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的普通人間戲劇因邊界、戰爭而變得複雜起來。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我出生和成長的斯洛伐克地區曾是奧匈帝國的一部分，但在1918年，也就是在我出生的10年前，凡爾賽條約重新繪製了歐洲地圖，並建立了一個新的國家。捷克斯洛伐克是由三個地區構成：由斯洛伐克的農業組織拼湊而成的地區、由捷克人組成的摩拉維亞和波希米亞的工業地區以及喀爾巴阡山脈的俄羅斯地區。其中，斯洛伐克是我家所在的地區，它是由匈牙利人和斯洛伐克人組成的，而喀爾巴阡山脈的俄羅斯地區現在是烏克蘭的一部分。隨著捷克斯洛伐克的誕生，我的家鄉匈牙利的卡薩，變成了捷克斯洛伐克的科希策。而我的家族變成了兩種少數民族。我們是匈牙利民族，生活在以捷克人為主的國家中，同時我們也是猶太人。
儘管猶太人自11世紀以來就一直生活在斯洛伐克，直到1840年，猶太人才被允許在卡薩定居。即便如此，城市官員在基督教貿易協會的支援下，也會為難那些想在那裡生活的猶太家庭。然而到了19世紀之初，卡薩已經成為歐洲最大的猶太社群之一。不像在波蘭等其他東歐國家，匈牙利的猶太人社群不是少數民族居住區（這就是為什麼我的家人只會說匈牙利語，不會說意第緒語）。我們沒有被種族隔離，我們享受著大量的教育、專業和文化機會。但我們仍然會遇到微妙但顯而易見的種族歧視，反猶太主義不是納粹黨發起的。在成長的歲月裡，我內化了一種自卑感和一種信念，認為不承認自己是猶太人、入鄉隨俗、融合、永不脫穎而出更安全。要找到一種身份和歸屬感很困難。直到1938年11月，匈牙利再次吞併了科希策，我們感覺就像回到家一樣。
我們的家是一座古老的安德烈亞西宮建築，它已經被分隔成單門獨戶的公寓。母親站在我們家的陽臺上，把一張東方地毯鋪在欄杆上。她不是在清潔，而是在慶祝。匈牙利王國的攝政王阿德米拉爾·尼克拉·霍爾蒂殿下，今天抵達，歡迎我們的小鎮正式回到匈牙利的版圖上。我理解父母的興奮和自豪。我們回來了！今天，我也歡迎霍爾蒂。我跳起舞。我身穿傳統的匈牙利服裝：一套鮮豔的大花刺繡羊毛馬甲和裙子，白色波浪袖襯衫，還有絲帶、蕾絲和紅色皮靴。當我在河邊做高踢腿的時候，霍爾蒂鼓掌了。他擁抱了舞蹈演員，也擁抱了我。
「迪庫卡，我希望我們能像克拉拉一樣是金髮。」瑪格達在睡覺時低聲和我說。
我們還需要一段時間才能廢除宵禁和歧視性法律，但霍爾蒂的巡遊是一個證明這一切終究會到來的起點。匈牙利國籍在某種意義上帶來了歸屬感，但也存在另一種意義上的排斥。我們很高興能說母語，作為匈牙利人的身份被接納，但這種接納取決於我們的同化程度。鄰居們認為只有非猶太人的匈牙利民族才被允許穿傳統服裝。
「最好不要讓別人知道你是猶太人，」我的姐姐瑪格達警告我，「那樣做只會讓其他人想要來拿走你的漂亮東西。」
瑪格達最年長，她總是告知我身邊的事物。她經常給我講一些細節，通常是一些糟糕的事，讓我去學習和思考。在1939年，納粹德國入侵波蘭，匈牙利納粹的箭十字黨民兵在安德烈亞西宮佔據了我們家樓下的公寓。他們向瑪格達的身上吐痰，他們驅逐我們。我們搬到另一間公寓，它在科蘇特市拉約什馬路6號，是在一條小巷而不是主幹道上，對我父親的生意來說不太方便。這裡本來是另一個已經去了南美的猶太人的家。我們知道其他猶太家庭正在離開匈牙利。我父親的妹妹瑪蒂爾達也已經走了好幾年了。她住在紐約布朗克斯區，那是一個猶太人的移民社群。她在美國的生活似乎比我們的更受限制。我們不談論離開。
