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命中，所有能讓你驚喜若狂的事情都來自於內心。」我的芭蕾舞導師告訴過我。在來到奧斯維辛集中營以前，我從來不明白他所說的意思。

瑪格達盯著母親走進去的那棟樓樓頂的煙囪。「靈魂永不滅。」她說。她在尋找自我安慰的話語。但我很震驚，失去了知覺。我無法想象這些正在發生，或者已經發生的不可思議的事情。我不能想象我的母親已經被火焰吞噬了。我完全不能接受她已經離世了。而且我不能問為什麼，至少現在不能，我甚至不能悲傷。我的所有注意力都要放在多活一分鐘，多呼吸一次上面。如果我姐姐還在，我就能活下來。我會把自己和她綁在一起，我要像是她的影子一樣緊緊地跟著她，我就能活下來。

在寂靜得只剩下一陣一陣的大雨聲中，我們被集中起來，殘忍地剪掉了頭髮。我們光著頭，赤裸地站在外面等待發放我們的制服。考波什和納粹黨的軍官向我們發出的嘲笑聲帶來的疼痛，就像一隻只箭頭擦過我們裸露的、潮溼的皮膚那樣疼。比他們的話語更糟糕的是他們的眼神。我敢肯定，他們盯著我們，那種厭惡的眼神，就像是要撕裂我的皮膚，劈開我的肋骨。他們的仇恨是那麼自我和目空一切，這讓我很不舒服。我曾經以為，埃裡克會是第一個看到我赤裸身體的人。埃裡克將永遠不可能再看到我那沒有傷疤的身體了。那些傷疤是軍官們的仇恨造成的。他們已經使我成為比人更低階的動物了嗎？我還會是以前的那個女孩嗎？「我永遠不會忘記你的眼睛，你的手。」我必須保持一個完整的我，即使不為自己，也是為了埃裡克。

我轉向我姐姐，她陷入了讓人震驚的沉默中。她成功地應對了每一次的遷徙造成的混亂和危機，在每支擁擠的隊伍裡，都沒有離開過我的身邊。現在她像是看到太陽從天上掉落那樣，手裡拿著被剪掉的濃密頭髮顫抖著。我們光著身子，站在那裡好幾個小時了，她還是緊緊地抓住她的頭髮，好像握著自己的頭髮，就能堅持自身的完整和自己的人性。她離我很近，我們幾乎貼著，然而我卻思念她。瑪格達，那個自信、有著各種笑話的性感女孩，她在哪？她似乎也在問同樣的問題。她在那團參差不齊的頭髮上尋找著自己。

這個地方違背常理的行為使我感到不安。我們見識到了，殺人在這裡是很高效的，系統性的。但是，在分發制服方面似乎又沒有任何系統性可言，我們已經等了差不多一天了。守衛們殘酷而且死板，似乎沒有人是管這些的。他們對我們的監視並不代表我們的價值高，只意味著我們被世界遺忘的程度。沒有東西是符合邏輯的。但這次，完全沒有理由需要漫長等待，這一定是故意設計好的。我怎樣才能讓自己在一個只有圍欄、死亡、侮辱和不斷翻滾著煙霧的地方保持心情穩定呢？

最終瑪格達跟我說：「我看上去怎麼樣？」她問，「告訴我真相。」

真相？她看起來像一隻長著疥癬的狗，一個赤裸的陌生人。我當然不能告訴她這些，但是任何謊言都會帶來更大的傷害，所以我必須找到一個想象不到的答案，一個不會讓她受傷的真相給她。我凝視著她那雙深藍色的眼睛，想著她提出的問題，「我看上去怎麼樣？」這個是我所聽過的問題中最勇敢的。這裡沒有鏡子。她要我幫她找到並面對自己。所以我要告訴她一件真實的事情，是通過我說出來的。

