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過去仍然縈繞在我的心頭：每次我聽到警報聲、沉重的腳步聲，或者是有人在大喊大叫，我就會感到焦慮、眩暈。我懂得這就是創傷。在我的內心，有一種近乎持續存在的感覺，一旦將要發生不對勁或者可怕的事情，我的身體會自動產生恐懼反應，讓我逃跑，得到掩護，找個地方躲起來，遠離無處不在的危險。我的創傷仍然可以從平凡的遭遇中浮現出來。突然出現的標識，一種特殊的氣味，就可以把我帶回到過去。那一天遇見傑森·福勒上校，已是我從大屠殺集中營解放出來30多年以後的事了。而今天，70多年過去了。所發生的事永遠不會被忘記，也永遠不會改變。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學會了如何回應過去。我可以很痛苦，或者我可以滿懷希望；我可以沮喪，或者我可以快樂。我們總是有選擇控制的機會。我在這裡，這就是現在，我學會了一遍又一遍地告訴自己，直到恐慌的感覺開始緩解。

傳統觀點認為，如果某件事讓你煩惱或讓你焦慮，那就不要看它，不要對它細想，不要去那裡。所以我們從過去的創傷和苦難中逃離，或者從現在的困境或衝突中逃離。在我成年後的大部分時間裡，我一直認為我的生存依賴於把過去和它的黑暗鎖在門外。在我20世紀50年代初移民巴爾的摩的時候，我甚至不知道奧斯維辛的英文發音。即使我可以，我也並不想告訴你我在那裡。我不想要任何人的憐憫。我不想讓任何人知道。

我只是想成為一名像揚基·都德那樣的花花公子，不帶口音地說英語，隱瞞過去。在我對歸屬的渴望中，在我害怕被過去吞沒的恐懼中，我極力地隱藏我的痛苦。我還沒有發現，我的沉默、我渴望被接受，都是在恐懼中建立的，都是自我逃避的方式——那是不直接面對過去和自我的選擇，在不折不扣的監禁生活結束後的幾十年，我依然選擇不釋放。我與我的秘密同在。

那個總有緊張性精神病的陸軍上校坐在我的沙發上一動不動，這讓我想起了我最終發現的：當我們把真相和故事隱藏起來時，秘密就會變成我們自己的創傷，我們自己的監獄。偏離了逐漸減弱痛苦的目的，我們築起了無法逃避的磚牆和鋼筋柵欄，不顧一切地否認自己有接受自己的機會。無論我們是否接受自己，當我們不允許自己為我們的損失、創傷和失望而悲傷，我們註定要不斷地重新體驗這些損失、創傷和失望。

自由在於學會擁抱所發生的一切。自由意味著我們鼓足勇氣，一塊磚一塊磚地將監獄拆除。我擔心，壞事會發生在每個人身上。這一點我們不能改變。看看你的出生證明，它有說生活將會很容易嗎？它沒有。但我們中的許多人仍然深陷創傷或悲傷之中，無法充分體驗我們的生活。但這種悲傷我們可以改變。

最近，在肯尼迪國際機場等待飛往聖·地亞哥的航班時，我坐下來，研究每個路過的陌生人的面孔。我所看到的深深地觸動了我。我看到無聊、憤怒、緊張、擔心、困惑、沮喪、失望、悲傷和最令人煩惱的空虛。看到這麼少的歡樂和笑容讓我很難過。即使是生命中最陰暗的時刻，依然有體驗希望、輕鬆、幸福的機會。平凡的生活也是生活。痛苦的生活，充滿壓力的生活同樣也是生活。為什麼我們常常要奮力去獲得活著的感覺，為什麼要讓自己遠離完整人生的感受呢？為什麼把生活帶入生命是一種挑戰？

如果你問我在我所治療的人中最常見的診斷，我不會說憂鬱症或創傷後應激障礙，儘管這些情況在我所認識、喜愛和引導他們釋放自己的人中都太普遍了。我會說渴望，我們太渴望了。我們渴望得到讚許、關注、愛慕。我們渴望自由擁抱生活，真正瞭解和做我們自己。

我對自由的研究，以及我作為一名職業臨床心理學家的多年經驗，讓我明白了痛苦是普遍存在的。但是受害者是可以做選擇的，受害者和受害之間是有區別的。在生活中，我們都有可能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受害者。在某些節點上，我們會遭受某種痛苦、災難或虐待，這是由我們難以或根本無法控制的人、機構或環境造成的。這是生活，這是受害。它來自外部，包括鄰里的欺侮，老闆的憤怒，配偶的暴力，情人的欺騙，法律的歧視，把你送進醫院的事故。

相反，受害者來自內部。沒有人能讓你成為受害者，只有你自己。成為受害者不是因為我們身上發生了什麼事，而是當我們選擇堅持我們是受害者。我們顯露出一個受害者的想法——一種思維方式，併成為僵化的、責備的、悲觀的、陷入過去中的、不寬恕的、懲罰性的、沒有健康的限制或界限的人。當我們選擇限制自己生活在受害者的心態中時，我們就成了自己的獄卒。

