會去呢？會沒有人去嗎？去以色列是一個很好的計劃，是我們竭盡所能做出的最好的計劃。但現在有一個機會，是在我們敲定移民以色列的計劃時不存在的。現在我們有了一種新的選擇，一種不需要住在戰區帳篷裡的選擇。

我無法阻止自己。在沒有得到貝拉的允許，沒有告知他的情況下，我詢問了去美國領事館的路，抱著瑪麗安娜走進那裡，至少我要弄清楚這些檔案有沒有弄錯或者是一個騙局。

「祝賀你，」當我給警官看這些檔案時，他說，「簽證一辦好，你馬上就可以去了。」他給了我申請簽證的書面材料。

「要花多少錢？」

「不需要，女士。你是難民。有了新國家的許可，你就可以立即啟程。」

我覺得眩暈。這是一種美好的眩暈，就像昨天晚上火車離開伯拉第斯拉瓦時我們一家人依然健在一樣。我把申請資料帶回羅斯柴爾德醫院的房間，把它們拿給克拉拉和思斯看，我仔細研究並尋找資料上的問題。不需要花太多時間就找到了一個：你曾經患過結核病嗎？貝拉有。雖然自1945年以來，他就沒有出現任何症狀，但他現在有多健康並不重要。你必須在申請時提交x光片。他肺部有創傷。傷口是顯而易見的。結核病永遠無法治癒；就像沒癒合的創傷一樣，隨時可能惡化。

那麼，明天去以色列吧。

克拉拉看著我把申請資料放在床墊下。「還記得我十歲的時候被茱莉亞音樂學院錄取的事嗎？」她說。「母親會不讓我去嗎？去美國吧，迪庫卡。母親希望你這樣做。」

「但是結核病。」我說。我的辯解是為了忠於貝拉的意願，忠於我丈夫的選擇，而不是因為條文上的規定。

「如果你不能從門口進去，那就從窗戶進去。」克拉拉提醒我。

夜晚來臨。我們在維也納的第二個晚上，也是我們在維也納的最後一個晚上。我一直等到瑪麗安娜睡著了，等到克拉拉、思斯和其他家庭都睡覺了。我和貝拉坐在門邊的兩把椅子上，相對而坐。我努力記住他的臉，以便能向瑪麗安娜描述他的輪廓。他飽滿的前額，完美的、彎彎的眉毛，給人以親切感的唇形。

「親愛的貝拉，」我開始說，「我要說的話並不容易接受。這將是多麼艱難的一件事。但我沒有辦法說服自己放棄。」

他美麗的前額皺了起來。「怎麼回事？」

「如果你明天遇到班迪和瑪爾塔，像我們計劃好的那樣去以色列，我不會反對你。我不會勸你放棄的。但我已經做出了選擇。我不會和你一起去的。我要帶瑪麗安娜去美國。」

斯皮什新村、波普拉德、利普托夫斯基米庫拉什、斯洛伐克：原文捷克語，表示各個火車站的名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