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什訴戈爾案（bushv.gore）
2000年的大選之夜，奧康納大法官和約翰·奧康納正在瑪麗·安·斯托塞爾（maryannstoessel）家的一個競選晚會上。斯托塞爾是華盛頓當權派中資歷最深的女性，也是傳奇外交官沃爾特·斯托塞爾（walterstoessel）的遺孀。快到晚上8點的時候，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宣佈了佛羅里達州的計票結果，民主黨的阿爾·戈爾（algore）勝出。「這太糟了，」大法官說，「這意味著一切都結束了。」她憤怒地從電視機前的椅子上起身。約翰·奧康納主動為她唐突的舉動做了一番解釋。她希望退休，他和大家解釋，這樣他們就可以回到菲尼克斯。然而，她不會把自己的席位拱手讓與一位民主黨總統。所以如果戈爾贏得佛羅里達州，他們就不得不在華盛頓特區再待上至少4年。
隨後幾年裡出現的情況，足以讓她擔憂他們的未來：約翰·奧康納得了早發性阿爾茨海默症。實際上，這也許可以解釋他對大法官政治忠誠所作的一反常態的輕率言論。他遲早要住院，而大多數可能幫大法官照顧丈夫的孩子住在亞利桑那。她悠然而至的沮喪也許來得太早。幾個小時內，媒體宣佈佛羅里達州——和大選——票數過於接近，以至於暫時無法宣佈結果。兩黨開始了瘋狂的為期五週的競選活動，以期將結果拉向有利於自己的一方。民主黨人寄希望於重新進行手工統計選票，而共和黨人則支援共和黨州務卿所宣佈的布什在佛羅里達州獲勝。
五週之後，奧康納為布什訴戈爾案投下了決定性的第五票，等於宣告了佛羅里達乃至全國的獲勝者，世紀競選結束了。最高法院最為保守的大法官——倫奎斯特、斯卡利亞和托馬斯——想判定佛羅里達州法院無權決定該州如何處理選舉爭議。他們主張處理選舉爭議是州立法機構的職責。他們的觀點有問題，因為如果法院不能審查州法律，甚至州選舉法，過去兩個世紀的大部分憲法性職權，包括最高法院審查國會法案的職權都會遭到質疑。
安東尼·肯尼迪希望判定重新統計佛羅里達州選票的做法違反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護條款。因為它沒有將佛羅里達全州的投票都進行重新統計。平等保護的論據本身存在顯著的問題，因為最高法院可以命令佛羅里達進行一次統一和普遍的重新計票。更糟糕的是，由於全國各州的投票差別很大，此舉暗含的觀點對未來選舉的影響將是毀滅性的。為解決這個問題，肯尼迪補充了一句話：該裁決僅適用於布什訴戈爾案中，佛羅里達州重新計算投票的具體情況。他說他的觀點對其他任何案件不具有先例價值。有了奧康納的支援，肯尼迪的判決（倫奎斯特、斯卡利亞和托馬斯各自出具協同意見）將喬治·布什（georgebush）送進了白宮。
她怎麼能這樣做？這位反擊性騷擾和挽救墮胎權的女性，轉而支援來自得克薩斯的共和黨總統。「未來將不可能再看到奧康納、肯尼迪、斯卡利亞、倫奎斯特和托馬斯站在同一陣線。」《新共和》（newrepublic）的法律評論員傑弗裡·羅森（jeffreyrosen）稱。與1993年《洛杉磯時報》（losangelestimes）對她工作的描述「小心地思考立場」不同，取而代之的，布什訴戈爾案之後，她的極簡主義法學忽然之間變得「混亂且搖擺不定」。