「你的眼睛，」我告訴我姐姐，「它們很美麗。當它們被頭髮遮住時，我從來沒有注意到它們。」這是我第一次看到我們有一個選擇：選擇注意我們所失去的，抑或是選擇關注我們仍然擁有的東西。

「謝謝。」她低聲說。

我想問她或告訴她一些其他事情，似乎比無言以對要好得多。語言無法清楚地表達這些剛剛發生的事。無法清楚地表達我靠在身穿灰色外套的母親肩膀上的時候，火車繼續開著的事實。無法清楚地表達我父親的臉上滿布陰暗的事實。無法清楚地表達我不願意讓那些又黑又餓的時光再回來的事實。無法清楚地表達我的父母被殺，火化成煙霧的事實。關於我的父親和母親，我必須假設我父親也死了，我要鼓起勇氣問瑪格達，是否我們該勇敢地希望：我們並沒有在一天的時間裡完全變成孤兒。但我看著瑪格達讓她的頭髮從手裡滑落下來，落在塵土飛揚的地面上。

他們拿來了灰色的制服，這不合身的衣服是用粗糙的棉花和羊毛製成的。天要黑了。他們把我們驅趕到陰鬱簡陋的營房，我們將睡在多層床架上，6個人睡同一塊木板。在那間醜陋的房間裡，看不見沒完沒了冒著煙的煙囪是一種解脫。那個搶我耳環的年輕女人是囚犯頭目，她給我們分配床鋪，解釋這裡的規則。晚上任何人不允許外出。這裡有一個水桶，那就是我們晚上的洗手間。瑪格達和我試著和室友們躺在最上面的板子上。我們發現，如果我們交替著頭和腳，就會有更多的空間。儘管如此，沒有人能在不佔用別人床位的情況下翻身或調整自己的位置。為了可以一起轉身和調整位置，我們制定出一套規則。囚犯頭目給每個新囚犯分配一個新的碗。「別弄丟了。」她警告道，「如果把碗弄丟了，你就沒東西吃。」在昏暗的營房裡，我們站著等待下一個命令。我們會有飯吃嗎？我們要去睡覺嗎？我們聽到音樂，我想我是幻聽到了管絃樂隊在演奏。但另一個犯人解釋道：這是由一位世界級小提琴手帶領的集中營樂隊在彈奏。克拉拉！我想。但她提到的小提琴家是維也納人。

我們聽到從營房外傳來短促的德語說話聲。當聽到咔嗒咔嗒的開門聲時，囚犯頭目直起身子。我認出了站在門檻上那位穿著制服的軍官，他是引導我們選擇隊伍的那位。我知道就是他，他那裂開嘴唇笑的方式，門牙之間的那條空隙，他就是門格勒醫生，一位有教養的殺手，一位藝術愛好者。他晚上在營房裡圍捕，尋找有才能的囚犯來娛樂。今晚，他和他的助手一起走進我們的營房，把目光灑向我們這些穿著鬆垮衣服和被草草剪掉頭髮的新人身上。我們站著不動，背靠著房間邊上的木床。他巡視著我們。瑪格達非常巧妙地用她的手輕輕擦了一下我的手。在我還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之前，門格勒醫生喊出一個問題。離我最近的女孩，她知道我在卡薩是一名芭蕾舞演員和體操運動員，她把我往前推，靠近那個死亡天使。

他觀察了一下我。我不知道我的眼睛該朝哪看。我直直地盯著那扇敞開的門。樂隊就在外面集合，沉默地等待著他的命令。我覺得我就像在地獄的歐律狄刻，等待著俄耳甫斯在豎琴上撥動心絃，使地獄冥王哈得斯的心融化，釋放我。或者我是為繼父希律王跳舞的薩洛米，在揭開一層一層的面紗後露出她的肉體。是跳舞賦予了她力量，還是跳舞把她的力量剝奪了？

