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好像她讀懂了我那正處於懷疑邊緣的心，承認離婚也許並不能修復我認為已經破碎的東西。

一天晚上，一個女人打電話來我家找貝拉。我哪知道他在哪兒嗎？我意識到她是他的女朋友。她給我家打電話，就好像我在監視我的前夫，好像我必須向她彙報，好像我是他的秘書。「別再給我打電話了！」我喊道。結束通話電話後，我覺得煩躁不安，無法入睡。我試著做一個飛行的夢，一個清醒的夢，但是我沒法飛起來，一直在下降，無法入睡。這是一個可怕的夜晚，也是一個非常好的夜晚。奧黛麗在朋友家過夜，約翰尼已經上床睡覺了。對自己的不適，我再也無處可逃，我必須去感受它。我哭了，我為自己感到難過和憤怒。我感到一波又一波的嫉妒、痛苦、孤獨、憤慨和自憐……雖然我沒有睡覺，但早上我感覺好多了，也平靜下來。什麼都沒有改變，我仍然覺得被我選擇離婚的丈夫拋棄了，儘管這並不合邏輯，但我的暴怒和激動已經過去了。它們不可能是持久的東西，它們會變動，也會改變。我覺得安心多了。

我將會有更多像這樣的夜晚和白天。當我獨自一人的時候，我開始練習不管有多痛苦，也不把自己的感覺推開。這是我的離婚帶來的禮物：我必須正視內心的東西。如果我真的想改善生活，那就不是貝拉或者我們的關係需要改變，需要改變的是我自己。

我知道改變的必要性，但我不知道什麼樣的改變能讓我感到更自由更快樂。我找了一位新的治療師，想從新的角度來看待我的婚姻，但她的方法沒有用——她對我搖了搖手指，告訴我強迫貝拉去買菜是不對的，這是女性該做的事，我更不應該割草坪，也不應該承擔他作為男性應該擔當的責任。她挑出在我婚姻中承擔的事情，把它們當作問題和缺點來糾正。我嘗試更換了新的工作。這次是在一所高中，我在那裡教心理學導論，並擔任學校輔導員。但在職業生涯的初期，我的使命感開始被學校的官僚作風、龐大的班級規模和大量的案例以及無法有效地為個別學生服務等因素所侵擾。我還有更多的事情要做——我知道這一點，不過我還不知道我應該做什麼。

那個內心的主旋律依然佔著上風：同職業和個人相關的、隱藏最深、最重要的問題都還在繼續，而且仍然模糊、捉摸不透。我的朋友莉莉和阿帕德首先為我指出了這個問題，不過我還沒有準備好承認它，更不用說把它整個承擔起來。有一個週末，他們邀請我去墨西哥看望他們。多年來，我和貝拉都會和他們一起度假；但這次，我是一個人去的。在我要回家的那個星期天，我們吃著早餐——咖啡、水果，還有用匈牙利辣椒和洋蔥做的雞蛋。

「我們擔心你。」莉莉說，她的聲音輕鬆、溫柔。

我知道她和阿帕德對我們的離婚感到驚訝，他們認為我的決定是錯的。我很難不把她的關心看作是評判。我告訴他們關於貝拉女朋友的事，她是作家還是音樂家，我不記得是哪一個了，她對我來說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概念：貝拉繼續向前走，把我甩到後面去了。我的朋友們聽著，很同情我。然後他們互相對望了一下，阿帕德清了清嗓子。

「伊迪絲，」他說，「如果我的話侵犯了你的隱私，請原諒我，你可以跟我說，先管好自己的事。但我想知道的是，你有沒有想過，解決過往的事情對你來說也許是有益的呢？」

解決它？我經歷過，還有什麼要做嗎？我想說。我打破過大家那種心照不宣的緘默。談話並沒有消除恐懼和過往的畫面。事實上，談話似乎使我的症狀加重。我沒有以一種正式的方式打破與孩子或朋友的沉默，但我不再生活在恐懼中，不會害怕他們會問我關於過去的事情。我試圖抓住每次機會去分享我的故事。最近，我為大學時代的一個繼續攻讀歷史學碩士學位的朋友寫了一篇關於大屠殺的論文，她想要採訪我，我欣然接受了。我想，把我的全部經歷都講出來，也許會讓我鬆一口氣。但當我離開她家時，我渾身發抖。我回到家就嘔吐了，就像十年前瑪麗安娜給我們看那本有集中營犯人照片的書時的反應一樣。「過去的已經過去了。」我現在告訴莉莉和阿帕德。我甚至還沒準備好去留意和理解阿帕德關於「解決」過去的建議。但是，就像維克多·弗蘭克爾的信一樣，它在我內心埋下了一顆種子，隨著時間的推移，它會發芽生根。

