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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康納離開最高法院後的這段時間，在書記官們的眼中，金斯伯格並不是孤獨的「異類」，而是一個「活著的傳奇」。金斯伯格那像家一般的辦公室裡有四名書記官、兩名秘書和一名通訊員，安逸而又忙碌。正如一名書記官所描述的那樣，在這裡如同「從消防栓裡品香檳」，因為他們處理了一系列事關最高秩序利益和影響力的案件。只有在為每個家庭成員慶祝生日時，工作才會告一段落，馬丁·金斯伯格大廚會獻上精美的蛋糕，還有給每個人的禮物。而年輕法律人則以戲劇形式模仿平日嚴肅的老闆，來為自己一年的工作畫上句號。

金斯伯格，雖然被稱為婦女運動中的瑟古德·馬歇爾，但她卻與馬歇爾大法官有很大不同。她更像是約翰·馬歇爾·哈倫、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oliverwendellholmes）、約翰·羅伯茨（jr.）或者路易斯·鄧比茨·布蘭代斯（louisd.brandeis），這些法官都是最高法院中偉大的「異見分子」。在最高法院任職期間，這些傳奇大法官不僅常與同事的意見相左，還預見了20世紀憲法的每項關鍵發展：廢除吉姆·克勞（jimcrow）種族隔離法、保護自由言論權以及允許經濟管制。最高法院最有名的布朗訴教育委員會案，就充分吸收了哈倫大法官在普萊西訴弗格森案中尖銳的分歧意見。（儘管在這起1896年的案件中，最高法院維持了對種族隔離合法的裁決。）而金斯伯格在成為首席「異見分子」前，曾贊助出版了一本哈倫大法官妻子瑪麗娜（malvina）的書。其原因也許是，當種族隔離時期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們還底線地遷就著美國南方各州的隔離法時，瑪麗娜就已經堅定地支援丈夫站在反對者一邊。

成為異見者並不是金斯伯格自己的選擇，其實她更願意為多數方撰寫意見。當她贏得案件，或者當其他人的勝訴判決中援引了她在律師時期代理的斯蒂芬·維森菲爾德案時，她都會驕傲地給自己最中意的當事人寫一封信。從裡德案到25年後的弗吉尼亞案，金斯伯格時常會像在維森菲爾德案中一樣發出「woohoo」的歡呼——她熱愛勝利。

從歡呼（woohoo）到哀嘆（boohoo）

金斯伯格一連串的勝利並不會持續太久。奧康納離開一年之後，金斯伯格一反常態地在一個年度中兩次宣讀了自己的異議。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雖然一直都持有異議，但很少有人會宣讀。正如金斯伯格所說的：「當作為法庭的一員將異議宣之於眾時，這表明在他們看來，最高法院的判決不僅是錯誤的，還會引起嚴重的誤導。」在2006年之前，金斯伯格若干年才會宣讀一次異議。對於自己的反常舉動，她的解釋是：「當法院成員利用機會當眾宣讀分歧意見時，目的在於提請全國民眾審視法院裁決的嚴肅性。」

這樣的表達實際上是司法藝術的體現。多年以來，最高法院都將法庭上公開審議的情況製作成錄音並向社會發布，其中就包括金斯伯格引人注意的異議發言。況且，自「水門事件」揭露者鮑勃·伍德沃德（bobwoodward）出版著名爆料集——《最高法院的兄弟們》（thebrethren）後，最高法院就成了媒體關注的熱門物件。幾十個記者將最高法院作為「常客」追蹤播報。每當這名嬌小的大法官在宣判日清清嗓子，或者是開啟一沓檔案，法庭裡的記者們都會爭相坐起身來，因為馬上又有一個故事要發生了。

尋求國會支援的異議

2007年，在兩起嚴重打壓婦女權利的案件中，金斯伯格表達了她的意見。岡薩雷斯案中，肯尼迪大法官的決定使得最高法院以5∶4的票數維持了對某些墮胎的禁止令。而另一起案件，莉莉·萊德貝特訴固特異橡膠輪胎公司案中（lillyledbetterv.goodyeartireandrubber），最高法院駁回了萊德貝特關於性別歧視的主張，理由是她沒有在時效期限內起訴。