該判決顯然缺乏法律基礎，僅剩政治意圖可以解釋。也許她不知道，評論家推測，對準女性權利的槍已經上膛。畢竟喬治·w.布什出身於一個如此優秀的家庭。她想，也許布什會效仿父親的方式管理國家。奧康納在1988年寫給戈德華特的信中稱，老布什「對最高法院和國家至關重要」。考慮到奧康納作為選舉政治狂熱觀察者的歷史，這無知的解釋幾乎令人無法相信。根據選舉網站ontheissues當時的報道，候選人布什曾稱他支援關於禁止墮胎的憲法修正案，除非在強姦或亂倫，又或是出於保護母親生命的情況下，否則墮胎是違法的。他對最高法院的判決表示「失望」——有了奧康納投出的關鍵性一票，內布拉斯加的「半生產墮胎」法被廢止。他「信仰嚴格的憲法解釋者」，特別是這樣一位：「我非常尊敬斯卡利亞大法官，為他的智慧、他所作判決的一致性和他所捍衛的司法哲學。」14年來，斯卡利亞大法官是最高法院最為執著的反女權主張的人。他甚至為弗吉尼亞軍事學院投了支援票。
曾為最高法院第一位女性大法官寫了許多正面報道的記者傑弗裡·圖賓（jeffreytoobin），試圖將她在布什訴戈爾案中的選擇解釋為對共和黨的忠誠：「她熱愛政治，更熱愛共和黨。」根據其報道，奧康納不僅在討論倫奎斯特有關選舉的打賭時以「我們」指代共和黨，她還將自己在1986年下注時的不佳表現解釋為「樂觀主義」——相信共和黨人實際上會贏得更多。根據最近可供使用的資料顯示，巴里·戈德華特稱她為喬治·布什可能無法贏得1988年大選而焦慮，她將布什描述為對國家和最高法院至關重要的人。
布什訴戈爾案期間一場奢華的華盛頓特區晚宴上，她大聲對其他客人證實，她知道戈爾競選團隊在佛羅里達州做的糟糕事：「‘你們不知道戈爾團隊的人都做了什麼，’她說，‘他們到一傢俬人療養院對本不屬於他們的人進行登記。這簡直太離譜了。’」圖賓指出，沒有明確的說法來解釋，為何最高法院大法官散佈一些來自右翼網站毫無根據的謠言。但這種言論效果顯著。對於桑德拉·戴·奧康納這樣的正統共和黨人，民主黨人總是帶著坦慕尼協會（tammanyhall）老闆似的微弱氣息，利用墓地（或私人療養院）裡的人投票，然後竊取選舉的勝利。
不僅民主黨人被認為從失格私人療養院中的患者那裡獲得選票，許多支援他們的選民似乎也不知道他們在做些什麼。在佛羅里達州，棕櫚灘縣（palmbeachcounty）改變了投票形式，戈爾陣營聲稱年老的民主黨選民不知道如何進行投票。對於那些日常生活能力差的人，奧康納是出了名的沒耐心；不論對方是否需要，她總是在告訴人們如何開車以及到某地的方向。由民主黨主導的佛羅里達州最高法院得出了一個非常傾向於戈爾的意見，這看起來顯然是黨派努力的結果。就像民主黨和它的失格選民一樣，佛羅里達在奧康納要求整齊的標準裡面就是「一團糟」。與此相反，共和黨代表了她老朋友芭芭拉·布什（barbarabush）的兒子喬治，一個「富有同情心的保守派」，被佛羅里達州州務卿凱瑟琳·哈里斯（katherineharris）確認的選舉贏家。
一個事實統一了奧康納的前後判斷：從1951年，她選擇（別人眼中）無足輕重、離經叛道的斯坦福大學哈里·羅斯本教授作為她的導師，到半個世紀後她在布什訴戈爾案中的投票，奧康納沒有受到政治理論的影響。羅斯本宣揚創造更好的世界，卻沒有任何關於何為更好世界的穩定願景。奧康納在類似缺少願景的情況下，對從宗教信仰自由到墮胎自由的每件事進行投票。後來她退休，投身於公民教育、法官選任和政府良治舉措等事業，同樣也沒有政治目的。
