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0年的一個夏天，當傑森·福勒上校走進我在埃爾帕索的辦公室時，我並不知道他會將裝滿子彈的槍藏在他的襯衫裡面。但他的出現使我莫名地緊張起來，我感覺到自己的肚子繃緊了，脖子後部也有刺痛的感覺。雖然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但是經歷過戰爭的我能感受到危險的存在。

傑森雖然有著運動員般的身高，體格瘦削，但他的身體僵硬，顯得比正常人更呆板，藍色的眼睛凝視著前方，下巴一動不動的，什麼都不說地站在那裡。我引領他到我辦公室的白色沙發上坐下來。他僵硬地坐著，拳頭壓在膝蓋上。我從未見過傑森，也不知道是什麼事情讓他如此緊張。我們靠得非常近，我可以輕易地察覺到他的痛苦，但他的思緒已經遠去，迷失了方向。他甚至沒有注意到我的銀色貴賓犬——苔絲，正立在我的辦公桌旁，就像房間裡第二尊活的塑像一樣。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開始嘗試和他溝通。在開始部分，我會介紹一下自己並分享我的經歷和方法。有時候，我會直接調查並確認把病人帶到辦公室的感受。對於傑森，關鍵是不能操之過急地讓他接受太多資訊，也不能打擊他脆弱的內心。他完全自我封閉著。我必須找到一種方法來給他安全感，讓他能冒著危險，向我展示他內心深處的秘密。我必須注意我對危險發出警告訊號的肢體語言，而不讓我的恐懼影響我的能力。

「我怎樣才能幫到您？」我問。

他沒有回答，甚至沒有眨眼。他讓我想起了神話或民間故事中一個變成了石頭的人物。有什麼魔法能讓他重獲自由呢？

「為什麼現在來找我呢？」我問。這是我的秘密武器。我總是會在第一次見面時問我的病人這個問題。我需要知道為什麼他們有動力去轉變原來的想法。為什麼在所有的日子中選擇今天？他們想好開始和我一起解決問題了嗎？為什麼今天不同於昨天、上週或去年？為什麼今天不同於明天？有時痛苦推動著我們，有時希望牽引著我們，影響著我們何時開始面對問題。「為什麼是現在？」不只是問一個問題，而是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

他的一隻眼睛不安地眨了一下，但什麼也沒說。

「告訴我你為什麼來這裡。」我再次詢問道。

他還是什麼也沒說。

一股不確定的感覺使我的身體緊張起來，意識也脆弱起來。在這關鍵的十字路口，我們這面對面的兩個人，都是那麼脆弱。我們掙扎著找到痛苦的根源，找到治癒的辦法，就像完成一場冒險。傑森不是因為正式的轉診而到來，看來他是自願到我的辦公室來的。但我從臨床和個人經驗中知道，即使有人選擇了治療，他還是會保持多年的自我封閉狀態。

鑑於他所表現出的症狀如此嚴重，如果我不能成功地對他展開治療，我唯一的選擇就是把他推薦給我的同事，威廉·博蒙特陸軍醫學中心的首席精神病醫生——哈羅德·柯爾默博士。威廉·博蒙特陸軍醫學中心曾是我做博士研究工作的地方。哈羅德·柯爾默博士會讓傑森入院治療，診斷他的緊張症，並可能使用一種抗精神病藥物，如氟哌啶醇。我能想象到傑森穿著病人服，目光仍然呆滯，身體非常緊張，肌肉痙攣的樣子。這些症狀經常是藥物治療精神病後的副作用。我完全相信精神病科同事的專業知識和那些拯救生命的藥物可以治療傑森的病，但是如果有機會使用干預治療方法，我就不建議住院治療。我擔心如果不首先嚐試其他治療方法，而直接讓傑森住院和服用藥物，他會轉變成另一種麻木狀態。當神經系統發出訊號時，僵硬的身體會因運動障礙而不自主地運動——不協調地手舞足蹈，不停地抽搐。這是身體在沒有大腦允許的情況下運動的訊號。然而，無論是由什麼原因產生的，他的痛苦都有可能被藥物所減輕。藥物不能真正地解決問題。無論他自己感覺是好了還是比以前差了，就算我們錯誤地認為他有好轉，都不得不面對他最終不可能痊癒的事實。

現在該做些什麼呢？我希望時間可以過得慢些。傑森依然僵硬地坐在我的沙發上，雖然他是自願來我這裡，但他的內心仍然被囚禁，未能解開。我只有一個小時，一次的機會。我可以接觸到他的內心嗎？我能不能幫他化解他的暴力傾向呢？我能清楚地感覺到，就像空調一陣陣地吹過我的皮膚一樣。我可以幫助他意識到，解開他煩惱和痛苦，通往自由的鑰匙就在他自己手上嗎？我當時不知道，如果那天我沒能開啟傑森的心扉，那麼他的命運就會比進入醫院的病房更糟糕——在真正的監獄裡，在那裡等死。我只知道我必須嘗試。

在我研究傑森的時候，我知道要到達他的內心，我不會用情感的語言。我會用一種軍人覺得更舒適、更熟悉的語言和他交流。我會下命令。我感覺到能開啟他心扉的唯一希望，就是讓血液流過他的身體。

「我們去散步。」我說。我沒有問。我給的是命令。「上校，我們現在就帶苔絲去公園。」

傑森驚慌失措了一會兒。這是一個女人，一個陌生人，用濃重的匈牙利口音告訴他該怎麼做。我能看到他四處張望，心裡想：我怎麼才能離開這裡呢？但他是個好士兵。他站了起來。

「好的，夫人。」他說，「好的，夫人。」

我很快就發現傑森創傷的根源。儘管我們有明顯的不同，但還是有很多共同之處，我們都知道暴力，我們都知道驚呆是什麼感覺。我自身也帶著一個深深的傷口，以至於多年以來，我也無法把它完完全全地告訴任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