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土豆。」她說。「如果那些混蛋沒有開槍，我們就可以吃上土豆。」

我想象在吃著和蘋果一樣美味的東西。我甚至不會花時間去擦乾淨它，狼吞虎嚥地把混有泥土的肉和皮一起吃掉。

接著，我們去了捷克邊境附近的一個彈藥廠工作。這是3月的一天早上，在棚屋宿舍裡，我無法從長板床上下來。我發燒了，身體顫抖著，全身乏力。

「起來，迪庫卡。」瑪格達命令我，「你不能說有病的。」在奧斯維辛集中營，那些無法工作的人，聽說會被送往醫院，但隨後他們就消失了。為什麼現在會有所不同呢？這裡沒有殺戮的設施，沒有鋪設毒氣管道，沒有砌好的磚，但一顆子彈也會讓你死去。儘管如此，我還是站不起來。我彷彿聽到我自己的聲音在漫無邊際地和我們的外祖父母閒聊。他們以前會讓我們逃課，帶我們去麵包店，就連母親也不能拿走他們買給我的糖果。在我的意識裡，我知道我出現精神錯亂了，但我無法恢復正常的知覺。瑪格達叫我別再說話，並給我蓋上大衣——她說，發燒的時候，這樣可以讓我暖和些，但更重要的是要把我藏起來。「千萬不要動，甚至是一根手指也不能動。」她說。

工廠就在附近，穿過一座建在急流上的小橋就到了。我身上蓋著大衣，假裝大衣下面沒有人，擔心著我被發現失蹤的那一刻，一個警衛會走進棚子裡向我開槍。瑪格達能從機器發出的噪音裡聽到槍聲嗎？我現在對任何人都沒有用了。

我陷入了神志不清的沉睡中。我夢到了火。這是一個熟悉的夢——這一年來我夢想著溫暖的生活。然而，一股令我窒息的煙味把我從夢中嗆醒。是小屋著火了嗎？我害怕走去門口，害怕無力的雙腿走不動，更害怕暴露自己。之後我聽到了炸彈聲，到處是呼嘯聲和爆炸聲。我怎麼能在轟炸中睡覺呢？我使出全身力氣從長板床上起來。哪裡才是最安全的地方？即使我能跑，我要跑到哪裡？我聽到外面傳來了一陣陣喊叫聲：「工廠著火了！工廠著火了！」

我再次注意到我和我姐姐之間的距離：我已經成為測量專家了。我們之間有多少個指尖距？有多少步？需要多少個側手翻？現在我們被那座橋、江水、木頭，還有火隔開。我最後靠著棚屋的門框站立起來，通往工廠的橋正在著火，整個工廠被濃煙吞噬了。對於任何經歷過轟炸的人來說，混亂是一個喘息的時間，是一個逃跑的機會。我想象著瑪格達推開一個窗戶跳了出去，衝進樹林裡去。透過樹枝向天空望去。準備跑到那個自由的遠方。如果她逃跑了，那我也就脫離現在的困境了。我可以滑到地板上，再也不爬起來。這將是一種解脫。存在變成是一種責任，我讓我的腿像圍巾一樣摺疊起來，放鬆地滑落下來。瑪格達就在火光裡，她已經死了。比我搶先了一步。我要趕上和她一起離開這個世界。我已經感覺到火的熱度。現在，我可以和她匯合了，馬上就可以了。「我立即就到！等等我！」我叫道。

不知什麼時候，她從一個幻覺世界裡，又變回到真實的世界中。無論如何，她用事實告訴我：她已經穿過了燃燒的橋，回到了我的身邊。

「你這個白痴，你可以跑掉的。」我說。

現在是4月，草在山上綻放出綠色，每天的白晝時間在不斷地延長。當我們經過一個城鎮的郊區時，孩子們向我們吐口水。多麼可悲啊，我想，這些孩子被洗了腦，變得這麼憎恨我們。

「你知道我要怎麼報復嗎？我要殺死一個德國母親。德國人殺了我的母親，我要殺一個德國母親。」瑪格達說。

我有一個不同的願望。我希望有一天，能看到那個向我們吐痰的男孩，他已經不再憎恨我了。在我的復仇幻想中，那個對我們大喊大叫的男孩——「骯髒的猶太人！害蟲！」捧著一束玫瑰。他說，「現在我知道我沒有理由恨你，沒有任何理由。」我們互相寬恕，擁抱在一起。我不告訴瑪格達我的幻想。

一天黃昏來臨時，黨衛軍把我們推到一個社群會堂，晚上我們可以在那裡睡。但又沒有食物了。

「任何離開這裡的人都會立即被射殺。」衛兵警告說。

「迪庫卡，」瑪格達倒在我們的床板上，呻吟道，「很快我就會完蛋了。」

「閉嘴。」我說。她嚇到我了。她的沮喪比一把舉起的槍，更讓我覺得可怕。她不像是這樣說話的人。她不會放棄的。也許我是她的負擔。也許我的病使我堅強，但使她筋疲力盡。「你不會死的。」我告訴她，「我們今晚會吃到東西。」

「哦，迪庫卡。」她說，然後朝牆滾去。

我要向她展示。我要讓她看到希望。我要去拿點吃的東西。我要幫她恢復精神。黨衛軍就在門口附近，在晚上最後一盞還沒關的燈光下聚集，吃著他們的配糧。有時他們會向我們扔些零碎的食物，只是為了看到我們卑躬屈膝。我跪在地上向他們走去。「請，請。」我乞求道。他們笑了。一個士兵拿著一塊楔形罐頭肉示意要給我，我衝了過去，但他把它放進嘴裡，他們笑得更厲害了。他們像這樣逗我玩，直到我累壞了為止。瑪格達睡著了。我不能放棄，更不能讓她失望。黨衛軍為放鬆一下去門外抽菸便結束了聚餐。我從側門偷偷地溜了出去。