但選擇那個總統毫無疑問地改變了整個國家。2000年的共和黨對於應如何管理美國有一個明確的理論，且對其結果信奉焦土政策。她可能認為自己正在選擇更具吸引力的當事人或是在清理一團糟的局面，但當這位老派的西部女性在布什訴戈爾案中遇到了21世紀的共和黨理論家們，結果她被他們利用了。5年後，丈夫的病變得完全無法控制，奧康納選擇退休。喬治·w.布什提名塞繆爾·阿利托（samuelalito）接替她的席位，一位來自賓夕法尼亞的法官——他認為已婚婦女在墮胎時必須取得丈夫同意。
奧康納的轉變
需要澄清的是，最高法院的決定可能並沒有改變歷史。即便重新計票也很可能確認布什當選，或是任何其他憲法授權處理選舉爭議的機構——佛羅里達立法機構，即眾議院——可能將他正式請到總統辦公室。最高法院所做的是通過阻止重新計票的方式終結2000年大選產生其他結果的可能性。2001年1月20日，喬治·w.布什就任第43任美國總統。兩天後，他恢復了比爾·克林頓中止的對從事或「推動」墮胎的所有機構給予國外援助的禁令。國際計劃生育聯合會的預算下降了20個百分點。
布什訴戈爾案過後，2001年，新一屆的書記官來到最高法院，他們明顯感到最高法院裡有什麼東西發生了歪曲。不只是意見分歧，那很正常，而是一些根本違反了制度性規範的東西。在奧康納的法庭，書記官的重心在於同所有法庭的其他書記官搞好關係然後共事。有時候被指派到同一案件的全部9名書記官會一起寫一份備忘錄，通常站在一方的所有書記官會聚在一起。與此同時，大法官們會離席，以最為「民主」的方式交換意見——給全體會議傳送正式備忘錄，在對所有人公開的檔案中交換意見。
可能出於對布什訴戈爾案中自己立場的懊悔，奧康納大法官開始在五年間的重大民權和平等案件中投票支援自由派。她在布什訴戈爾案之後的每個案件中代表女性投票——並撰寫了兩份重要判決。她反轉了自己此前幾十年間的決定，投票允許某州設立支援黑人代表人的區域，並在多年的反對後，推翻了允許對智力有缺陷的人執行死刑的法律。2003年，她投票贊成雞姦法違憲。奧康納是在1986年支援雞姦法的五位法官中唯一改變立場的人。首席大法官倫奎斯特仍然支援刑罪化。其餘在1986年與倫奎斯特一起投票的三位法官全部離開了最高法院。不願意承認自己此前的錯誤，奧康納提出了推翻該法的新穎的平等保護論據，並提交了一份單獨的協同意見。［顯然，這位大法官決定在同性性行為議題上轉向多數派的舉動，在書記官之間引起了不小的反響。其中一位書記官是保守律師組織聯邦主義者協會（federalistsociety）的忠實成員，後來是喬治·w.布什的顧問。］最後，奧康納撰寫了一份在一定時間保護高校招生平權行動的意見。
甚至肯尼迪大法官更為突出地向自由派陣營移動，支援限制黨派重新劃分選區，保護政府土地徵用權，控制死刑。他獲得了撰寫意見的任務，徹底推翻了雞姦入罪化的法律；肯尼迪對男、女同性戀所應獲得的尊重由衷的歌頌，可以被視為他在任內的最佳表現。
肯尼迪大法官觀念中的聖母和蕩婦
但肯尼迪再也沒有站在女性的一方。
幾個女性權利案件涉及微調既存公共機構和工作場所的平等結構。這一工作本來是在軍事學院那個案子的判決中完成的。但最大的爭論仍然兜回到永久的未決問題：她們在生育和撫養嬰兒方面的角色。每當涉及女性，肯尼迪大法官的做法都看似是在對因為挽救了羅伊案而進行的懺悔。
