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有醫生來幫助我們醫治身體，但沒有人會向我們提供心理層面的治療。我花了許多年的時間才開始明白這一點。

一天，那個美國兵和他的朋友們來告訴我們，我們將要離開韋爾斯。蘇聯人正在幫助倖存者回家，他們是來道別的，並帶來了收音機。收音機裡播放著格倫·米勒的歌曲《心情》，我們也放鬆下來了。因背脊受傷，我幾乎無法控制自己的步伐，但在我的腦海裡，在我的精神中，我們就像是旋轉的陀螺：慢，慢，快——快，慢。慢，慢，快——快，慢。我也能做到的——保持胳膊和腿放鬆，不瘸腿。格倫·米勒，艾靈頓公爵，我一遍又一遍地重複念著這個大樂隊裡明星的名字。這個美國兵領著我小心地旋轉，他稍稍降低身體，在舞步中鬆開手。我仍然很虛弱，但我能感受到我身體的潛能，我相信當我痊癒的時候，所有的東西它都可以表達出來。許多年以後，我將和一個被截肢者一起工作，他會解釋他有幻肢感。在解放六週後，我聽著格倫·米勒的歌聲，與我那還活著的姐姐，還有那個幾乎強姦了我的美國士兵一起跳舞時，我反而有著和幻肢相反的感覺。這不是一種失去東西的感覺，而是我身體的一些部位有恢復知覺的感覺，是它自己恢復正常的。我能感覺到手腳有恢復如初的可能，更相信我能再次從生活中站起來。

在從韋爾斯到維也納的火車旅程中，我們要穿過蘇聯佔領的奧地利。在幾個小時的火車行程裡，我不停地抓撓著我全身因蝨子和風疹引起的皮疹。家，我們要回家了，再過兩天我們就到家了！然而，我們回家的喜悅與失去親人的痛苦是分不開的。我知道我的母親和外祖父母都死了，當然我的父親肯定也死了。他們已經死了一年多了。沒有和他們一起回家，就等同於再次失去他們。

也許克拉拉還在，我給予自己希望。也許埃裡克也還在。

在我們旁邊的座位上坐著兩個兄弟。他們也是倖存者。孤兒。來自卡薩，和我們一樣！他們叫萊斯特（lester）和伊姆雷（imre）。後來我們得知，在死亡行軍途中，他們的父親從背後被射殺了。我們很快也知道，在我們家鄉的1.5萬名被驅逐者中，我們是在這場戰爭中倖存下來的70人中的一員。

「我們還擁有彼此，已經很幸運，很幸運了。」他們現在說。

萊斯特和伊姆雷，瑪格達和我。我們處在一種反常的狀態。納粹不只是謀殺了數百萬人，同時還謀殺了這些人的家庭。現在，除了在那些不可思議的失蹤者和死亡者的名冊中尋找親人之外，我們的生活還是要繼續。後來我們將聽到在歐洲各地無家可歸者營地發生的團聚、婚禮和孩子出生的故事。我們還聽說會有特意為情侶們發放能獲得結婚禮服的特別配給券。我們屏住呼吸，在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的報紙上仔細搜尋，希望能在報紙上散落的倖存者名單裡看到自己熟悉的名字。但現在，我們什麼也不能做，只能凝視著火車的窗外，望著空曠的田野、斷橋。在一些地方，那些新種的莊稼顯得那麼的嬌嫩脆弱。盟軍對奧地利的佔領將持續十年。在我們經過的城鎮，人們的心情並沒有半點放鬆和喜悅，這是一種對局勢的不確定性和飢餓引起的緊張氣氛。戰爭已經結束了，但緊張的氣氛並沒有因此結束。