「小舞蹈家，」門格勒醫生說，「為我跳舞吧。」他指揮音樂家們開始演奏。熟悉的華爾茲舞曲《藍色多瑙河》前奏，飄入到這個黑暗、封閉的房間裡。門格勒睜大眼睛瞪著我。我很幸運，我知道《藍色多瑙河》舞蹈的常規動作，閉起眼睛也會跳。但是我的四肢很沉重，就像在一場噩夢裡，有危險時，你逃也逃不掉。「跳啊！」他再次命令，我覺得我的身體開始動了。

首先是高踢腿，然後是單腳尖旋轉和轉身，劈叉和提起「裙襬」。當我踏著舞步，彎腰和旋轉時，我聽見門格勒在跟他的助手說話。他一直沒有把目光從我身上移開，但他在觀看之餘，也在履行自己的職責。我能在音樂之外聽到他說的話。他在和其他官員討論，在場的百名女孩中哪一名將會被處決。如果我跳錯了一步，如果我做了什麼讓他不快的事情，那個被處決的人就會是我。我跳舞，跳舞，我在地獄裡跳舞。我無法忍受看著這個決定我們命運的劊子手。我閉上眼睛。

我將注意力全都集中在我已訓練多年的常規動作中——身體形成的每一條直線和曲線都像詩歌中的音節一樣優美。我的身體在演繹著一個故事：一位女孩參加舞會的故事。她在興奮和期待中旋轉。然後她停下來反思和觀察，在接下來的幾個小時裡會發生什麼？她會遇見什麼人？她轉向一個噴泉，手臂向上掃去，環抱著它。她彎下身去摘花，再把花一朵朵地扔給她的崇拜者和一同狂歡的人，向人們扔花，分發愛的信物。我能聽到小提琴的聲音激昂起來，我的心也隨之加速跳動。在黑暗中，我聽到音樂下的竊竊私語聲，聽到母親的話語又迴盪在我的身邊，彷彿她就在這空洞的房間裡。「只要記住，沒有人能夠把你放在心上的東西拿走。」門格勒醫生，我餓得要命的獄友們，倖存下來的反抗者，很快都會消失，就連我心愛的姐姐也會不見，唯一存在的世界就是我腦海裡的那個我。《藍色的多瑙河》已奏完，現在我聽見的是柴可夫斯基的《羅密歐與朱麗葉》。營房的地板變成了布達佩斯歌劇院的舞臺。我在為歌迷觀眾跳舞，我在熾熱的燈光下跳舞。當他在舞臺上把我高高舉起的時候，我為我的愛人羅密歐跳舞。我為愛跳舞。我為生命跳舞。

當我跳舞的時候，我發現我有一種永不磨滅的力量。我永遠不會知道，多麼神奇的恩賜允許我有這種洞察力。即使在恐怖的時期結束之後，它也多次地拯救過我的生命。我可以看出，今天早上殺害我母親的老練殺手——門格勒醫生，比我更可憐。我在我心中是自由的，他永遠也不會自由。他總是不得不生活在他所做的一切裡。他比我更像囚犯。我結束了我的舞步的最後一個動作，一個優雅的劈叉。同時我祈禱，但這不是為我自己祈禱。我是為他祈禱。為了他的利益，我祈禱他沒有殺了我的必要。

他一定是對我的表演印象深刻，因為他扔給我一條麵包——結果證明，這個舉動在不久後挽救了我的生命。由傍晚到夜晚，我和瑪格達以及我們同床的夥伴分享麵包。我很感謝有面包。我很感激還活著。

在奧斯維辛的第一個星期，我學會了生存法則。如果你能從守衛那裡偷來一塊麵包，你就是英雄；但是如果你從同獄犯人那裡偷東西，你就是恥辱的，你會死。競爭和統治使你無法立足，合作是這個遊戲的名字。為了生存，要超越自己的需要，把自己交託給某個人或某樣東西。對我來說，這個人就是瑪格達，這樣東西就是希望，希望明天在我自由的時候再次見到埃裡克。為了生存，即使我們睜開眼睛，依然需要召喚自己的內心世界，尋求一個避風港。我記得一個同住的犯人，她設法儲存了一張自己在拘留前的照片，一張她留著長髮的照片。她能夠提醒自己是誰，這個人仍然在。這種意識成了她維持生存的避風港。