肯尼迪大法官放棄女性平等事業最突出的例子是他在2001年弗格森訴查爾斯頓案（fergusonv.charleston）中出具的協同意見書。該案涉及十名黑人孕婦起訴一家由南卡羅萊納醫科大學（medicaluniversityofsouthcarolina）經營的醫院。醫院的麻煩始於一個名叫雪莉·布朗（shirleybrown）的白人護士（在有大量黑人公共設施的查爾斯頓工作）——她在電臺聽到這樣的新聞：懷孕的吸毒者因虐待兒童而遭到警察逮捕。布朗護士認為她遇到的，所有在懷孕期間吸毒的病人都應被視為罪犯進行起訴。畢竟，根據南卡羅來納法律，成活的胎兒是人。她和醫院律師聯絡了該市律師，構建了一個確認懷孕罪犯的程式。如果醫院懷疑一位懷孕婦女在使用可卡因，醫院將會把她們以醫療目的採集的尿液進行檢測，如果檢驗結果呈陽性，他們就把這位患者交給警察。孕婦會在監獄裡待產。孕婦在生產前的幾天甚至幾小時遭到逮捕。她們被戴上手銬、被禁錮、被奪走孩子並投進監獄。（之後如果她們同意進入戒毒所，新母親將被給予「特赦」。）
紐約生育法律與政策中心（centerforreproductivelawandpolicy）的律師們提起訴訟，主張擅自使用患者的醫學尿樣檢測毒品，進而執行逮捕，屬於違憲蒐證。審判期間頗為驚人的記錄包括，布朗護士曾被人聽到建議黑人婦女應進行輸卵管結紮，黑人社群應推行生育控制的言論。中心的律師也起訴醫院種族歧視。當地陪審團作出了有利於醫院的判決，上訴法院維持了該判決。
醫院主張該程式屬於憲法反對非法搜查的例外情況，稱為「特殊需要」。問題是，根據最高法院的先例，特殊需要必須是特殊的，服務於特定利益而非根植於所有刑法條款保護的公共福利。本案中，為搜查正名的特殊原因是母親和胎兒的健康。考慮到所有反毒品的法律執行都著眼於吸食毒品對成人的傷害，那麼，胎兒就是本案中唯一的新因素。實際上，醫院本身承認其行為部分受到對所謂「毒品嬰兒」（crackbabies）蔓延的空前的媒體關注影響。史蒂文斯大法官分配到這個案件，並撰寫了一份意見，認為該問題是單純的蒐證問題，不存在母親和胎兒之間的區別。他判決公立醫院沒有足夠特殊的需要，使用為例行健康檢查採集的尿樣；在沒有得到批准或患者同意的情況下，將其交給警察執行逮捕的行為非法。
肯尼迪大法官出具了一份協同意見，正式投票制止護士布朗和她該行為的追隨者。嚴格意義上講，這是投給女性原告們的一票。但其意見沒有僅止於此，他在胎兒的特殊地位，以及政府如何被允許在適用刑法的時候，強制婦女照顧她們「沒有出生的孩子」上花了大量篇幅。「切入點，」肯尼迪寫道，「應該是承認州在保護胎兒生命利益方面的合法性……毋庸置疑，南卡羅萊納可以對那些一點都不考慮自己未出生的孩子，並使其置於永久損害和痛苦危險中的孕婦施加刑罰。」雖然醫院不能以醫療為名義偽裝採集患者尿樣，但一旦被採集了，他認為警察應該可以從醫院採集證據，然後對違法的婦女實施懲罰。
整篇行文對於一個蒐證問題的判決而言完全沒有必要。但肯尼迪大法官似乎總是認為女人不是聖人就是蕩婦。目睹極致的二分法再次出現在最高法院一位握有關鍵投票權的人身上時，他的女同事們都嚇壞了。
