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4年的夏天，瑪格達和我意識到不再有匈牙利猶太人到達集中營了。我們後來得知，在7月，攝政王霍爾蒂厭倦了向德國當局屈服，將驅逐猶太人出境的政策擱置了。他擱置得太晚了。數十萬的猶太人已經被送到各個集中營，在短短的兩個月內，我們中有40萬人喪生。到10月，霍爾蒂政府落入納粹分子手中。仍留在匈牙利的20萬名猶太人——大部分在布達佩斯，沒有被送往奧斯維辛集中營。他們被迫向奧地利行軍300多公里。但那時我們還不知道這件事，我們對生活和戰爭都一無所知。

冬天的一個早晨，我們排在另一支隊伍中。寒風刺骨。我們要紋身了。我依次等候，捲起袖子，展示我的手臂。我根據要求做動作，不由自主地做出反應。太寒冷、太飢餓了，寒冷和飢餓使我幾乎麻木了。有人知道我在這裡嗎？我以前每時每刻都在想，但現在這個問題浮現在我面前是如此得慢，彷彿我走進了一團不散的濃霧。我記不起過去是怎麼想的了。我必須想起埃裡克的樣子，但在我很刻意地想他的時候，總是不能重塑起他的容貌。我不得不通過回憶來欺騙自己，不知不覺地抓住了自己。瑪格達在哪裡？這是我醒來時第一件要問的事，是我們進入工作時第一件要問的事，也是在進入睡眠之前第一件要問的事。我會急促地四處張望，確認她仍在我身後。即使我們沒有眼神交集，我也知道，同樣地她也會留意我。我開始把晚餐的麵包節約並儲存下來，那樣我們就可以在早上分享。

那個拿著刺針和墨水的軍官正站在我面前。他抓住我的手腕，開始刺，但很快把我推到一邊去。「我不會把墨水浪費在你身上。」他說。他把我推到另一支隊伍裡。

「這支隊伍是死亡隊伍，這就是生命的終結。」離我最近的女孩說。她由裡到外完全是灰色的，好像被灰塵所覆蓋。我們前面有人在祈禱。在這經常受到死亡威脅的地方，這一刻的情景刺痛了我。我突然想到死亡與死氣沉沉之間的不同。奧斯維辛是兩者兼而有之。煙囪不停地冒著煙，任何時刻都可能是你的最後一刻。那麼為什麼要理會呢？為什麼要費神呢？然而，如果這一刻，這一次，是我在地球上最後的時刻，我必須在放棄和失敗中浪費時間嗎？我必須像已死去一樣度過自己的最後一刻嗎？

「我們從來不知道這些隊伍意味著什麼。」我告訴離我最近的女孩。如果我們用因未知事物產生的好奇心代替了內心的恐懼，又會怎樣？然後，我看到了瑪格達。她被選入了不同的隊伍。如果我被派去死，如果我被派去工作，如果我被疏散到其他營地，跟已經被派去的人一樣……除了我能和姐姐待在一起，姐姐也能和我在一起，其他都不重要。我們是為數不多幸運的囚犯，還沒有完全脫離自己的家庭。毫不誇張地說，我為我姐姐而活。說我姐姐為我而活，也同樣一點不誇張的。院子裡亂鬨鬨的。我不知道各支隊伍意味著什麼。我唯一知道的事，就是我必須和瑪格達一起面對將來，即使在前面的是死亡。我看著我們之間的地面，鋪滿了被踩硬的雪，衛兵圍繞著我們。我沒有計劃。說時遲那時快。瑪格達和我交換了眼神。我看見她的藍眼睛，然後我就開始行動。我開始做側手翻，手著地，腳朝天，一圈，兩圈。一個警衛盯著我看。我看他上、下、上、下輪流顛倒著看我。我預料任何一秒都會有子彈打來。我不想死，但我不能阻止自己一次又一次地翻滾。他沒有舉起槍。是他太吃驚了，才沒對我開槍嗎？我是不是太頭暈才沒看到呢？他向我使了個眼色。我發誓我看見他使眼色。好吧，他似乎說，這次你贏了。

在我吸引他全部注意力的那幾秒鐘裡，瑪格達跑過空地，來到我的隊伍裡和我站在一起。我們又重新回到女孩們的隊伍，等待著接下來發生的一切。

我們被驅趕著穿過冰冷的院子，往火車站臺走去。6個月前，我們到過那裡。在那裡，我們和父親分開了；在那裡，母親在我們中間，和我們一起走過她生命的最後時刻。那時還播放著音樂，現在卻是那麼寂靜。如果風是寂靜的，那不斷湧來的刺骨的寒意，為冬天和死亡發出的嘆息，對我來說也不再是一種噪音。我腦海裡充滿疑問和恐懼，但這些想法持續太久了，對我來說，不再是一種想法。結局總是歷歷在目，如泣如訴。