然而事實卻是，自20世紀70年代起，莉莉·萊德貝特就開始遭受性別歧視，之後的一系列歧視性評價都持續地拉低她的收入。從萊德貝特第一次因歧視導致的低收入開始，直到其退休，她的每一份收入都低於公平對待的水平。1998年，她將此訴諸法律，一直到最高法院。然而，最高法院的態度是，萊德貝特在固特異橡膠輪胎公司對其給予歧視性評價後，按照民權法案的規定，應於6個月內起訴，因此其基於過去的歧視導致低收入的主張不能成立。

針對最高法院的裁決，金斯伯格不僅宣讀了她的異議，還與自己的新同事針鋒相對，她在宣讀異議開場時就說「阿利托大法官宣稱……」。相比之下，她在書面的異議意見中，則以更為傳統的陳述事實的方式開始：「莉莉·萊德貝特是固特異橡膠輪胎公司亞拉巴馬州加茲登的區域經理。」而作為當時最高法院唯一的女性大法官，她認為自己有義務講出事實：「工資差別經常以小數額累積的形式發生，正如萊德貝特案呈現的，這使得對歧視存在的懷疑，只有經歷相當的時間後才逐漸增長，」她接著寫道，「像萊德貝特這樣的僱員，如果她想在一個男性統治的崗位上成功，特別是在她之前只有男性從事這一工作的情況下，完全可以理解她們期望避免因爭執收入而產生風波。」

與塞繆爾·阿利托大法官的觀念不同，金斯伯格認為自己有獨特的受眾群。作為一名資深的女性運動領袖，在金斯伯格眼中，莉莉·萊德貝特，這名滿頭銀髮的母親和妻子，作為固特異橡膠輪胎公司在南方唯一的女性區域經理，也是常年歧視的受害者——這正是推動金斯伯格政治訴求的絕佳機會。她將自己異議的聽眾瞄向了國會，她喊話：「這已經不是最高法院第一次對民權法案第七章法案作出限制性解釋了，而這與該法條本身應寬泛救濟的立法意圖相違背。1991年，國會糾正了最高法院對第七章刻薄的曲解。今天，決定權又回到了國會那邊。」一年後的2008年，莉莉·萊德貝特參加了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要求立法為女性和少數族群爭取權益，並指出自己每一筆被貶低的收入都在一次次地違反《民權法案》。終於在2009年1月，歐巴馬總統簽署了他任期內的第一份法案——以莉莉·萊德貝特命名的《莉莉·萊德貝特公平酬勞法》。

她的同事難以理解

有時候她的確是「孤軍奮戰」。在薩福德地區學校訴雷丁案（saffordschooldistrictv.redding）的公開辯論環節中，記者們注意到，作為唯一的女性大法官，金斯伯格的發問明顯充滿了憤怒。她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本案的原審原告——13歲的模範生薩萬娜·雷丁（savannaredding）。這名女孩之所以來到最高法院，是因為她所在的學校接到舉報，稱雷丁非法持有處方藥布洛芬。校方命令她脫掉衣服——包括內衣褲，然後自己抖動衣服，看是否有違禁的止痛藥。在沒有搜到任何東西的情況下，雷丁又被校長命令在其辦公室外的椅子上坐了數個小時，才被允許給自己的母親打電話。隨後，雷丁的母親向法院提起訴訟，案件之所以被最高法院挑中，是因為其爭論焦點是學校以這種方式搜查薩萬娜·雷丁是否構成無理搜查。

案件的口頭辯論莫名吻合了金斯伯格的思考方式，當有些孩子氣的佈雷耶大法官開始回憶在更衣室裡光著身子的快樂時光，以及其他法官們以好奇他內衣下藏著什麼為樂時，金斯伯格慍怒地讓男同事們去理解，對於一個13歲的女孩而言，脫光衣服意味著什麼。「已經不僅僅是脫光衣服！」她打斷道，「還要把脫下來的內衣抖來抖去！」在庭審結束後，她罕見地接受了《今日美國》（usatoday）的採訪，抱怨她的同事們根本無法理解學校的做法對於一個處在敏感期的13歲女孩而言意味著什麼。

在男同事們的懵然無知的惡作劇後，法庭最終以8∶1判決學校的搜查違反憲法（但涉案的學校管理者最終被豁免，因為「現行法律並沒有明確規定這樣的搜查違反憲法第四修正案」。）在這個夏天，金斯伯格很難過地看到她所喜愛的蘇特大法官退休，每次蘇特陪她參加法院的聚會時都會邀請她「約會」；但同時，她迎來了一個驚喜，歐巴馬總統提名了一名女性來接任蘇特法官。2009年8月，當來自第二巡迴上訴法院的索尼婭·索托馬約爾（soniasotomayor）作為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被通過時，金斯伯格不再孤單。幾個月後，她給維森菲爾德寫道：「能有她的陪伴太好了。」