我想要把一件事弄清楚。當我談論受害者和倖存者時，我並沒有責怪受害者。他們中的許多人從來沒有機會擁有其他身份。我不能責怪那些被送到毒氣室或是死在自己床上的人，甚至是那些撞到帶電和帶鉤的鐵絲網的人。我為所有被宣判有暴力和破壞力的人感到悲傷。我活著是為了引導別人在面對生活中的種種困難時更有自主權。

我也想說痛苦是沒有等級的。沒有什麼事情能使我的痛苦比你的更糟或更好，沒有一張圖表可以描繪出一種悲傷比另一種悲傷更加悲傷。人們對我說：「我現在的生活很艱難，但我沒有權利抱怨，這不是奧斯維辛。」這種比較可以使我們減少自己的痛苦。作為一個倖存者，作為一個「茁壯成長的人」，需要絕對接受過去和現在的事情。如果我們低估了自己的痛苦，因為我們對生活中的挑戰感到失落、孤獨或害怕而懲罰自己，那麼對其他人來說，這些挑戰似乎微不足道，我們仍然選擇成為受害者。我們沒有看到我們的選擇。我們在評判自己。我不想讓你聽到我的故事後說：「我自己的痛苦不那麼明顯。」我想讓你聽到我的故事，然後說：「如果她能做到，那麼我也可以！」

一天早上，我看到兩位背靠背的病人，她們都是40多歲的母親。第一個女人有一個患有重度血友病的女兒。她大部分時間都在哭，問上帝怎能奪走她孩子的生命。我為這個女人感到痛心，她全心全意地照顧女兒，卻被女兒即將離世所打敗。她很生氣，她很傷心，她不確定自己是否能在痛苦中倖存下來。

另一位病人是從鄉村俱樂部來的，她也哭了大半個小時。她很沮喪，因為她的新凱迪拉克汽車剛剛送到，車身的黃色與她的預想有著細微偏差。從表面上看，她的問題似乎微不足道，特別是對之前那位因孩子去世而痛不欲生的病人來說。但我對她瞭解得很清楚後才明白，她因車的顏色偏差而失望流淚，其實是代表著她對生活中更大之事的失望。生活並沒有按照她所希望的方式進行，一個孤獨的婚姻，兒子又被學校開除，她為了丈夫和孩子而放棄了一個職業志向。通常，我們生活中的小煩惱象徵更大的損失，看似無關緊要的擔憂代表著更大的痛苦。

我意識到那天的兩位病人，她們看起來如此不同，但彼此之間又有著共同之處。兩個女人都在應對她們無法控制的局面，她們的期望被顛覆了。兩人都在掙扎，感到被傷害，因為有些事情不是她們想要的，她們試圖使已經發生的事實和自己期待的結果相一致。每個女人的痛苦都是真實的。每一個女人都被捲入了人類的戲劇中，身處那些我們看不到的境地，覺得自己沒有準備好應付。這兩個女人理應得到我的同情，兩者都有被治癒的潛力。這兩個女人，就像我們所有人一樣，即使她們的情況沒有改變，在態度和行為上都有可能選擇將自己從受害者變成為倖存者。倖存者沒有時間問：「為什麼是我？」對他們來說，唯一相關的問題是：「現在怎麼辦？」

無論你是處於生命的黎明時分，還是在正午或是深夜；無論你是經歷了深深的痛苦還是剛開始遇到困境；無論你是第一次墜入愛河，還是到了老年失去了生命伴侶；無論你是正在從一個改變生命的事件中恢復過來，還是尋找一些能給你的生活帶來更多快樂的小調整，我都很樂意幫助你發現如何逃離你自己的心智「集中營」，成為你註定要成為的人。我願意幫助你體驗脫離過去，擺脫失敗和恐懼，擺脫憤怒和錯誤，擺脫悔恨和未解決的悲傷——自由地享受豐富、完美的人生盛會。我們不能選擇沒有傷害的生活，但我們可以選擇自由，從過去中逃脫，不管發生什麼，擁抱可能。我請求你自由地做出選擇。

就像我母親曾經為星期五晚上的安息日晚餐做的白麵包那樣有三條線，這本書也有三條線索：我的生存故事，我的自我恢復故事，以及我有幸帶領之前的病人重獲自由的故事。我儘可能地轉述我所能記得的最完整的經歷。病人的故事準確地反映了他們經歷的要點，但我已經改變了所有的名字和識別特徵，並在一些例子裡，創造了完成相似挑戰病人的組合材料。接下來是關於擁抱可能的故事，無論大小，它能帶領我們從創傷走向勝利，從黑暗走向光明，從監禁走向自由。

揚基·都德：《勝利之歌》音樂劇的主人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