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永遠不會忘記你的眼睛，」他說，「我永遠不會忘記你的雙手。」

當我們在火車站登上一輛擁擠不堪的車廂時，我不停地重複著這幾句話。我聽不到那些警察的叫嚷聲和孩子們的哭喊聲，這完全被他那難忘的聲音所覆蓋了。如果我今天能活下來，我就能讓他看到我的眼睛，就能讓他看到我的手。我按著這段聖歌的節奏呼吸。如果我今天活下來……如果我今天活下來，明天我就自由了。

我從未坐過這樣的火車車廂。它不是客運列車，而是用來運輸牲畜或貨物的。我們是被看成貨物的人類，在一列車廂裡就有100個人。在裡面的一個小時就如同一個星期這麼久。不確定的因素讓時間變得更加漫長。車輪碾過軌道產生不間斷的噪音和不確定性。8個人分吃一條麵包，喝一桶水。還有一個桶是給我們裝排洩物的，它充滿了汗味和糞便的味道。有些人在途中死去。我們都只能直立著睡覺，靠在自己家人身上，用肩膀甩開那些死人。我看見一個父親給了他的女兒一袋藥丸。「如果他們想對你做什麼……」他說。有時火車會停下來，每節車廂裡會有幾個人被命令出去打水。瑪格達有一次去打水。「我們在波蘭。」她回來後告訴我們。後來她解釋了她是怎麼知道的。當她去打水的時候，一個在田裡的男人用波蘭語和德語向她打招呼，告訴她這個城市的名字，並瘋狂地打手勢，用手指劃過他的脖子。「只是想嚇唬我們。」瑪格達說。

火車不停地行駛。我的父母都在我兩旁無力地靠著。他們不說話。我從未見過他們有接觸。父親的鬍子漸漸變灰了，他看起來比他父親還老，這使我害怕。我請求他刮鬍子。當我們走到這段旅程的終點時，我無法知道原來青春活力真的可以挽救一條生命。這只是一種直覺，一個女孩想念她所認識的父親，渴望他再次成為一個講究美食及享受生活的人，一個溫文爾雅的調情者，一個討女人喜歡的男人。我不希望他變得像一個拿著藥的父親，對家人咕噥著：「這比死亡更糟糕。」

但當我親吻父親的臉頰說：「爸爸，請刮鬍子。」他生氣地回答我。「為了什麼？」他說。「為了什麼？為了什麼？」我很慚愧我說錯了話，讓他生我的氣。我為什麼說錯話？為什麼我認為告訴我父親該做什麼是我的責任呢？我記得我把上學的學費弄丟時他大發雷霆。我靠在母親身上尋求安慰。我希望我的父母能有溫馨的互動，而不是像陌生人一樣坐著。我媽媽不怎麼說話，但她也不呻吟，她不想死。她只是走進了自己的內心。

「迪庫卡，」一天晚上，她對著黑暗說，「聽著。我們不知道我們要去哪裡。我們不知道會發生什麼。記住，沒有人能奪走你放在心裡的東西。」

我陷入了對埃裡克的另一個夢裡。我又醒來。

他們開啟運牲畜的車門，明媚的5月陽光灑了進來。我們迫切地想出去，向空氣和光明衝去。我們在匆忙中歪歪倒倒地相互碰撞地下了車，實際上是從車裡掉了出來。在火車上不停地顛簸了幾天之後，我們已經很難在堅實的地面上站直。我們都在利用每一個細節嘗試獲取方位——拼湊出我們所處的位置，穩定我們的神經和四肢。我看到一群穿著黑色冬季大衣的人聚集在一段狹窄的泥土上。我看到某個人的圍巾或行李包布里發出閃爍的白光，是強制佩戴的黃色星星。我看到了這個標誌：勞動創造自由。音樂響起來了。我父親突然高興起來。「你看！」他說，「這不可能是一個可怕的地方。」如果平臺不是那麼擁擠的話，他看上去像是想要跳舞。他說：「在戰爭結束之前，我們只需要做一點點工作。」我們在磚廠聽到的傳言一定是真的，我們必須在這裡工作。我尋找附近田野的漣漪，想象身體瘦弱的埃裡克在我對面，彎著腰照料莊稼。相反，我看到的是綿延不斷的水平線：牛車上的木板，無盡的鐵絲網圍欄，低矮的建築物。在遠處貧瘠的平地上兀立著一些樹和煙囪。