愛人離去事業相伴

儘管在國會和雷丁案中獲得了勝利，但2009年對於金斯伯格來說卻是艱難的一年。在歐巴馬簽署《莉莉·萊德貝特公平酬勞法》後一個月，常規ct掃描顯示，她似乎患上了胰臟癌——死亡率最高的癌症。2009年2月5日，最高法院宣佈她即將手術。手術的確發現了一個微小的惡性腫瘤，但醫生對於手術結果仍很滿意——好在腫瘤在早期階段就被及時發現。13天后，她在給維森菲爾德的信中確信自己已經「穩定康復」，並準備回到最高法院參加2月23日的庭審。而在當天的薩萬娜·雷丁案審理中，她的男同事們惡趣味地開展了一場關於「內衣褲」的討論。

2009年即將結束，另一個危機也已來臨。這次是金斯伯格的丈夫——馬丁出了健康問題，他的脊椎上長了一個腫瘤，這讓他背部疼痛不已。這個低調的法學家描述——「極度不適」。直到來年的3月，金斯伯格和馬丁都還在期望病情好轉，馬丁專門去看了疼痛專科醫生，而他們的女兒簡專門來給父親打氣，希望他的精神能好些。但不幸的是，2010年6月27日，他們剛剛過完結婚56週年的紀念日，馬丁就去世了。

而24小時後，金斯伯格就又出現在審判席上，她相信自己還好，因為她有這份馬丁給予自己莫大支援的好工作。在談到他們的關係時，金斯伯格說：「他是我的人生伴侶，他認為我的工作和他自己的一樣重要，對於我而言，這讓一切都與眾不同。」馬丁去世那年，金斯伯格所填的財產申報表高達4500萬美元，這當然足以承擔金斯伯格適度的購鞋愛好。而馬丁偶爾還會陪金斯伯格買鞋。他有時還會在金斯伯格穿上新鞋時，調侃她的這個怪癖，稱她「女王陛下」。在有一年為書記官們舉辦的晚餐會上，馬丁又調侃起金斯伯格慢吞吞的吃飯習慣，他對金斯伯格說：「讓這些孩子們回家吧！如果他們要等你吃完晚餐，他們今晚就走不了了！」

的確，馬丁一直是金斯伯格不算秘密武器的秘密武器。自1973年起，一直到1993年金斯伯格被提名進入最高法院，每一屆民主黨政府的大佬們都源源不斷地收到讚揚金斯伯格優點的推薦信，甚至還有馬丁以及他的律師夥伴以及密友們的拜訪，這些都有助於促進她的職業發展。在金斯伯格被提名為華盛頓特區巡迴法院法官後，馬丁也隨即把家搬到了華盛頓。

金斯伯格在哥倫比亞大學任職時的同事——亨利·莫納漢（henrymonaghan）教授，一個小氣得酷似電影《平步青雲》（thepaperchase）裡金斯菲爾德（kingsfield）教授的人，深深被金斯伯格骨子裡的溫情融化。「講一個關於愛的故事，」他回憶起與金斯伯格夫婦在巴黎晚餐的情景，「他們夫妻早已有了自己的默契，和他們相處是動人的體驗。與他們的相處中，你只需要去看、去感受，正如芭蕾是視覺化了的美妙樂章，你彷彿被帶入了另一個世界。」

沒能掌握裁決權的女性

馬丁去世後的那個夏天，金斯伯格的好友，哈佛法學院的前任院長、司法部副部長——埃琳娜·卡根（elenakagan）也加入了最高法院。卡根的加入同時也創造了歷史——最高法院九名法官中首次出現三名女性。卡根後來說，沒人會把她和最高法院的其他大法官們搞混，無論是那些資深大法官還是同樣剛剛進入最高法院的索尼婭·索托馬約爾。金斯伯格在正式場合的表態中，對於卡根的到來表達了她的欣喜。