「我的嘴唇醜嗎？」當我們靠近維也納市郊時，瑪格達問道。她正研究著在窗戶玻璃上她疊加在風景中的影像。

「為什麼這麼問，你是打算用它做點什麼嗎？」我跟她開玩笑，我試著誘匯出她那從不間斷、愛戲弄人的性格。我試圖壓制自己那個不可能實現的幻想——埃裡克還活在某個地方，我很快就會戴著臨時的面紗成為一位戰後的新娘，永遠和我的愛人在一起，再也不會孤單。

「我是認真的。」她說，「告訴我真相。」

她的焦慮使我想起，我們在奧斯維辛集中營的第一天，她被剃成光頭赤裸著站在那裡，緊緊地握著被剪下來的頭髮。也許她是把全世界對未來無法預測的恐懼都濃縮成她個人的恐懼，並把它更具體化了——害怕自己沒有足夠的吸引力，去找一個男人，害怕她的嘴唇是醜陋的。或者問題是她被更深層次的不確定性——本質價值的問題給糾纏住了。

「你的嘴唇有什麼問題？」我問。

「媽媽討厭它們。街上有人稱讚我的眼睛，她會說，‘是的，她的眼睛很漂亮，但你看看她厚厚的嘴唇。’」

生存是黑白分明的，當你為生命而奮鬥的時候，是不會讓「但是」這個詞闖入的。現在，「但是」這個詞湧現出來。我們有面包吃，是的，但是我們身無分文。你的體重在增加，是的，但是我的心情卻很沉重。你還活著，是的，但是我的媽媽死了。

萊斯特和伊姆雷決定在維也納逗留幾天，他們答應來家裡找我們。我和瑪格達登上另一列開往布拉格的火車。這趟火車要向西北方向開八個小時。一個男人擋在火車車廂的入口。「我們的人才可以進去。」他冷笑道。我們的人。他是斯洛伐克人。猶太人必須坐在火車車頂上。

「納粹雖然輸了，」瑪格達喃喃自語地說，「但這還是和以前一樣。」

沒有別的方法可以回家，我們只能爬上火車的車頂，加入到其他流離失所的人群之中。我們手牽手。瑪格達坐在一個叫拉斯·格拉德斯坦（lacigladstein）的年輕人旁邊。他用自己幾乎只剩骨頭的手指，撫摸著瑪格達的手指。我們不會追問對方曾經去過哪裡。我們的身體和我們惶恐不安的雙眼，都在述說著你想要知道的一切。瑪格達靠在拉斯單薄的胸口上，尋找溫暖。我嫉妒他們能在彼此身上找到的安慰、吸引力和歸屬感。我太執著於對埃裡克的愛，希望能再次找到他，尋找那個現在就用手臂擁抱我的男人。即使我沒有記掛著埃裡克的聲音，我想我也會因為害怕而不敢去尋求安慰和發生任何親密行為。我骨瘦如柴，渾身都是蟲子和褥瘡。誰會要我呢？最好不要冒險聯絡而被拒絕，最好不要證實我所受到的損害。更何況，現在誰能給我最好的庇護呢？需要那個人知道我作為一個倖存者忍受了什麼嗎？或者找一個什麼都不知道的人，他可以幫助我忘記過去？找一個在我經歷地獄的磨難之前就認識我的人，他可以幫助我復原回到從前的自己？或者是一個只看重我現在的人，他不會一直關注著那些已被摧毀的東西？我永遠不會忘記你的眼睛，埃裡克告訴我。我永遠不會忘記你的手。在一年多的時間裡，我一直堅信這些話，它就像一張可以指引我走向自由的地圖。我已經變成現在這個樣子，但如果埃裡克無法面對呢？如果我們找到對方並一起生活，卻發現我們的孩子是幽靈的孩子，那該怎麼辦？