直到1940年，那時我13歲，箭十字黨民兵開始圍捕卡薩的猶太男子並把他們送到強制勞動營。戰火似乎離我們很遠。我父親並沒有被捉走，至少起初的時候沒有。我們以否認身份作保護。如果我們沒有引起注意，就可以繼續我們的生活。在我們的頭腦中，我們可以保護好自己，可以使自己不被傷害。
但是在1941年6月的一天，瑪格達騎了她的腳踏車出去。當警笛轟鳴時，她橫衝了三個街區躲到外祖父母家，卻發現有一半的地方已經蕩然無存。感謝上帝，他們死裡逃生了，但他們的女房東卻沒有。這是一次單獨的襲擊，一顆炸彈炸燬了一個街區。我們得知俄國人要對這些頹垣敗瓦和死難者負責。沒有人相信，但沒有人能反駁。我們是幸運的，同時也是脆弱的。唯一可靠的事實是，在那一堆被打碎的磚塊上曾經是一座房子。毀滅和物資缺乏成為事實。在巴巴羅薩行動中匈牙利加入了德國的陣營。我們的軍隊入侵俄羅斯。
在這段時間裡，我們被要求戴上黃色的星星。關鍵是要隱藏它，我們用外套把它覆蓋。但即使我的星星沒有被看見，我還是覺得我似乎做了一些不好的、應該被懲罰的事情。我不可饒恕的罪過是什麼？我媽媽總是在收音機旁。當我們在河邊野餐時，我父親講述著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在俄羅斯當囚犯時的心路歷程。我知道那是他作為戰俘時的經歷——這是精神創傷，儘管我不知道怎麼稱呼這種創傷——那也關係到他會與宗教信仰產生距離。我知道戰爭是他痛苦的根源。但是戰爭，這場戰爭，仍然在別處進行。我可以不理會它，我會的。
放學後，我在芭蕾舞團待了5個小時，我也開始學習體操。儘管它開始只是芭蕾舞的補充練習，但我很快就對它產生了與芭蕾舞一樣的熱情，認為它同樣是一門藝術。我加入了由我的私人體育館裡的女孩和來自附近的私立男子學校學生組織的讀書俱樂部。我們讀了斯蒂芬·茨威格的《瑪麗·安託瓦內特：一個普通女人的肖像》。我們一起談論茨威格發自內心，從人的思想角度去寫歷史的寫作手法。在讀書俱樂部裡，有一個名叫埃裡克的男孩。有一天，他注意到我。每次我說話的時候，我看到他都在盯著我看。他個子很高，有雀斑和紅色頭髮。我想象著凡爾賽宮，想象著瑪麗·安託瓦內特的閨房，想象著在那裡遇見埃裡克。我對性一無所知，但我很浪漫。我看到他注意到我，我想知道，我們的孩子會是什麼樣子？他們也會有雀斑嗎？討論結束後，埃裡克走近我的身邊。他身上的味道很香，像新鮮的空氣，彷彿我們一下子就到了霍恩河河岸上的草地散步一樣。
我們的關係從一開始就有著重要的分量和實在的意義。
我們談論文學，討論巴勒斯坦。這不是一個無憂無慮的約會，我們的關係不是隨意的迷戀和早戀。這是面對戰爭時的愛。我們生活的城市已經對猶太人實行宵禁，但有一天晚上我們還是偷偷地溜了出去，沒有戴上黃色的星星。我們在電影院裡排隊，在黑暗中找到自己的座位。這是一部由貝蒂·戴維斯主演的美國電影《走出過去的時代》。我後來才知道，在美國，它被稱為《揚帆》。貝蒂·戴維斯扮演一個未婚的女孩，被她控制狂的母親欺壓著。她試圖尋找真我和自由，但總是被她母親的批評所擊倒。埃裡克認為這是一種關於民族自覺和自我價值的隱喻。我看到了我母親和瑪格達的影子——我的母親喜愛埃裡克，卻因非正式約會懲罰了我；她懇求我多吃點，卻不願給瑪格達填滿盤子；她經常沉默和內省，卻對瑪格達發怒；她的憤怒雖然從來沒有指向我，但卻讓我同樣感到恐懼。