索托馬約爾和卡根到來之後，自由派的評論員們開始質疑金斯伯格以及佈雷耶，希望他們主動退休，為歐巴馬提名更好更年輕的大法官讓出位子。這讓金斯伯格很不高興，她採取自己標誌性的行動予以回擊——接受了一系列採訪，向記者們強調自己無論是身體上還是精神上都十分健康，她對記者瓊·比斯科皮奇說：「難道現在的我不能勝任這一工作嗎？」

無關她的健康狀況，那些讓她退休的論調折射出這樣的現實——即便整個法官席上都是女性，「人數」仍然很重要；而半個世紀前，布倫南大法官早已揭示出這一規律，特別是關鍵的第五票。金斯伯格不得不認清這一點，奧康納離開後，這一票常常落到安東尼·肯尼迪身上。在2010年和2011年度（結束於2012年6月）的案件中，安東尼·肯尼迪9件支援了自由派，10件支援了保守派。而在剛剛過去的2012年、2013年（結束於2014年6月）兩個年度裡，他更多的是支援保守派。

每次安東尼·肯尼迪把判決結果推向保守派的一方，金斯伯格都表示了反對。隨著史蒂文斯大法官的退休，她繼承了分配撰寫異議的權力。在大多數她作為異議方的案件，以及那些金斯伯格認為應當予以強調的案件中，她的兩位女性同事以及佈雷耶都站在了她的一邊。她清楚地知道一項異議是多麼有力。因此，她把很多最重要的案件異議保留給自己就不足為奇了。

關於權力真相的發言

2011年6月27日，金斯伯格在兩起案件中公開發表了異議，一件是幾周前一個男子剛剛被從冤獄中獲釋，另外一件是一名男子因廢金屬處理機故障而被切掉手指。這兩起案件的異議形象地告訴公眾，金斯伯格並不僅僅是一個女權主義者，她的審判哲學一直致力於使公眾平等地獲得正義，而這植根於當年在康奈爾大學時與導師羅伯特·庫什曼相處的那些歲月。

2011年金斯伯格親自陳述的異議中，沒有一件是她通常關注的性別和種族平等。誠然，一些進步人士經常批評她，對於對抗警察不當行為的權利，其視角過於狹窄和固化。儘管她曾經也是律師界的翹楚，但當涉及平等保護問題，還是大法官的身份最能激起熱情的關注。

第一起案件中，政府事實上已經計劃處死原告。1985年5月，路易斯安那州指控新奧爾良居民約翰·湯普森（johnthompson）犯謀殺罪，他沒有就自己的行為作證，因為幾周之前，他剛剛因為被指控持槍搶劫，出庭受審並被判有罪，而一旦他出庭作證，陪審團將知曉他剛被判決有罪的事實。但他不知道的是，他本應在搶劫指控中獲得很好的辯護理由——警方在現場找到了被害人的一件衣服，上面有罪犯b血型的血跡。儘管檢察官有憲法上的義務，披露其所發現的有利於辯方甚至可以證明被告人清白的證據，但整個檢察官團隊卻隻字未提，因此湯普森在本案中從未接受任何血型鑑定。相反，在湯普森接受審判前，剛好有一名檢察官從實驗室中拿走了那件衣服，再也沒還回來。多年之後，這名銷聲匿跡的檢察官，罹患晚期癌症，終於對一名曾是檢察官的同事坦白，自己曾經隱匿可以讓湯普森脫罪的證據。

因為不敢在自己的謀殺案中作證，湯普森被陪審團認定有罪。儘管嫌疑人可能被處以死刑，但負責這起案件的檢察官仍未提出血型鑑定。當湯普森成為將死之人時，他的公設律師所聘的私家偵探發現了這份實驗室報告，湯普森後來接受了血型鑑定，鑑定顯示，其為o型血。州法院撤銷了對其搶劫的有罪判決，新罪名開庭僅30分鐘，湯普森就在被指控謀殺一案中同樣被判無罪。

此時構陷湯普森的檢察官已經離世，湯普森起訴了該檢察官所在的檢察官辦公室，理由是該辦公室未能有效地訓練其人員遵循憲法訓令，向辯護方披露辯護證據，導致其公民權利受到侵害。這起案件訴至最高法院，根據托馬斯大法官的觀點，最高法院五名保守派法官最終判決檢察官辦公室對其損害並無責任，儘管這些檢察官差點殺死了他。判決認為，畢竟該案中只存在一個侵害，不能因為一個「無賴」檢察官的行為而起訴整個檢察官辦公室。