我記得幾個月後的冬天，我們發了舊大衣。他們只是把大衣胡亂地扔給我們，不理會大衣的尺寸是否合身。他們只是想讓我們為找一件適合自己的大衣而打鬥。瑪格達很幸運，他們給她一件厚厚的暖和的大衣，又長又重，一直扣在脖子上。如此溫暖，令人垂涎欲滴。但她立刻和別人交換了。她選擇的大衣是一件輕薄的，勉強到膝蓋，露出大面積的胸部。對瑪格達來說，穿著性感的衣服比穿保暖的衣服會更有效地讓她生存下去。對別人的吸引給了她尊嚴，比身體的舒適更有價值。

我記得，即使是捱餓的時候，我們也會舉行盛宴。我們一直在奧斯維辛集中營煮東西。在我們的腦子裡，我們每時每刻都在慶祝，為你在匈牙利辣雞肉裡該放多少辣椒，或者如何做最好的七層巧克力蛋糕而爭吵。為了挺過阿佩爾，我們幻想能聞到烹調肉散發出來的豐富充盈的香味。我們行進到日常的勞動場所——一個叫加拿大的倉庫，在那裡我們被命令整理新來囚犯的物品；到營房，我們必須不停地打掃，打掃，再打掃；或者去火葬場，最不幸的那些人會被迫從等待被燒的屍體那裡，收集金牙、頭髮和人皮。我們就像去菜市場那樣聊天，計劃每週的選單，如何測試每種水果和蔬菜的成熟度。我們會一起討論菜譜，例如如何製作薄煎餅，一種匈牙利薄煎餅。煎餅必須要多薄、需要用多少糖、要多少堅果。你有把葛縷子放進你的撒凱利燉牛肉嗎？你用兩個洋蔥嗎？不，三個。不，只用一個半就夠了。我們為我們想象中的菜色流口水，當我們一天只有一餐——清水湯，一塊不新鮮的麵包時，我會談論到我母親在閣樓裡養的鵝，每天喂玉米使得它的肝臟越來越脹。到宰鵝時，會把肝臟打碎混合成鵝肝醬。當我們晚上躺在床上睡著的時候，我們也夢見了食物。村裡的鐘在上午10點響起，我父親手裡拿著一個從街對面屠夫那裡得來的包裹，溜進了我們的公寓。今天，他在報紙裡藏了一塊肉。「迪庫卡，來嚐嚐吧。」他招手說。「你像什麼榜樣，」我母親抱怨道，「喂女孩子吃這麼多，不督促她保持身材。」但她幾乎笑了。她正在製作果酪餡餅，她用手將麵糰鋪在餐桌上，然後在下面吹氣，直到生面餅像紙一樣薄為止。

母親製作的餡餅裡有強烈的胡椒和櫻桃的味道；她的魔鬼蛋；她用手工切義大利麵條，切得太快了，我甚至怕她會切掉一根手指。尤其是我們星期五晚上的白麵包，對我母親來說，食物創作和最後品嚐菜色有著一樣的藝術性。在奧斯維辛，食物的幻想支撐著我們。正如運動員和音樂家可以通過精神訓練使得他們的技能變得更優秀，我們是營房藝術家，總是忙於各式各樣的創作。我們在頭腦中創造的東西為我們提供了精神上所需的支援。

一天晚上睡覺前，我們在營房裡舉辦了一場選美比賽。我們穿著灰色的、沒有造型的衣服，穿著髒兮兮的內衣做模特。匈牙利語有一句俗話，美全部體現在肩膀上。沒有人能擺出像瑪格達那樣的姿勢，她贏得了這次盛會。但是沒有人準備睡覺。

「再來一場更好的比賽，」瑪格達說，「誰有最好的胸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