當前線部隊逼近俄羅斯的時候，我們永遠不能預知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我家裡亦因此紛爭不下。在黑暗和因不確定而產生的混亂中，埃裡克和我照亮了彼此。隨著我們的自由和選擇變得越來越受限制，我們每天都計劃著我們的未來。我們的關係就像一座橋，通過這座橋，我們可以從現在的憂慮去到未來的歡樂。計劃、激情、承諾。或許是身邊的動盪要我們承擔更多的義務，更少的質疑。沒有人知道會發生什麼，但我們知道。當我們連線到未來時，我們擁有彼此和一個共度一生的未來，可以像看見我們的手那般清晰地看見這一切。在1943年8月的一天，我們來到了河邊。他帶了一個相機，拍了我穿著泳衣在草地上做劈叉動作的照片。我想有一天我給孩子們看這張照片，告訴他們我們是如何維繫我們的愛並兌現我們的承諾。
當我那天回到家時，父親已經不在了，他被送往強制勞動營。他只是個裁縫，不關心政治。他對別人有什麼威脅？為什麼他會成為目標？他有敵人嗎？有很多事情是母親沒有告訴我的。僅僅是因為她不知道嗎？還是她在保護我？或她自己？她不會坦率地談論她的憂慮，但在我父親離開的那幾個月裡，我能感覺到她是多麼的悲傷和恐懼。我看到她試圖用一隻雞做幾頓飯。她得了偏頭痛。我們接待了一個寄宿者來彌補收入上的損失。他在我們公寓對面的街上開了一家商店，我在他的店裡坐了很長時間，只是為了靠近他那令人安慰的儀態。
瑪格達，現在已經成年了，但沒有繼續上學。她以某種方法找到了父親，然後去探望他。她看見父親搖搖晃晃地把一張桌子從一個地方抬到另一個地方。這是她告訴我她去探望的唯一細節。我不知道這幅畫面的意義。我不知道父親在被囚禁期間被迫做什麼工作，我不知道他會被囚禁多久。我有兩幅父親的畫面：一幅就像我所認識的他那樣，嘴裡吹著菸圈，脖子上擱著捲尺，他用粉筆在昂貴的布上標記圖案，眨著眼，正準備好放聲唱一首笑話改編的歌。另一幅就是這幅新畫面，在一個沒有名字的地方，一個沒有人的土地上，他抬起一個沉重的桌子。
在我16歲生日那天，我因感冒待在家裡，沒有去上學。埃裡克來到我們的公寓，送我16朵玫瑰花並給了我甜蜜的初吻。我很高興，但我也很傷心。我能做些什麼才能留住這一切呢？又有什麼是可以維持下來的呢？我將埃裡克在河邊幫我拍的照片交給一位朋友，我不記得為什麼。為了更安全地儲存嗎？我沒有預感到我會在下一個生日之前就要離開。然而莫名其妙地，我知道我需要有人來幫我儲存我生命的證據，我需要像播種一樣向周圍培植自我的存在感。
在早春，父親在工作營地待了七八個月之後，被釋放了。他能在逾越節之前一或兩週的時候及時被釋放，實在是恩賜。這就是我們的想法。他又拿起他的捲尺和粉筆。他沒有談論他去過的地方。
在他回來幾周後的一天，我坐在體操室的藍色墊子上做例行熱身運動，指著腳趾，繃起腳板，伸直我的腿、手臂、脖子和後背。我又感覺我已恢復狀態。我不再是那個因為眼睛內斜而不敢說出自己名字的小屁孩，我不再是那個害怕家人的女兒。我是一個藝術家，一個運動員，我的身體強壯而柔軟。我沒有瑪格達的美貌和克拉拉的名聲，但我有一副柔軟和富有表現力的身軀，這個是我需要的唯一真實的東西——發育期的身體。我的訓練和技能讓我的生活充滿了可能性。體操課上最優秀的人組成了一支奧運訓練隊。1944年的奧運會因戰爭取消了，但這給了我們更多的時間來為比賽做準備。
我閉上眼睛，拉伸手臂，把身體向前穿過我的腿。我的朋友用她的腳趾輕輕地碰了碰我。我抬起頭，看到教練徑直朝我走來。我們挺愛她的，這不是性的迷戀，而是對英雄的崇拜。有時我們會繞遠路回家，這樣就可以經過她的房子了。我們會沿著人行道慢慢地走，希望能透過窗戶瞥見她。我們妒忌她那不為我們所知的生活。因為有了當戰爭結束時參加奧運會的約定，我大部分的使命感都停留在教練對我的支援和信任之中。如果我能設法吸收她所教我的一切，如果我能滿足她對我的信任，那麼，偉大的事情即將發生。
