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擔心，」貝拉邊說邊用手帕捂著嘴巴咳嗽，「我不會讓我們的女兒在沒有父親的情況下長大。我不會。」他咳得厲害，結結巴巴地，幾乎說不出話來。

貝拉真的康復了，但他仍然很虛弱，無法再去倉庫工作。在貝拉驚人的魅力和幽默的感染下，結核病醫院的醫務人員承諾，在他出院之前，幫助他做職業規劃，以使我們擺脫貧困，並讓他康復起來。他們讓貝拉完成一個連他自己都認為不切實際的能力傾向測試。測試結果出來，顯示他最適合做樂隊指揮或會計。

「我們可以在芭蕾舞中開創新生活。」他開玩笑地說，「那樣你可以跳舞，我來指揮管絃樂隊。」

「你年輕時，曾經期盼過學音樂嗎？」用假設推測的方式來講述過去的事情是一個危險的遊戲。

「我小時候真學過音樂。」

我怎麼會忘記呢？他和我姐姐一樣學過小提琴。當他追求我的時候，在那些信裡提及過這件事。現在再聽他談論這件事，感覺就像被告知他過去使用的是另一個名字。

「我的老師告訴我，我拉得很好的。如果沒有家族企業，我可能會去音樂學院。我想我有可能會去。」我的臉熱了起來。我不知道我為什麼會突然生起氣來，想說些傷人的話，但我不知道我要懲罰的是我自己，還是他。「想想看，」我說，「如果你堅持下去的話，你可能會先遇到克拉拉，而不是我。」

貝拉試圖讀懂我的臉，判斷是要取笑我還是要安慰我。「你真的想讓我相信，除了和你結婚以外，我就沒有別的開心事了嗎？那只是一把小提琴。現在都已經無所謂了。」

我終於明白是什麼讓我心煩了。我丈夫似乎毫不費勁地終結了一個從前的夢想。如果他曾因放棄音樂而痛苦，他會瞞著我。我到底出了什麼問題，我還依然那麼盼望不是這樣的？

貝拉在倉庫裡向他之前的老闆展示他的能力測試結果，老闆把貝拉介紹給他的會計。這是一位慷慨仗義的男士，同意僱傭貝拉做他的助理，同時貝拉開始學習註冊會計師課程，並朝著他註冊會計師執照的方向努力。

我坐立不安。我被金錢和貝拉的疾病所困擾，被工廠裡密密麻麻的工作流程和數買雜貨用的硬幣所困擾，好訊息也離我而去，千百種憂慮使我無法釋懷。貝拉有新的前程，新的道路，但我沒有。我換了幾次工作，努力賺更多的錢，讓自己感覺好些。這些額外的資金幫助了我，而且這些改善確實讓我有一段時間會感到振奮，但這種感覺不會永遠持續。在一家保險公司，我從一個影印員被提升為資料員。我的主管注意到我工作很努力，願意培養我。在其他秘書的陪伴下，我感到很開心，很高興能成為他們中的一員，直到我的新朋友建議我，「午餐時不要坐在猶太人旁邊。他們的氣味令人難以忍受。」我根本不屬於這裡，我必須把我的身份隱藏起來。之後，我在一家行李箱公司工作，老闆是猶太人，我想我終於找到合適的地方了。我感到自信，被認可。雖然我是一名辦事員，而不是接待員，但有一天，電話鈴響了很久也沒人接，看到秘書的工作負擔如此重，我便撲過去接了電話，我的老闆怒氣衝衝地走出辦公室。「誰允許你的？」他喊道，「你想毀了我的名譽嗎？沒有一個新人能代表這家公司。我講明白了嗎？！」問題不在於他嚴厲地批評我。問題是我覺得他認為我毫無價值。

1952年夏天，貝拉康復後不久，瑪麗安娜五歲前的幾個月，瑪格達搬來巴爾的摩。她在我們這兒住了幾個月，直到她找到一份工作。我們在靠近前門的用餐區為她搭了一張床。公寓在夏天總是很悶熱，即使是在晚上，瑪格達睡覺前也會開啟一點門縫。「小心！」貝拉警告說，「我不知道你在布朗克斯住的是什麼樣的宮殿，但這不是一個安全的社群。如果你讓門開著，就會有人進來。」