歧視性移民法問題再次出現，肯尼迪有另一個機會回饋偉大的母親們，這次是在一個程式無瑕疵的案件中。金斯伯格大法官稱美國男性與亞洲女性養育孩子的一系列案件為「蝴蝶夫人」案（madamebutterfly），這反映了她的修辭天賦和對戲劇的熱愛。在第二個案件，即阮訴移民歸化局案（nguyenv.ins）中，阮的父親，就如那出悲慘戲劇中的平克頓中尉（lt.pinkerton），將他年幼的兒子從越南帶到美國撫養。阮在數年後遇到法律上的麻煩，他的父親沒有及時遞交相關檔案，美國打算遣返這個自從6歲就生活在美國的年輕人。如果阮的父親是一個越南種茶人，由不注意的美國女性在越南生育，他就可以自動成為美國公民。阮案是一個明顯的性別歧視案，肯尼迪大法官卻沒有幫助性別平權的想法。在有了史蒂文斯大法官罕見的第五票後，他寫了一份意見，否定了父親可以像在國外生育的美國女性一樣，自動將美國國籍傳遞給出生在國外的子女。
《移民法》可以給予美國婦女在外國生育的婚外子女公民身份，但美國男性無法得到同樣待遇，肯尼迪寫道。「這種認知並沒有什麼不理性或是不恰當的：孩子出生時（於法律體制和整個國籍法傳統都是重要事件）就已經建立同母親的身份和親子關係，但在父親尚未婚的狀態下，這一條很難得到保證。這不是一種刻板印象。」
對美國男性的海外非婚生子女的歧視，相對最高法院令人欽佩的長期支援性別平等的記錄而言，似乎不值一提。很大程度上要感謝金斯伯格做律師時的工作，自1971年薩利·裡德為管理兒子財產而起訴時起，最高法院為保護可接受的婦女行為開啟了可能性。
而這一成就恰恰是肯尼迪大法官在阮案中質疑的。他刻板地認為婦女是自然的親生父母的主要觀點，直擊金斯伯格構建的理論核心。刻板印象極致的一點在於，它總是基於大部分人如何行動而建構起來的。與斯蒂芬·維森菲爾德不同，大部分男人不需要社會福利來養育他們沒有母親的孩子。即使她們得到允許，女大學生申請者也不會潮水般湧進弗吉尼亞軍事學院。舊準則還在持續。許多（甚至是大部分）人仍然按照他們從歷史和文化中接受的薰陶行事。金斯伯格的意圖從一開始就是消除對迂腐行為的法律支援，從而為新行為方式爭取空間。法律不應把社會差別的認識，比如像安東尼·肯尼迪一樣的認識，看作常識。
史蒂文斯出人意料地加入保守陣營後，奧康納成了反對陣營中最資深的大法官。她決定承擔回應肯尼迪的任務。「多數派，」她解釋說，直指肯尼迪反對意見的核心，「清楚表達了一個錯誤的‘刻板印象’概念，以及它在我們平等保護法律體系中的重要性。多數派認為‘刻板印象’是‘被界定為由非理性或偏差批判的分析導致的思維結構。’然而，最高法院很久前其實已經認可，這樣的刻板印象可能有其實證支援，具有某種‘理性’。」
在平等保護條款的指引下，奧康納指出，某些廣泛的預設對試圖以不同方式生活的人造成了傷害，而我們這個社會似乎已經認同這種忽略證據的做法。她提醒她的同僚，自裡德案以來，他們已經重複判決支援該做法。在格爾茲規則（girlzrule）的引注中，她重申：「過去的案件中，我們已經明確判定，即使在一些資料支援、很常見的情況下，對於被禁止的刻板印象中的性別劃分，也違反了平等保護條款。」她的權威從她自己在陪審團案件中的反對意見，延伸到了金斯伯格最重要的勝利——克雷格訴博倫案、男性青少年、啤酒以及駕駛案，還有斯蒂芬·維森菲爾德非典型的兒童保護主張。
而多數派無法僅通過主張如果其不是惡劣的，就不是刻板印象——來隱藏這種刻板印象。這不是那種你傷害了我的感情的情況，她補充道。她不關心肯尼迪是否想到了聖母般的母親。這仍然是一種刻板印象，而且仍舊傷人。這是一個絕佳的反對意見。但它始終還是一個反對意見（少數意見）。女性平等的前景依舊黯淡。