金斯伯格就此提出了異議，她從這起案件民事權利部分審判中一些毫無爭議的內容出發，就裁決提出了精彩而強烈的否定。她指出，新奧爾良的檢察長承認自己不知道憲法要求，他的訓練手冊曲解了證據披露的義務，他也不知道自己這些還是生手的助理們是否清楚這一義務，當然也就沒有在當選後認真研究過這一義務，直到案件發生。而且他還作證，無論如何，遵循這一義務將使他的工作變得困難。針對托馬斯的觀點，金斯伯格的批駁如此有力，使得同樣作為多數意見派的斯卡利亞法官，被迫再次單獨提出支援托馬斯法官的觀點來反駁金斯伯格。而媒體的批評則更加猛烈——「最高法院不可能比這淪陷得更深了」、「托馬斯大法官最惡劣的意見」。

在第二起案件中，金斯伯格以敘事為開篇，來表達自己的異議：「2001年10月11日，一臺3噸重的金屬剪下機，切斷了羅伯特·尼卡斯特羅（robertnicastro）右手的四根手指。」這起案件的關鍵在於，事故所發生的新澤西州，與生產機器的英國是否存在充分聯絡，以允許尼卡斯特羅在本州起訴。最高法院的五名保守派法官以及通常是自由派的佈雷耶法官，都認為缺乏這一聯絡。擁有獨立司法權的州是否對涉及外國公司的案件有管轄權並要求其應訴，或許是法學院百年來訴訟法課程所討論的主題。金斯伯格，曾經擔任過訴訟法的教師，同時也是這一領域頗有威望的學者，自然對本案十分感興趣。

不過在庭審中親口唸出自己的異議，體現了金斯伯格的責任感。兩起案件的當事人都遭受了嚴重且難以恢復的侵害，且這種侵害遠遠超出他們能夠承受的範圍。因此，在兩起案件的異議中，金斯伯格都引導她的聽眾把注意力放到原告個人與大型社會組織之間的不平等上。約翰·湯普森，一名被奧爾良地方檢察官指控犯死罪的非洲裔美國人；羅伯特·尼卡斯特羅，一名在新澤西從事廢金屬切割處理的普通工人，當其受到身處組織的侵害時，只有法律才能保護他們。2011年，當金斯伯格用她那輕柔而不帶感情色彩的聲音發表異議時，她同時也是在呼籲多數的保守派們通過裁決，不讓那些佔有優勢地位的一方推脫責任。2011年度，這兩項里程碑式的異議讓全世界一窺金斯伯格思想的自由主義內涵。她關於平等獲取正義的視野遠遠高於那些讓她聲名鵲起的具體個案。

種族與性別

進入2011年，金斯伯格寡居的第一年終於快結束了。最高法院的這份「好工作」使她度過了這艱難的一年。當然，這一年也還有別的慰藉：她在春天獲得了哈佛頒發的榮譽學位，與她一同被授予學位的還有普拉西多·多明戈（placidodomingo）。這位現今最偉大的男高音歌唱家為她高歌一支夜曲——來自威爾第（verdi）的歌劇《聖潔的阿伊達》（celesteaida），金斯伯格開心壞了，她說那是她生命中最美好的時刻之一。這個夏天金斯伯格沒有像往年一樣出國講學，但仍然去了紐約庫珀斯頓的歌劇節，還和家人一起去了聖達菲。秋季，金斯伯格去了紐約，慶祝女兒和女婿結婚30週年紀念日，她還欣喜地看到，一本致敬馬丁的烹調書——《最高法院的主廚》（chefsupreme），由最高法院歷史學會出版。