「艾伊迪絲。」當她接近我的墊子時說。她用我的正式名字伊迪絲，不過加了愛稱。「請來談一下。」她用手指滑過我的背，把我引到大廳裡。
我滿懷期待地看著她。也許她已經注意到我在跳馬運動上的進步，也許她希望我能在今天的練習結束時，帶領團隊進行更多的伸展運動。也許她想邀請我吃晚餐。在她開口之前，我已經準備好答應她了。
「我不知道該怎麼跟你說。」她開始說話。她仔細觀察我的臉色，然後向窗外望去，望著夕陽的餘暉。
在我意識到這可怕的畫面在我的腦海裡形成之前，「是我的姐姐嗎？」我問。克拉拉正在布達佩斯的音樂學院學習。母親去布達佩斯看完克拉拉的演奏會後會把她帶回家過逾越節。當教練在大廳裡尷尬地站在我旁邊時，不能正視我的眼睛，我擔心是她們坐的火車出軌了。對她們來說，還有一週的時間，她們現在回家的話，時間還是太早，但這是我能想到的唯一的悲劇。即使是在戰爭時期，第一個讓我想到的災難是一個由機械造成的、人類錯誤造成的悲劇，而非人為設計的。儘管我意識到克拉拉的一些老師因為害怕將來會發生的事情已經逃離歐洲，其中包含一些非猶太人。
「你的家人很好。」教練說話的語氣並不能使我安心。「伊迪絲，這不是我的選擇。但我必須告訴你，你在奧林匹克訓練隊的位置將會被其他人接替。」
我想我可能會嘔吐。我覺得自己的皮膚很陌生。「我能做什麼？」我梳理了在這幾個月的嚴格訓練中做錯過的事情。「我不明白。」
「我的孩子。」她說，現在她完全正視著我。更糟糕的是，我看到她在哭。與此同時，我的夢想像在肉鋪裡的報紙一樣被粉碎，我不想同情她。「一個簡單的事實是，由於你的背景，你不再有資格。」
我想起那些向我吐口水的孩子，稱我為「骯髒的猶太人」。那些猶太朋友為了避免騷擾已經停止上學，正在收音機裡收聽課程。「如果有人朝你吐口水，回敬他們。」父親教導過我。「這是你做的。」我考慮向我的教練吐口水。但反擊將是等同於接受她毀滅性的訊息。我不願意。
「我不是猶太人。」我說。
「對不起，艾伊迪絲。」她說。「很抱歉。但我依然想讓你留在工作室，我想讓你訓練那個在團隊中取代你的女孩。」她的手指又放在我的背上。再過一年，我的背部在她現在愛撫的地方被打斷了。在接下來幾周裡，我將全部的生命放在這件事上。但是在我所珍愛的工作室的走廊裡，我的生活好像已經結束了。
在我被逐出奧林匹克訓練隊之後的日子裡，我密謀著我的報復計劃。它不會是仇恨的報復，而是盡善盡美的報復。我將向教練展示，我是最好的、最有成就的運動員和最好的教練。我將一絲不苟地訓練我的替代者，我將證明把我從團隊中裁掉是一個錯誤。在母親和克拉拉從布達佩斯如期回來的那天，我沿著鋪著紅地毯的公寓走廊，一直往我們家公寓的方向做著側手翻，想象著我的替代者作為我的替身，我自己是頭號明星。
母親和瑪格達在廚房裡。瑪格達在切蘋果做果泥。母親在攪拌著未發酵的薄餅粉。她們怒火中燒地工作，幾乎沒有留意我的到來。這就是她們現在的關係。她們一直在爭鬥，儘管是在沒有吵架的時候，她們也是在對峙著。她們爭論的主題往往是食物，母親一直在意瑪格達的體重，但是現在衝突已經發展為一種普遍的習慣性敵意。「克拉拉呢？」我問，從碗裡偷拿了些已經砸碎的核桃。
「布達佩斯。」瑪格達說。母親把她的碗往櫃檯上猛地一放。我想問一下，為什麼姐姐不跟我們一起過節。她真的選擇了音樂而不是我們嗎？還是不允許她缺課，因為她的同學都不會去慶祝這個節日？但我沒有問。我擔心我的問題會把母親即將爆發的憤怒推向沸騰。我回到父母親、瑪格達和我共寢的臥室裡。