在接下來涉及性別的案件中，肯尼迪大法官對婦女母親角色膜拜的負面影響，幾乎立即顯現了出來。內華達訴海布斯案（nevadav.hibbs）中，僱主內華達州政府因拒絕按照聯邦家庭休假法的規定，為男性護工威廉姆·海布斯（williamhibbs）提供休假，而被海布斯起訴，並要求賠償金。在美國憲法體系中，針對州政府的訴訟具有天然劣勢。然而，有了史蒂文斯在自由派陣營的協助，甚至倫奎斯特大法官也站在家庭休假的一方，6名大法官投票支援海布斯可以起訴內華達州政府因違反聯邦法而受到損害。倫奎斯特寫了自己的意見，結論是：彌補性別之間的歧視並讓每個人都能得到休假足夠重要，員工可以在聯邦法院起訴他們的僱主——甚至當僱主是像內華達一樣有自治權的州。
肯尼迪大法官對於所有關於家庭價值的早期評論表示異議。關於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和工作場所對女性歧視的歷史言論，對他而言沒有說服力。「所有人都同意，受條件限制，女性在以往就業機會方面比男性獲得的機會要更有限。但正如最高法院認可的，國會通過允許個人起訴州政府賠償的方式（如果州違反1964年民權法案）回應了該問題。」他很滿意自己的總結。如今為了不歧視護工，他們就在性別中立的基礎上對家庭休假的問題小題大做。那下一步會是什麼呢？
無論是什麼，他們都不會得到安東尼·肯尼迪的支援。
最後的案件
奧康納在離職前的最後一個性別案件中挫敗了肯尼迪。傑克遜訴伯明翰教育委員會一案（jacksonv.birminghamboardofeducation）（對於一個相對不起眼的案件而言，作出了令人驚訝的比分相近裁決）中，她投出了關鍵的第五票——並撰寫了意見書。長久以來，聯邦教育法第四章就禁止獲得聯邦資金的學校稿性別區別對待。一位體育老師羅德里克·傑克遜（roderickjackson）被指派到一所新學校，他發現女子籃球隊待遇不好，於是進行了投訴。校方對其評價忽然下滑，他最終被解僱。
在先判例已經認可學生可以起訴，要求禁止學校中的性別歧視。傑克遜訴伯明翰教育委員會案只是確認了第四章，禁止性別歧視，也禁止對性別歧視投訴人報復的規定。肯尼迪大法官加入了托馬斯大法官等組成的四個保守派反對意見，主張針對性別歧視投訴人的歧視不屬於性別歧視。奧康納做出了一個相對簡短的反駁。「報復是‘基於性別的’歧視，」她認為，「因為這是對投訴性質的當然回應：這是一種性別歧視主張。」
奧康納的努力收效甚微。肯尼迪在凱西案後的記錄表明，如果奧康納離開，女性平等的希望很渺茫。唯一的問題是，安東尼·肯尼迪在反對這對律政姐妹性別平權事業的問題上，有多大的決心。
你想說，「哦，親愛的」
最高法院記者傑弗裡·圖賓總是聽到奧康納大法官在口頭辯論中加入她淑女般的感嘆詞：哦，親愛的！哦，天哪！隨後你就知道，奧康納對自己所說的內容，以及她可能如何判決持非常認真的態度。在離職5年後，2010年，一次威廉·瑪麗學院法學院的座談會上，她承認自己對最高法院推翻了她此前的判決而感到失望。「如果你認為自己做了些有意義的事情，它現在卻被廢除了，然後你會想說，‘哦，親愛的。’」按照圖賓的理解，這幾乎等同於這個牛仔女孩承認她十分沮喪。「但是，」她以自己慣常的「接受並採取措施」的強調繼續說，「生活在繼續。它不會永遠都積極陽光。」