我們得知，我們只是去一個地方工作，直到戰爭結束。如果我們能聽哪怕兩分鐘的新聞，我們就會知道戰爭本身就可能是另一次傷亡。當我們站在那裡，等著爬上狹窄的坡道進入運牛車廂，俄軍正從一邊向波蘭靠近，美軍也從另一邊靠近。納粹正在一點點地撤離奧斯維辛集中營。那些留下來的囚犯，如果他們能在奧斯維辛再多活一個月，就會贏得自由了。我們坐在黑暗中，等待火車把我們拉走。一名士兵——德意志國防軍，而不是納粹黨衛軍，把頭從門外伸進來，用匈牙利語對我們說：「你們必須吃東西。」他說，「不管他們做什麼，記得吃東西，因為你們可能很快就會自由了。」這是他給我們的希望嗎？還是虛假的承諾？一個謊言？這名士兵就像磚廠裡的箭十字黨民兵，散佈謠言，用權威而又帶著討好的言語消除我們內在的戒備心。誰會提醒一個飢餓的人吃東西啊？

雖然車廂裡十分黑暗，他的臉還是被數公里的柵欄背光與雪的反光所照亮，我敢說他的眼神是善良的。這種善良現在看來，就像一種光的魔術，這是多麼奇怪啊。

我不知道我們的車開了多長時間，我和瑪格達睡在對方的肩膀上。突然，我聽到了我姐姐的說話聲。她正和一個我在黑暗中無法辨認的人講話。「我的老師」。她解釋道。那個來自磚廠、她的嬰兒不停地哭的老師。在奧斯維辛集中營，所有帶小孩的婦女從一開始就被毒氣毒死了，她還活著，只意味著一件事：她的孩子死了。我想知道，我作為一位失去母親的孩子和那位失去孩子的母親，到底哪一種情況更痛苦一些呢？當車門開啟的時候，我們已經到德國了。

我們只有不超過100人。我們住在一個兒童夏令營裡，有雙層床和一間廚房，我們用少量的配給準備自己的飯菜。

早上，我們被派到一個線廠工作。我們戴著皮手套，停止機器上轉動的輪子，防止線跑到一起。即便是戴上手套，輪子也會把我們的手割破。瑪格達以前的老師坐在瑪格達旁邊的輪子前，大聲地哭著。我本以為是因為她的手在流血和疼痛讓她崩潰，但她卻是在為瑪格達哭泣。「你需要你的手！」她呻吟道。「你彈鋼琴，沒有手你怎麼辦？」

負責監督我們工作的德國女工頭的話使她沉默。「你現在能工作已經很幸運了，」她說，「你很快就會被殺死。」

那天晚上，在警衛的監督下，我們在廚房準備晚餐。「我們已經逃過了毒氣室，」瑪格達說，「但我們會死於線的生產過程。這很有趣，因為我們並非死於戰爭。」我們可能不會在這場戰爭中生存下來，但我們在奧斯維辛集中營裡倖存了下來。我為晚餐削土豆皮。由於經歷過因定量供應而造成的飢餓，我不捨得浪費任何一點食物。我把土豆皮藏在內衣裡，當警衛在另一個房間的時候，我用烤爐來烤土豆皮。當我們用疼痛的手匆忙把土豆皮送進嘴裡時，它太熱仍然吃不了。

「我們已經逃出了毒氣室，但我們會死於吃土豆皮。」有人說。我們從內心深處笑了出來，我們不知道內心還會有歡笑。我們笑了，就像我每週在奧斯維辛集中營裡做的一樣。當我們被迫獻血，供給受傷的德國士兵的時候，即使我的手臂上還插著針，坐在那裡還是會和自己開玩笑。

祝你用我和平主義舞者的血液贏得一場戰爭！我不能把我的手臂拿開，否則我就會被槍斃。我不能用槍或拳頭反抗壓迫者，但我可以找到一種方法來獲得我自己的反抗能力。現在我們的笑聲中有力量。我們的友愛、我們的輕鬆讓我想起了奧斯維辛集中營的那個夜晚，我贏得了美胸競賽。我們的談笑就是我們的支撐力。

「誰來自最好的國家？」一個叫哈瓦的女孩問道。我們為此而爭論，都歌頌自己的家鄉。「沒有哪個地方像南斯拉夫那樣美麗。」哈瓦堅持說。但這是一場沒有勝利的比賽。家不再是一個地方，也不是一個國家。這是一種既廣泛又有特殊意義的感覺。如果我們過多地談論它，我們也就可能面臨著失去它的風險。

線上廠工作了幾個星期後的一個早上，納粹黨衛軍來找我們，用條紋連衣裙代替我們的灰色衣服。我們登上另一列火車。但這一次，我們被迫穿著條紋制服坐在車廂頂，用人做誘餌來阻止英國人轟炸火車。火車裝滿了彈藥。

「從線廠到子彈。」有人說。

「女士們，我們得到提升了。」瑪格達說。

車頂上的風是對我們的懲罰和摧毀。但至少在這麼冷的時候，我不會感到飢餓。我寧願死於寒冷還是火燒呢？氣體還是槍呢？這一切都是突然發生的。即使是在火車頂上有人類囚犯，英國人的炸彈還是嘶嘶地向我們投來，發出隆隆的爆炸聲。煙。呼喊聲。火車停了，我跳下車。我是第一個跳下去的。我向著那被雪覆蓋的山坡直奔上去，它被一條通向小樹林的鐵軌環抱著。在那裡我停下來，在雪地裡屏住呼吸尋找我的姐姐。瑪格達不在樹林裡，我沒看見她從火車裡跑出來。炸彈在鐵軌上發出嘶嘶聲併發生了猛烈的爆炸。我能看到在火車旁邊有一堆屍體。