在其餘的每個晚上，特別是假期裡的夜晚，我們都會圍在鋼琴旁，由從小就開始學鋼琴的瑪格達為我們演奏音樂。她和父親一起，輪流地帶領我們歌唱。瑪格達和我並不像克拉拉那樣有天賦，但是我們在父母的認可和薰陶下，仍然有著創作激情。在瑪格達演奏後，就輪到我表演了。「跳舞吧，迪庫卡！」母親會說。儘管這更多的是一種要求而不是一種邀請，我還是會盡情地品味著父母的關注和讚美。接著是有著明星般吸引力的克拉拉拉起小提琴，母親亦隨之手舞足蹈起來。但是今晚我們家沒有音樂。吃飯前，瑪格達試圖通過逾越節家宴的往事提醒我，讓我振作起來。以前我在我的胸罩裡塞襪子，希望給克拉拉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她不在的時候，我已經變成一個女人了。「現在你已經很有女人味可以到處炫耀了？」瑪格達說。在逾越節家宴桌上，她延續滑稽古怪的脾性，用手指撥弄酒壺裡依照風俗為先知以利亞而準備的酒。以利亞，把猶太人從危難中拯救出來。在每一個晚上，父親可能都會笑，儘管只有他自己。在每一個晚上，母親都會嚴厲地指責瑪格達，結束這種愚蠢的行為。但是今晚，父親太心神不定而沒有注意到，母親因為克拉拉的缺席而對責罵瑪格達感到心煩意亂。當我們按照風俗開啟公寓的門讓先知進來，我感到一陣寒意，這與涼爽的夜晚毫無關係。在我內心深處，我知道我們現在多麼地需要保護。
「你試過去領事館嗎？」父親問。他甚至不再假裝主持逾越節家宴了。除了瑪格達之外，沒有人能吃東西。「伊洛娜？」
「我已經試過了。」母親說。就像她在另一個房間裡進行回應一樣。
「再跟我說說克拉拉是怎樣講的。」
「還說？」母親抗議。
「再說。」
她毫無表情地說著，用手指揉搓著她的餐巾。那天早上4點，克拉拉打電話給她的旅館。克拉拉的教授，曾是音樂學院教授的著名的作曲家巴托克·貝拉從美國打來了一個警告電話：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德國人將開始握緊拳頭，猶太人將在晨曦被帶走。克拉拉的教授禁止她回卡薩的家。他想讓她敦促母親也留在布達佩斯，並把其他的家人送去。
「伊洛娜，為什麼你還回家？」父親抱怨道。
母親瞪了父親一眼。「我們為這裡所做的一切呢？我們應該離開它？如果你們三個不能到達布達佩斯呢？你想讓我那樣生活嗎？」
我不覺得他們有被嚇到。我聽到的只有責備和失望，父母親經常遊走在兩者之間，就像盲目的梭子穿梭在織布機上。這就是你所做的。這是你沒有做的。這就是你所做的。這是你沒有做的。後來我才懂得這不僅僅是日常的爭吵，而是在進行歷史性和重要性的爭執。父親拒絕了去美國的車票。這次是匈牙利的官員用假檔案接近母親，敦促我們逃跑。後來我們瞭解到，父母親都有機會做出不同的選擇。現在，他們感到遺憾，他們用指責掩蓋遺憾。
「我們能回答這四個問題嗎？」我的提問是為中斷父母的憂鬱。這是我在家裡的工作，當父母之間的和平使者，當母親和瑪格達之間的和平使者。我不能控制我們對外做的任何計劃。但在家裡，我擔任著一個重要的角色。我的工作就是作為最小的孩子去問四個問題。我甚至不需要開啟我的哈加達。我打從心裡記得這段文字。「為什麼這個夜晚和其他的夜晚不同？」我開始問。
在這頓飯的最後，父親圍繞著桌子走，親吻我們每個人的頭。他在哭。為什麼這個夜晚和其他的夜晚不同？天亮之前，我們就會知道了。
意第緒語：屬於日耳曼語族。全球大約有300萬人在使用，大部分的使用者還是猶太人。而且其中主要是阿肯納西猶太人在操用此語。
逾越節：猶太人最重要的上帝的節日，在聖歷（猶太曆）正月十四日。
哈加達：《哈加達》已成為保持猶太教傳統的一個文化讀本，也是向猶太兒童進行猶太史教育的一個課本。其體裁大都為宗教詩文、寓言和民間故事，屬於拉比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