不過更多時候她比以前更加努力地工作，更多地為女性權利而鬥爭。

不同於多年前出現的「半生產墮胎」和性騷擾案件，現在已經很少出現類似的新案件。但就當前案件中出現的多數意見來看，最高法院似乎再次陷入爭議，重返女權主義法律革命。2012年3月，持新保守傾向的肯尼迪大法官，猛烈攻擊《家庭和醫療休假法》（familyandmedicalleaveact）。在9年前，他曾在內華達訴希布斯一案中，表態反對這部法案。2012年，科爾曼訴馬里蘭上訴法院（colemanv.courtofappealsofmaryland）這起案件，在外行人眼裡完全和之前的案件如出一轍。實際上兩起案件唯一的區別是，希布斯是因為需要照顧家人而離職，而科爾曼是因為罹患疾病而離職。與內華達州一樣，馬里蘭地方法院駁回了科爾曼的請求。最高法院這一次，肯尼迪和其他四名保守派法官支援了州的訴求，而金斯伯格宣讀了她的異議。她指出，《家庭和醫療休假法》整部法律，無論是產假、家庭假還是病假，都是為了修正所有的家庭照料都要來自女性這一假設。當女性被固化認為是照料者，即便是照顧作為孕婦的自己，她們作為勞動者的能力通常也會被貶低。憲法禁止性別歧視，而休假法就是在執行憲法的這一禁令。因此，當州違反了聯邦法律，當事人可以起訴所在州。

對金斯伯格而言，最駭人的是，肯尼迪有意忽視諸如病休等社會福利對婦女工作平等的影響，而這些都是憲法第十四修正案所規定的平等權。讓法庭將性別歧視視為對憲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嚴重侵犯，是金斯伯格畢生的努力。與肯尼迪相比，斯卡利亞更為保守，他從不認為憲法第十四修正案將種族和性別問題同等對待，他的觀點將導致最高法院實質上完全否定《休假法》。而肯尼迪則是將斯卡利亞取消所謂憲法規定的女性平等權的觀點，以更溫和的方式表達出來。

科爾曼案同時也是一個警告——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將追擊諸如《休假法》等保護女性權利的進步法案，這些法案大多是民主黨國會，外加一位富有同情心的總統制定的。很多學者和研究最高法院的人士都認為，最高法院似乎回到了羅斯福新政時期頻頻引用憲法否定法案的階段。

異見女士

一年後，最高法院進入年度開庭期中很緊張的最後一週，學院派出身的金斯伯格打破了最高法院中一天之內口頭陳述異議的記錄。2013年6月24日，在這個「異見星期一」，金斯伯格發表了三項異議，全部關於平權。其中兩起案件使得女性和少數族裔，運用《民權法案》使工作場所更具包容性的努力更加艱難；另外一起案件則讓一些充滿善意的機構——比如得克薩斯大學，採取平權行動讓自身（尤其是種族問題）更為包容的努力更加困難。

兩件僱工歧視的案件很明顯是金斯伯格憤怒的目標。在萬斯訴鮑爾州立大學一案（vancev.ballstate）中，最高法院認為民權法案嚴重削弱了在工作中處於領導層一方的權利。由於領導層才是使用工方為其性別歧視行為承擔責任的關鍵，因此這一判決實際上讓被欺凌的僱員更難獲得補償金了。同樣，由於損失的可能性小，用工方也沒有動力對其僱員進行約束，以免其壓榨女性下屬。

而在第二件案件，即得克薩斯大學西南醫院訴納薩爾案（universityoftexassouthwesternhospitalv.nassar）中，納薩爾醫生所起訴的醫院因為他曾經投訴受到歧視而解僱了他。針對納薩爾案，肯尼迪異常大膽地反轉了9年前奧康納主導的裁判——在那起案件中，肯尼迪是提出異議的一方。在9年前的女籃教練案，即傑克遜訴伯明翰教育委員會中，儘管只是5∶4的勉強多數，但奧康納仍然主導了判決結果並撰寫了判決。她認為針對投訴歧視者的打擊報復，本身就是一種非法的歧視行為。而面對相似的納薩爾案，肯尼迪如果只是通過自己的多數地位駁回納薩爾的請求，以此來否定傑克遜案的判決，將過於明顯地昭示最高法院人事變動所帶來的影響。因此，肯尼迪並沒有採取這樣明顯的政治行動，他通過支援女籃教練案判決的方式來達到同樣的目標，即打擊報復仍屬於憲法意義上的歧視，然而證明「打擊報復」的標準比直接證明歧視自身還要高。納薩爾案中，醫院提供了另外一項處罰納薩爾的理由，這讓該案成為一個混合動機的案件，如肯尼迪所說，即使用工方一直試圖懲罰投訴者，他們只需要編造一個解僱的理由，就可以逃脫制裁。