最高法院第一位女性大法官的傳奇命運，早在她離開之前就已經清楚明白。保守共和黨人喬治·w.布什成功當選，安東尼·肯尼迪又對強調女性權利不感冒。但她卻相反，她看到了這一切，並身陷其中。她的丈夫約翰，15年前被診斷為阿爾茲海默症時仍然年輕，其後身體迅速惡化。2002年前的一段時間內，他受僱於華盛頓的一家律師事務所，名義上仍進行一些工作，但有時下班後他甚至找不到回家的路。直到2003年，這位大法官就再也不和她的書記官們做一種著名的名叫「chilifests」的週六晨間活動了；她不能留下丈夫獨自一人。她開始帶著丈夫到法院，並一直照看他。
據最高法院記者簡·克勞福德·格林伯格（jancrawfordgreenburg）說，實際上是首席大法官威廉·倫奎斯特促使奧康納作出的退休決定。2005年6月，她與倫奎斯特會面，暢談了他們摯愛的聯邦最高法院的未來。他患有甲狀腺癌；9個月之前醫生給了他1年的時間，她以為他會和自己說他要退下席位。為了不讓最高法院一次增加兩個空缺，她計劃再留任一年然後和約翰回到菲尼克斯。結果與此相反，倫奎斯特打算再留一年的訊息著實讓她吃了一驚。如果她現在不離開，她只能再等兩年讓他先退休，或者造成令人擔憂的雙空缺。正是如此，奧康納同意自己先離開。
奧康納寫了辭職信，正式遞交辭職信的時間就是她遠在西部的兒子們收到她通知他們，自己即將辭職的信件當天。「我將在接替我的人確認後即刻退休，」她在給布什總統的信中說。「作出決定，就要承擔後果，」她告訴格林伯格。在信件到達後的幾小時，她搭上了飛往菲尼克斯的航班。
這個突然的決定使她在最高法院少待了一年時間，並且可能改變了歷史。2005年7月，布什總統提名了約翰·羅伯茨（johnroberts）接替奧康納大法官，這是一個十拿九穩的提名。這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她對媒體說。「除了他不是一位女性。」她補充道。因為充分了解作為唯一的女性會遭遇什麼，她無法接受留下金斯伯格大法官獨自一人的未來。
然而，等到羅伯茨確認聽證開始的時候，他要接替的就不是這位女性大法官第一人了。9月4日，在接替奧康納大法官的過程中，倫奎斯特首席大法官去世了。布什提名羅伯茨作為下一任首席大法官候選人，並需要為奧康納的席位另找候選人。不到一個月之後，羅伯茨得以確認。如果奧康納再稍微多等待幾個月，她就可以多一段時間去思考如何做。相反，她出局了，最終被第三巡迴法院的塞繆爾·阿利托（samuelalito）接替。
阿利托的保守政治和判決眾所周知。他是第三巡迴法院墮胎案審判席上唯一認為婦女應該在打算墮胎時告知丈夫的人。但最高法院確認聽證程式在現代看來，更多的是一場政治戲。說話輕柔的薩姆·阿利托，由於謙卑的人生故事和以為他遭遇不公平待遇而在聽證室裡激動痛哭的妻子，被認為是像吉米·斯圖爾特（jimmystewart）一樣的人。他最後以58∶42得以確認。2006年1月，桑德拉·戴·奧康納離開了。
未盡之事
直到2007年，2003年聯邦「半生產墮胎」法伴隨岡薩雷斯訴卡哈特（gonzalesv.carhart）一案被提交到最高法院，退休的桑德拉·戴·奧康納大法官認為涉及墮胎的案子都是負擔的情況已經不再重要。雖然起草該法是為了避免在胎兒成活之前進行手術，並沒有包括為了保護婦女健康的例外情形，與最高法院2000年推翻的內布拉斯加州法律並無二致，但她的席位已經被塞繆爾·阿利托接替，四位保守派成了五位多數派。「半生產墮胎」法如今得以成立。
反對意見中，金斯伯格大法官對該判決的真正政治意味毫無保留：「這份判決的意義遠沒有深遠到拋棄羅伊案或凱西案；與我們最終考慮限制性墮胎法規不同，最高法院仍忠實於我們恪守的‘法治’和‘遵循先例原則’。」