「真希望是這樣。」瑪格達咕嚕著，眨著睫毛。我的姐姐。她只會把她的痛苦超脫地掩蓋在幽默中。

為歡迎瑪格達，我們舉辦了一個小型聚會。喬治和杜伊（喬治是那種不願意花一分錢的人），還有我們公寓裡的一些鄰居們，包括我們的房東也過來參加。他們帶來了他們的朋友納特·希爾曼（natshillman），一位退休的海軍工程師。瑪格達講述了她剛到美國第一週的趣事，瑪蒂爾達姑媽在街上給她買了一個熱狗。「在歐洲，當你從賣熱狗的小販那裡買到一條熱狗時，你總是會得到兩條熱狗，上面都是德國泡菜和洋蔥。瑪蒂爾達去為我的熱狗付完錢回來時，在一個薄薄的小圓麵包上只有一條小小的熱狗。我認為她太小氣了，不願意付兩條熱狗的錢，或者她是在暗指我的體重問題。我懷恨了好幾個月，直到有一天我自己去買熱狗，才明白這裡就是這樣子的。」

所有的眼睛都注視著瑪格達，注視著她那張表情豐富的臉，等待著她接下來會說些什麼有趣的話題。她總是會遇到很多趣事。納特顯然被她迷住了。客人們走後，瑪麗安娜也睡了，我和瑪格達坐在她的床上，像小時候那樣閒聊。她問我對納特·希爾曼瞭解多少。「我知道，我知道，他和爸爸的年齡差不多，」她說，「但我對他的感覺很好。」

我們聊了許多，直到我在她的床上已經困得差不多要睡著了，但還是不想停下來。我需要問瑪格達一件事，一件與我內心的空虛相關的事，但如果我向她問起恐懼、空虛的事，那麼我必須承認，我已經習慣於假裝它不存在了。「你快樂嗎？」我終於鼓起勇氣問她。我希望她說快樂，這樣我也會有同感。我也希望她說她從沒快樂過，沒有真的快樂過，這樣我就會知道空虛不單單隻在我身上。

「迪庫卡，這是姐姐給你的建議。要麼你太敏感了，要麼你完全不敏感。當你敏感的時候，你會受到更多的傷害。」

「我們會沒事嗎？」我問。「在某一天？」

「是的。」她說，「不。我也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是真的：希特勒把我們弄得非常糟糕。」

貝拉和我現在每週可以掙到60美元，足夠要第二個孩子了。我又懷孕了，我的女兒在1954年2月10日出生了。在醫院，美國醫生都會例行公事般地給每一位產婦實施麻醉。當我從麻醉中醒來時，女兒已經在育嬰室。但我想要抱一下我的孩子，給她餵奶。當護士把她抱到我面前時，我看到她長得很完美，還在睡夢中。她不是像她姐姐出生時那麼大，小小的鼻子，光滑的臉頰。

貝拉帶著已經六歲的瑪麗安娜去看寶寶。「我有一個妹妹了！我有一個妹妹了！」瑪麗安娜高興地慶祝著，彷彿我把錢放在信封裡存好，然後從產品目錄裡給她訂購了個妹妹一樣，彷彿我總是有能力滿足她的願望。她很快就會有一位表妹，因為瑪格達也懷孕了，她在1953年嫁給了納特·希爾曼，他們的女兒將會在10月份出生。她用我們母親的名字給她取名為伊洛娜。

我們給自己的小女兒取名奧黛麗，是根據奧黛麗·赫本的名字命名的。醫生給我注射的鎮靜劑藥物至今仍使我昏昏沉沉的。即使是高強度的生產過程，第一次見到和護理我的孩子，也隱藏著我生活的麻木狀態。

這就回應了「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在奧黛麗出生的那幾個月，貝拉在準備他的註冊會計師考試，就像在為終極考試做準備一樣。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考試，它將決定他是否能找到適合自己的位置，屬於自己的那份安寧以及我們是否能有更多的選擇。

但他的考試並沒有通過。此外，他還被告知因為他的結巴和口音，無論他是否能獲得會計師執照，都永遠不會得到工作。

他說：「無論我做什麼事，總會有一塊障礙物擋在路上。」

我反對他的說法，安慰他。我說我們總會找到辦法的，但我無法阻止我姐姐克拉拉的聲音潛入我的腦海：「兩個殘廢的人。」這將如何是好呢？我默默地在浴室裡哭泣，假裝開開心心地走出來。我不知道隱藏起來的恐懼只會變得更加嚴重，不知道這樣假裝樂於給予，樂於撫慰的習慣，只會讓我們的情況變得更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