我必須做出選擇。我可以跑走，逃入森林，撿回一條生命。自由是如此接近，只是幾步的事情。但是如果瑪格達還活著，我拋棄了她，誰會給她麵包？如果她死了呢？就像百葉窗的葉板在翻動。咔嚓：森林。咔嚓：鐵路。

我跑回山下。

瑪格達坐在溝渠裡，一個死去的女孩在她的膝蓋上。這是哈瓦。血從瑪格達的下巴上流下來。在附近的火車車廂裡，一些男人在吃東西。他們也是囚犯，但不像我們。他們穿的是平民服裝，而不是制服。他們有食物。我們猜他們是德國的政治犯。無論如何，他們比我們享有特權。他們在吃東西。哈瓦死了，我姐姐還活著，我所能想到的就是食物。那個漂亮的瑪格達正在流血。

「現在有機會去要點食物，你看上去是可以做到的。」我責罵她，「你傷得那麼重，沒法再去調侃了吧。」只要我能對她發火，我就可以從由內而外被傾倒出來的恐懼和痛苦中抽離出來。我並沒有感到欣喜，並沒有感恩我們還活著、又在另一個致命的時刻活了下來，而是對我的姐姐大發雷霆。我遷怒於我的姐姐。我對上帝、對命運感到憤怒，但我把困惑和傷害轉移到我姐姐那張流血的臉上。

瑪格達沒有回應我的侮辱，也沒有把血擦乾淨。守衛們圍上來，對著我們大喊大叫，並用槍戳著倒在地上的屍體，以確保那些不動的人真的死了。我們把哈瓦的屍體留在骯髒的雪中，與其他倖存者站在一起。

「你本可以逃跑的。」瑪格達說。她說得我像是個白痴。

在一個小時內，彈藥被重新搬回到新的火車車廂裡。我們穿著條紋制服再次坐回車頂上，這時瑪格達下巴上的血已經幹了。

我們是囚犯，是難民。我們早就忘記了日期和時間。瑪格達是我的啟明星。只要有她在附近，我就有我所需要的一切。一天早上，我們從彈藥車裡被拉下來，排成一隊連續走了好幾天。雪開始慢慢融化，枯草露了出來，也許我們已經走了幾個星期了吧。炸彈落下的地方，有時會很近，我們可以看到城市在燃燒。我們在德國各地的小鎮上停留，有時向南遷移，有時向東遷移，被迫在沿途的工廠裡工作。

統計囚犯人數是黨衛軍最關注的事情。我不知道我們還剩多少人，也許我不數是因為我知道每一天這個數字都在變小。這不是死亡集中營，但死亡的方式卻是多種多樣。路邊的溝渠被鮮血染紅了，鮮血都是從那些被射中後背或胸部的人流出來的——那些試圖逃跑的人，那些無法跟上的人。有些女孩的腿被凍住了，完全凍住了，她們像被砍倒的大樹一樣倒下了。疲憊、寒冷、發燒和飢餓，即使守衛不扣動扳機，身體也會自動倒下。

我們已經好幾天沒有食物了。我們來到一個山頂，看到有一座農場，一間外屋，和一個用來飼養牲畜的圍欄。

「給我一分鐘。」瑪格達說。她在樹林裡東躲西藏地奔向農場，希望不被那些停下來吸菸的黨衛軍發現。

我看著瑪格達呈「之」字形地向花園的籬笆跑去。現在摘春天的蔬菜為時過早，但我可以吃牛飼料，可以吃植物的根莖。如果一隻老鼠跑進我們睡覺的房間，女孩們就會向它撲過去。我儘量不讓瑪格達注意到我的目光。我把目光移開，但當我再回頭看時，已經看不見她了。只聽見一聲槍響，又一聲。有人發現了我的姐姐。衛兵對我們大喊大叫，拔出槍來，數著我們的人數。又響了幾聲槍聲，還沒有見瑪格達的蹤影。幫幫我，幫幫我。我意識到我在向我母親祈禱。我在跟她講話，就像她過去向鋼琴上方她母親的畫像祈禱一樣。瑪格達告訴我，即使是在分娩過程中，她也這樣做。在我出生的那個晚上，瑪格達聽到我們的母親在尖叫：「媽媽，幫幫我！」然後瑪格達就聽到了嬰兒的哭聲，那是我。母親說：「你幫了我。」面臨死亡時的祈禱是我與生俱來的權利。

媽媽，幫幫我們，我祈禱著。我看到樹之間有一道灰色的閃光。她還活著。她躲過了子彈。現在也不知是怎麼一回事，她從黨衛軍的眼皮底下逃脫了。在瑪格達回到我身邊之前，我都緊張得不能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