金斯伯格的反對意見指出了該案的核心問題。與受到影響的幾位婦女（大部分墮胎在最初幾個月）一樣糟糕，損失的還有法院對婦女地位的符號化定位。自1971年起，金斯伯格大法官的真正事業已經不僅是為女性爭取正式的法律地位平等，而是重建真實和受尊重的女性意義。讓最高法院認可女性平等法律權利是一個巨大成就，但法律權利僅是達到更高的文化和道德目標的手段。女性前景的改變也說明了奧康納通過成為一位有影響力的、受人尊敬的女性大法官所帶來的影響（除了她在墮胎議題上斷然冷漠的宣告）。
其實僅是顧慮金斯伯格取得第一次成功後的這40年，肯尼迪大法官就一直在提醒金斯伯格和奧康納的女性受益人們，注意自己的位置。不論她們是財產管理人、空軍軍官、小學教師、銀行職員、經營顧問、律師事務所合夥人或是軍校學員，在肯尼迪的心中，所有的婦女角色都比不上她們作為母親的角色。事實上，所有的人類行為都是「尊重人類生活」的不完全表達，對此，他認為「在母親對孩子的愛之紐帶中發現了終極表達」。儘管沒有證據證明肯尼迪大法官關於這一終極表達的表述，但他明確指出了：「不論墮胎是否需要一個艱難而痛苦的道德抉擇……儘管我們沒有找到可靠的資料來衡量這個現象，但似乎可以毫無意外地得出結論——一些婦女後悔作出將自己曾經創造並孕育的胎兒生命毀滅的決定。」
金斯伯格憤怒了：「這種思考方式反映了關於女性家庭地位的迂腐觀念，而在憲法項下——該觀念長期遭到質疑。」她將自己最大的一杆槍退了膛，引用德雷德·斯科特（dredscott）婦女運動、布拉德維爾訴州政府案（bradwellv.state），該案在1873年允許政府禁止婦女從事法律職業。「男人是，並且應當是」，她再次引用這個古老案例，「女性的保護者和捍衛者。女性慣有的自然和適當的膽怯及敏感，顯然不適合諸多公民生活的職業……女性至上的命運和任務，就是完成高尚而親切的妻子和母親的職責。」與之對應地，金斯伯格說，在里程碑式的弗吉尼亞軍事學院一案判決中：州政府不能依靠關於女性「智慧、能力或表現」的「過於寬泛的概括」；「這種判斷已經在我們國家的歷史中阻礙了女性邁向完全公民地位的程式」。之前關於女性地位的法律宣告，她總結道：「已被長久質疑。」
更糟糕的是，在肯尼迪的構想下，即便沒有人能夠證明婦女後悔選擇了墮胎，國會也需要作出決定，「該法案認可了這個事實，」肯尼迪認為。但金斯伯格認為婦女應該自己對自己的想法做決定。「雖然今天的多數派可能認為婦女對此事的感受‘不言而喻’……但最高法院已經重複確認，婦女的命運必須掌握在自己手中，由自己對精神需求和社會地位的概念進行規劃。」
關於一個人的退休帶來了多麼大的影響，「我想用‘孤獨’來形容自己在審判席上的處境」，73歲的金斯伯格在奧康納離開一年後的一次訪談中說。「這就是桑德拉任職前12年的情況。我們誰也沒想到這種情況會再次發生。」
並肩戰鬥的時代已經結束，兩位大法官結下了深厚的姐妹情誼。男人們可能把奧康納視為與他們自己一樣的人（並因此而珍惜她），但金斯伯格則在兩位女性和七位男性同僚之間看到了不一樣的世界。她和奧康納大法官「有不同的背景」，她承認，「我們在許多重要問題上存在分歧，但我們都有著女性成長的經驗，還有著某些男同事們沒有的感性」。
「直到她離開，我才意識到自己是多麼想念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