肯尼迪的意見有些過分。在納薩爾案之前20年，奧康納曾在安·霍普金斯訴普華永道（annhopkins’ssuitagainstpricewaterhouse）一案中，建議在混合動機案件中對原告的證明標準稍微作些調整。然而肯尼迪在該案中提出了異議，對他而言，奧康納的調整對女性的傾向性顯得過於明顯。為了回應奧康納折中的意見，國會對民權法案進行了調整，對僱主基於混合動機的案件，採用超自由主義的標準來證明歧視的存在。所以當2013年最高法院法庭審理納薩爾案時，法律的規定是這樣的：1.只要報復與歧視類似；2.只要僱員證明歧視是因素之一，即可勝訴，即便僱主還有其他的原因。儘管如此，納薩爾一案，還是有5名法官表決認為，在報復性解僱案件中，僱主只要有其他適當的理由來解僱投訴的員工，其就可以免責。肯尼迪最終闡述的理由是，畢竟報復性解僱涉及《民權法案》另外一部分的內容，而不適用國會修改傾向於原告的那部分條款。

針對肯尼迪的裁判，金斯伯格不再客氣，提出了異議。在異議中，金斯伯格反覆提醒肯尼迪，他在1989年同樣為混合動機的普華永道案中，是以異議者姿態出現的。然而，儘管肯尼迪沒有推翻之前兩起自己作為異議方案件的判決，但他卻讓法律對運用《民權法案》維權的原告儘可能嚴苛起來。

同一天，最高法院還以7∶1的票數對費舍爾訴得克薩斯大學（fisherv.universityoftexas）作出了判決（因為卡根大法官在擔任司法部副部長時期參與了相關活動而回避，所以只有8名大法官參加審判）。該案是最近的一起種族平權案件，儘管種族平權是憲法標準中最難的一個課題，必須經過嚴格審查，但2005年奧康納關鍵的第五票拯救了這類案件。作為多數派，奧康納的意見認為，密歇根大學招生時考慮種族因素，符合國家在學生主體多樣性上的重大利益，而且對於非少數族裔的申請者不會造成「過度傷害」。自從奧康納離開最高法院，觀察家們就已經推測保守派們將完全禁止大學錄取時考慮種族因素，而這幾乎是所有高等教育機構的做法。相反，保守派們的做法是，將案子發回下級法院重新審理，讓下級法院自己判斷——得克薩斯大學為實現生源多樣性而將種族納入錄取考慮因素，是否因其權重過小而滿足嚴格審查的高標準。這一決定如此不合邏輯且出人意料，評論家們猜測肯尼迪或者羅伯特因為膽怯，不敢主張南北戰爭後的憲法修正案在這個問題上禁止幫助非裔美國人。

儘管困難重重，金斯伯格仍然提出了異議。2013年，金斯伯格的自由派同事們感到很寬慰，因為最高法院並沒有決絕地認定平權行動本身違憲；然而金斯伯格卻不這麼認為，她成了唯一的異議者。一邊倒的表決形勢反倒給了她發表異見的機會。當費舍爾案出現4∶4的局面時，金斯伯格還必須約束自己保留一些關於平權行動的意見。但是，基於七人中的絕大多數都同意將案件發回重審，金斯伯格反倒可以自由地說自己年紀大了，在審判席上念出她的異議。

針對判決中提出的，下級法院應當審查學校為了實現學生的種族多樣性不得過於強調種族因素，金斯伯格認為這只不過是個藉口，並特別進行了闡述。她寫道，最高法院這一荒謬的判決，使得平權行動的進展倒退了幾十年。你不能要求一項旨在實現種族多樣性的專案本身卻不考慮種族因素，因為平權行動本身就是基於種族而採取的完善措施。任何人所作的不同表述都是謊言，「我曾經在這裡反覆強調，只有鴕鳥才能對種族無意識採取所謂中立的方法。如蘇特大法官在對早先的平權案件格拉茨訴柏林格案（gratzv.bollinger）所評論的，這些所謂的可供選擇項，受制於其本身被故意賦予的模糊性。就像我對這紙荒謬的判決最後一輪異議中提到的，‘如果大學不能明確地將種族作為錄取要素，許多學校將採取欺騙的方式來偽裝少數族裔的錄取率’。」

金斯伯格同時強調，假裝相信這些謊言，將是法律職業者的恥辱：「正如一位著名的法律批評家所說，‘如果你認為你可以在考量與一件事密切相關的其他因素時，而不用考量這件事本身……’，只有這樣的法律思維才能推斷出，專門為增進種族多樣性的錄取方案絕不可能保持種族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