我能聞到肥料、蘋果花和德國菸草的味道。草又溼又涼。在一堵灰泥牆的另一邊，我看到了一個小花園：小的萵苣頭，豆子的藤蔓，胡蘿蔔頂上長著柔軟的綠色嫩葉。我覺得已經品嚐到了胡蘿蔔的味道，就好像我已經摘了它們一樣，鮮脆而帶點泥土味。爬牆並不難。當我顫抖著翻過牆頂時，我的膝蓋擦傷了一點，被蹭破皮的出血處有新鮮空氣吹過皮膚，就像是浮出水面一樣美好，我開始頭暈了。我抓起胡蘿蔔的頂部，用力拉，根部從泥土中拔出的聲音就像縫線被扯開的聲音。它們在我手裡沉甸甸的。土塊在根部搖搖晃晃地懸掛著。就連泥土聞起來也像一場盛宴——像種子，這裡包含了各種可能。我又爬上了牆，塵土落到我的膝蓋上。我想象著，瑪格達在咬我們這一年來第一份新鮮蔬菜時的表情。我做了一件大膽的事。我想讓瑪格達看到的不僅僅是一頓飯，不僅僅是營養物質溶解在她的血液裡：很簡單，是希望。我又跳回到地面上。

但我並不是一個人。一個男人盯著我看，他拿著槍，是一名國防軍士兵，不是納粹黨衛軍。比槍更糟糕的是他的眼睛，眼神帶有懲罰意味。你怎麼敢？他的眼睛像是在說。我要教你服從。他把我推倒並要求我跪在地上，把槍上了膛對準我的胸口。請，請，請，請。我祈禱，像我對門格勒所做的那樣，請求他不要殺我。我顫抖著，胡蘿蔔撞到我的腿上。他把槍放下了短短幾秒，然後又把槍舉起來。咔嗒。咔嗒。

比對死亡的恐懼更糟糕的是被囚禁著，但又無能為力的感覺，不知道下一秒會發生什麼事情。他抓住我的腿猛地一拉，把我轉向瑪格達睡覺的那座樓。他用槍托把我推到裡面去。

「撒尿的。」他對裡面的衛兵說，他們咯咯地笑了起來。我把胡蘿蔔卷在我的衣服裡。

剛開始瑪格達並沒有醒來。我把胡蘿蔔放在她的手掌裡，她才睜開眼睛。她吃得太快以致咬了自己的嘴巴內側。她哭了，感謝我所做的一切。

黨衛軍一大早就把我們叫醒，又到繼續前行的時候了。我極度飢餓，肚子空空的，我想我一定是夢見胡蘿蔔了。瑪格達給我看了看那些塞在口袋裡的胡蘿蔔秧，雖然它們已經枯萎了，但這些是準備以後食用的。在以前的生活中，這些我們會扔掉或者餵給閣樓裡的鵝吃，但現在它們看起來是那麼的迷人，就像童話裡一個神奇的充滿了金子的罐子。下垂的、褐色的胡蘿蔔須象徵著一種神秘的力量。我不應該冒險去摘它們，但我去了。我不應該活下來的，但我活下來了。「應該」對我來說並不重要，它們並不是唯一的行為準則。一定是有一種不同的原則，一種不同的權威的理論在起作用。我們骨瘦如柴，病得很重，營養不良，幾乎不能走路，更不用說行軍，更不用說工作。然而，胡蘿蔔事件讓我感覺到堅強的力量。如果我今天能活下來，明天我就自由了。我在腦海裡唱著聖歌。

在寒冷的早晨，我們為清點人數排成一隊，我小聲哼唱著歌。在我們即將為恐怖的另一天啟程的時候，門口出現了騷動。納粹黨衛軍計程車兵用德語大喊，另一個人又喊回去，他擠進了我們房間。我屏住了呼吸，抓住瑪格達的手肘，只有這樣我才不會摔倒。是那個在花園抓住我的人。他嚴肅地看了看房間四周。

「那個敢破壞規則的女孩在哪裡？」他質問道。

我在顫抖，怎麼也不能讓身體平靜下來。他是回來復仇的，想公開地懲罰我。或者他覺得他必須這樣做。一定是有人聽說了他對我莫名其妙的仁慈，現在他必須為他的冒險付出代價。他現在必然是要我付出代價，來償還他對冒險的付出。我顫抖著，害怕得幾乎無法呼吸。我惹了大麻煩了，腦海中清楚地知道我離死亡是多近啊。

「那個小罪犯在哪裡？」他又問了一遍。

他馬上就會認出我來，或者他會把手伸進瑪格達的外套裡，然後發現口袋裡的胡蘿蔔須。我無法忍受等待他認出我的焦慮。我趴到地上，向他爬去。瑪格達發出噓聲向我暗示，但為時已晚。我蹲伏在他的腳下，看到他靴子上的泥，地板上的木紋。

「你。」他說。語氣聽起來對我很厭惡。我閉上眼睛，等待著被他踢，等待他開槍。

一樣沉重的東西被扔到我的腳邊。一塊石頭？他將用一種緩慢的方式，拿石頭殺死我嗎？

不。它是麵包，一小塊黑麥麵包。

他說：「那件事情證明你一定非常餓。」我希望我現在能見到那個人。他證明了希特勒統治了12年德意志帝國所帶來的仇恨，並不足以抹殺掉人民的善良。他的眼睛就像我父親的眼睛，綠色的，充滿了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