我依偎著瑪格達。她和拉斯談論未來。「我要當一名醫生。」他說。

對於一位和我一樣，在一兩個月前差點就死去的年輕人來說，這是一個多麼高尚的理想。他會活過來的，會痊癒的，還會醫治別人。他的雄心壯志消除了我的疑慮。這是多麼震驚，他帶著夢想走出死亡集中營，這似乎是一種不必要的冒險。即使是現在我已經見識了飢餓和暴行，但我還是記得我所受到的傷害，記得被偏見毀掉的夢想和教練將我從奧林匹克訓練隊中撤銷資格時的說話方式。我還記得外祖父是如何從辛格縫紉機公司退休並等待他的養老金支票。他是如何等了又等，盼了又盼。他是如何談論其他小事的。最後，他收到第一張支票。但一個星期後，我們就被送到磚廠，幾周後，他死了。我不希望自己總想著不好的事情。

「我在美國有一個叔叔，」拉斯繼續說道，「在得克薩斯州，我要去那裡，在那裡工作，攢錢重新上學。」

「也許我們也會去美國。」瑪格達說。她一定想到了布朗克斯的瑪蒂爾達姑媽。我們周圍的人都在火車車廂頂，談論著未來的生活。為什麼要繼續生活在使我們失落的灰燼中呢？為什麼還要在一個我們不想要待的地方繼續掙扎求生存呢？很快我們就瞭解到美國和巴勒斯坦都有嚴苛的移民限制。我們沒有不設限制和偏見的避風港。無論我們走到哪裡，生活可能總是這樣。只能嘗試忽略那些隨時可能被轟炸，被射殺和被扔進溝渠裡的恐懼，或者充其量被迫登上火車頂部，手牽著手，頂著風。

在布拉格，我們需要再次換乘，我們和拉斯道別。瑪格達把我們家的舊地址，科蘇特拉約什路六號，寫給他，他也承諾會聯絡我們。距離下一趟列車的發車還有些時間，我們可以找個地方伸展一下我們的雙腿，坐在陽光下，安安靜靜地吃點麵包。我想找個公園，希望能看到綠色植物和鮮花。在那裡，每隔幾步我就會閉一次眼睛，用心感受一下城市、街道、人行道和民眾喧鬧的氣息，還有面包店、汽車尾氣和香水。當我們身處地獄的時候，很難相信有這些東西的存在。我凝視著商店的櫥窗，覺得自己即使身無分文也沒關係。當然，沒錢也將會是個問題。在科希策，食物並不是免費發放的。但看到了擺賣的裙子、襪子、珠寶、菸斗和文具的這一刻，我已經覺得非常滿足了，生活和商業還在繼續。一個女人拿著一條夏季的連衣裙在欣賞，一個男人看中了一條項鍊。東西並不重要，但美很重要。這是一個人們都沒有失去想象、製造和欣賞美麗事物能力的城市。我將再次成為一個居民，住在某個地方的普通居民。我會跑跑腿，買買禮物。我將去郵局排隊。我會吃自己烘焙的麵包。為了紀念我的父親，我將穿著高階定製的服裝。為紀念我的母親，我會去看歌劇，她喜歡坐在椅子的邊緣，聽著華格納的樂章，激動地哭泣。為了克拉拉，我要去聽交響樂，尋找孟德爾頌的小提琴協奏曲的每一場表演，沉浸在憧憬和渴望裡，感受著音樂帶來的直線上升的緊迫感和跌宕起伏的華麗樂章的完美結合。然後更加險惡的主旋律，威脅著獨奏小提琴手不斷上升的夢想。站在人行道上，我閉上眼睛，這樣我就能聽到我姐姐小提琴的回聲了。瑪格達的叫聲嚇了我大一跳。

「醒醒，迪庫卡！」

我睜開眼睛，看見在這繁華的城市，公園入口的旁邊，貼著一張小提琴獨奏表演的海報。

海報上的照片是我姐姐。

照片裡，我的克拉拉握著她的小提琴坐在那裡。

gi美國兵來自短語governmentissue，即美國政府生產的武器裝備，後用於指美國大兵。

卡薩：斯洛伐克東部最大的城市，經濟和文化中心。

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戰後為統籌重建二戰受害嚴重且無力復興的同盟國參戰國家的福利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