一個星期六，我坐在廚房的桌子旁，給學生們的心理考試打分，這時貝拉打來了電話。今天是輪到他和奧黛麗、約翰尼在一起的日子。我的潛意識瞬間恐懼起來。

「怎麼了？」我說。

「沒什麼。他們在看電視。」他講完停頓了一會，又吞吞吐吐地說。「過來一起吃飯吧。」他最後說。

「和你嗎？」

「和我。」

「我很忙。」我說。我真的很忙。我和一位社會學教授約好了，並打了電話給瑪麗安娜，去徵求她的意見。我應該穿什麼？我該說些什麼？如果他邀請我和他一起回家，我該怎麼辦？不要跟他上床，她警告過我。尤其這是第一次約會。

「伊迪絲·伊娃·埃格爾，」我的前夫懇求道，「請，請讓孩子們和他們的朋友一起過夜，並同意和我共進晚餐。」

「不管是什麼，我們可以在電話裡，或者等你哄孩子們睡著的時候再和我談。」

「不，」他說，「不行。這不是可以在電話裡或在門口的那種閒聊。」

我想談話內容一定和孩子們有關，我同意在一家餐廳見面，那裡有我們最喜歡吃的上等肋排，是我們以前經常約會的地方。

「我來接你。」他說。

他穿著約會時會穿的深色西裝，打著絲質領帶，準時到達。他俯下身來親吻我的臉頰，我並不想避開，我想待在他那古龍水和刮乾淨鬍子的下巴旁邊。

在餐廳裡，在我們過去常坐的桌子旁，他牽著我的手。「有沒有可能，」他問道，「我們一起再構建更多的東西呢？」

他的問題使我神魂顛倒，好像我們已經在舞池裡一樣。再試一次？複合？「那她怎麼辦？」我問。

「她是個可愛的人，很有趣，是一個很好的伴侶。」

「所以呢？」

「讓我先說完。」眼淚從他的眼睛裡湧出，落在他的臉上。「她不是我孩子的母親。她沒把我從普雷紹夫的監獄裡救出來。她從未聽說過塔特拉山脈。她連紅椒雞肉都說不出來，更不用說用它來做晚餐了。伊迪絲，她不是我愛的女人。她不是你。」

讚美和擁抱我們共同的過去的感覺真的很好，但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貝拉對風險的準備。據我所知，他一直都是這樣。他選擇在森林裡與納粹作戰，冒著死於疾病和子彈的危險去阻止那些不合理的事情。我被迫去冒險，而貝拉是在知情的情況下去選擇冒險，他在這張桌子上再次選擇冒險，很容易受到可能會被拒絕的傷害。我已經習慣了衡量他的缺點，以至於我不再去計較他是誰，他給了我什麼。我必須離開這段婚姻，否則我就會死，我想。也許我們分開的歲月，幫助我成長，還幫助我發現，沒有我，就沒有我們。現在，我對自己有了更充分的認識，我可以看出，我在婚姻中感到的空虛並不預示著我們的關係出了問題，是我自身攜帶的空虛，即使是現在，也沒有一個人或者一項成就能填補這種空虛。沒有什麼能彌補我父母和童年的缺失。沒有人對我失去的自由負責任。能幫助我的只有我自己。

1971年，我們離婚兩年後，在我44歲時，貝拉單膝跪地並給我戴上了一枚訂婚戒指。我們舉行了一個猶太儀式的婚禮，而不是20多年前我們在市政廳舉行的那種。我們的朋友歌莉婭（gloria）和約翰·拉維斯（johnlavis）是我們的見證人。「這是你真正的婚禮。」猶太教教士說。他的意思是，因為這一次是猶太人的婚禮，但我認為他的意思是，這一次我們真的是在選擇對方，我們不是在飛機上，我們不是在逃跑。我們在科羅納高地買了一幢新房子，用鮮豔的顏色，紅色、橙色來裝飾，加裝上太陽能板和游泳池。我們去瑞士度蜜月，去阿爾卑斯山，住在有溫泉的旅館。天氣很冷，但水是熱的，我坐在貝拉的膝蓋上。參差不齊的山脈在天空的映襯下伸展開來，上面的顏色像流水一樣變幻著。我們的愛就像山脈一樣穩定；我們的愛就像大海一樣包容，通過流動、適應、變換來填滿我們賦予它的形狀。不是我們婚姻的實質改變了，而是我們有著實質性的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