穿制服的人在我們中間推搡著。沒人解釋什麼，他們只是吆喝著簡單的指令。到這邊。到那邊。納粹黨士兵一邊指示方向，一邊猛力地推著我們移動。人群被趕進了一支單獨的隊伍。我看到我父親向我們招手，也許他們被派作先行部隊為他們的家人劃出一塊地盤。我想知道今晚我們睡在哪裡，我想知道我們會在什麼時候吃飯。母親、瑪格達和我一起站在一支婦女和兒童的長長隊伍裡。我們緩緩地前進著。我們靠近那個動動手指就能轉變我們命運的人。我還不知道這個人就是聲名狼藉的死亡天使約瑟夫·門格勒醫生。當我們向他前進的時候，我無法再看他跋扈冷酷的眼睛。當我們靠近時，我注視著他，他咧嘴的笑臉中露出一副參差不齊的牙齒，散發著孩子氣。當他問是否有人生病，並且安排回答「是」的人去左邊隊伍時，他的嗓音聽起來似乎很和藹。

「14歲以上、40歲以下的，排在這邊隊伍。」另一個官員說，「40歲以上的，到左邊。」老年人、小孩和懷抱嬰兒的母親從我們隊伍裡分離出來，站到左手邊的長隊裡。我母親的頭髮是灰色的，滿頭是灰色，早早地就變灰了，但她的臉和我的一樣光滑無皺紋。瑪格達和我將母親擠在我們中間。

現在輪到我們了。門格勒醫生引導著。他指示讓母親到左邊去。我開始跟著她。他抓住我的肩膀，「你很快就會見到你的母親，」他說，「她只是去洗個澡。」他把瑪格達和我推到右邊。

我們並不知道左邊相對於右邊的意義。「我們現在要去哪裡？」我們互相問。「我們會怎麼樣？」我們被押送到營地的另一個地方，只有婦女圍在我們身邊。她們大部分是年輕的女性，看起來很光鮮，幾乎讓人眼花繚亂。她們很高興能離開那散發著無情惡臭、幽閉恐怖、充滿黑暗的火車，呼吸到新鮮的空氣並享受著照在她們皮膚上的溫暖陽光。其他人咬著自己的嘴唇。恐懼在我們中間傳播，但好奇也散佈在其中。

我們被命令停在更矮的建築物前面。穿著條紋衣服的女人站在我們身邊。我們很快就知道她們是管理其他人的囚犯，但是還不知道我們就是這裡的囚犯。在陽光的持續照耀下，我解開了外套。有一個穿著條紋衣服的女孩，眼睛盯著我那藍色的絲綢裙子。她扭著頭向我走過來。

「很好，看看你。」她用波蘭語說。她把灰塵踢在我的平底鞋上。在我還沒意識到發生什麼事之前，她伸手去夠我那鑲金的小珊瑚耳環。根據匈牙利習俗，那雙耳環是從我出生起就戴在耳朵上的。她猛地一拉，我感到一陣刺痛。她把耳環裝進了口袋裡。

儘管身體受到了傷害，但我依然非常渴望她能喜歡我。一如既往，我希望被接納。她那羞辱性的冷笑對我造成的傷害比我耳垂上的疼痛更大。「你為什麼這樣做？」我說。「我會把那副耳環給你的。」

「當你無憂無慮，上學，看電影的時候，我就在這裡腐朽了。」她說。

我想知道她在這裡已經多久了。她很瘦，但很結實。她站起來時很高，她可以當一名舞蹈演員。我想知道為什麼我向她提到正常的生活時，她看起來如此生氣，「我什麼時候能見到我母親？」我問她。「我聽說很快就能見到她。」

她冷冷地瞪了我一眼。她的眼神里沒有一點同情。除了憤怒，什麼都沒有。她指著遠處的一個煙囪裡冒出的煙。「你母親正在那裡燃燒，」她說，「你最好開始用過去式來談論你的母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