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是美好的

1987年6月26日，劉易斯·鮑威爾退休了。里根總統提名加利福尼亞州聯邦上訴法院法官安東尼·肯尼迪（anthonykennedy）補缺，他看上去比鮑威爾保守得多。這一變化改變了最高法院的立場組合以及奧康納在其中的角色。比如在那段時期平權運動的案件中，通常她與鮑威爾、懷特組成了自由派的潛在票池。鮑威爾離開之後，鑑於布倫南、馬歇爾、布萊克門和史蒂文斯在左派陣營，而倫奎斯特、斯卡利亞、肯尼迪和懷特基本上屬於右派，兩派都更加註重拉攏唯一剩下的奧康納。

當時，奧康納在她那由一名大法官和四名書記官組成的小型「律師事務所」裡建立了運轉良好的例行程式。當案件遞交至最高法院，她指定其中一名書記官就她應當如何裁決撰寫一篇初步備忘錄，被稱為「法官」備忘錄。她並非只讓指定的助手參與處理某一案件，而是將全部初步備忘錄在所有書記官間傳閱。在進行口頭辯論之前的那個週六，全部書記官在會議室集合並討論下週將要進行辯論的所有案件。奧康納帶去她西南家鄉的一種特產作為午餐，大家在討論時暢所欲言。

她其中一位書記官的母親是職業女性，這位書法官認為午餐會很奇怪。他的母親很少做飯。為什麼這個世界上最重要的女人會給他們做午餐？其他人則對她「慈母般的」善舉報以感激。奧康納退休後，其1985年至1986年間的書記官約翰·西特爾（johnsetear）在撰寫回憶文章時說，他們擁有目前為止整個最高法院最愉悅、最友好的工作氛圍，並感受到了真正的母性關懷和對書記官個人生活的照顧。當然，並不是每個孩子都喜歡媽媽做的飯。「呃，辣椒太辣，」西特爾回憶，「我是中西部人，我並不喜歡辛辣食物。」

作為奧康納的書記官，他們需要接受她的一系列文化習慣。像很多西部人一樣，奧康納一家帶著休閒娛樂活動的悠久傳統來到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比如主題派對、聖誕節卡片上滑稽的服裝圖片。這些活動在競爭激烈的最高法院書記官群體中找到了安身之所。萬聖節時，由會議室裡一個鏤空南瓜導致的莫名小插曲，很快引發了一場精心製作南瓜燈的比賽。後來其中一位書記官勸說他的藝術家朋友來幫忙雕刻南瓜，氣氛達到高潮。1986年，書記官們上演了根據整出《綠野仙蹤》改編的滑稽短劇。第二年，他們搶到了法院向遊客播放的影片副本，併為聚會重新錄製了一遍，將展現大量複審請求湧入最高法院的嚴肅片段替換為《奪寶奇兵》中的最後一個場景。奧康納的女書記官們很快意識到，清晨的有氧運動課簡直就是一場御前演出。

奧康納樂於聘用政治立場不同的書記官，這一點人盡皆知。瓊·格列柯（joangreco）是奧康納的第三名書記官。格列柯是時任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巡迴法院法官金斯伯格的書記官。在面試這位自由派書記官時，奧康納問格列柯是否喜歡在金斯伯格手下工作。「哦，非常喜歡，」格列柯脫口而出——奧康納有著神奇的循循善誘能力，格列柯已經失去了警惕，「為那些與你意見完全一致的人工作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緊跟著一陣沉默之後，格列柯恢復了清醒。「哦不，」她反應過來，「我剛剛說了些什麼？」「嗯，」奧康納繼續，「如果為與你立場不同的人工作呢，你覺得如何？」「為什麼不呢，」格列柯非常激動，「那當然也很好。」奧康納當場給了她這份夢寐以求的工作。

鮑威爾離開法院後，對於就任一個更關鍵位置，奧康納已經做好準備。生活是美好的，她一如既往的充滿活力，為書記官們安排體育比賽。她總是能夠戰勝那些年齡只有她一半的年輕人。

鮑威爾退休後的又一個開庭期結束之後，7月，美國法官代表團去法國訪問，法國最高行政法院院長蓋伊·佈雷邦（guybraibant）負責接待。奧康納是代表團領隊，代表團中還有她已經見過的上訴法院法官金斯伯格，以及波士頓第一巡迴上訴法院的斯蒂芬·佈雷耶（stephenbreyer）。大家都很清楚誰是最重要的人物。此行中，奧康納大法官將會介紹「美國法院系統的基本結構」，金斯伯格法官將對她的發言進行評論。不出所料，在他們來到巴黎的第一天，精力充沛的奧康納大法官就為代表團安排了一次行至畢加索博物館的清晨散步。金斯伯格的旅行日記本是一個非常可愛的小冊子，封面上還印有熱氣球圖片，她在日記中寫道：「奧康納看地圖的能力欠佳，所以我們走了一個多小時，但卻是晴朗天氣裡令人愉快的散步。」那註定是一次快樂的旅行，金斯伯格的日記裡記錄了擺滿鮮花的酒店房間，作為禮物的愛馬仕絲巾和紀念章、香檳和美食（「貽貝尤其好吃」），包括在憲法法院享用的一頓「優雅午餐」以及在凡爾賽的一頓鴨宴晚餐。在巴黎傳奇的拉彼魯茲（lapérouse）餐廳用過晚餐之後，金斯伯格寫道：「只想說太贊！」

事情正在起變化

然而，行程結束後，奧康納被告知噩耗。1988年10月，這位強健、充滿活力的58歲大法官收到了一份令許多女性恐懼的報告：乳腺癌。在例行體檢時剛剛聽到這個訊息時，她完全無法接受。那時她非常忙碌，她對醫生說癌症治療必須暫時擱置，因為她還要聽幾輪口頭辯論。但醫生沒有同意。所以她上的第一課就是「所有事情必須停止」。更糟的是，她還有「許多裁決等待作出」。她一直認為醫生總會有辦法。的確，她的治療團隊裡囊括了可能是華盛頓最好的癌症醫生，馬克·利普曼（marklippman），還有喬治城大學的系主任以及一位國際知名的乳腺癌醫生。她的病情發展迅速，必須進行乳房切除手術。甚至，在手術之後，她還必須經受放療和化療這些最激烈的治療手段。醫生們未能在所有問題上達成一致，這使得整個治療過程更加困難。

1994年，在被診斷出癌症後的第6年，她在一個乳腺癌倖存者會議上將自己的故事分享給了大家。這個演講還通過電視轉播傳送到了世界各處。這位最為堅強果斷的女性回憶說，這也許是她第一次覺得作出決定很困難。她記得當時甚至無法消化這些資訊。那是非常容易激動的時期。因此她乾脆回最高法院處理工作。她做了大量調查，然後作出決定。「我不會回頭，也不會說‘哦，如果我當時選擇那樣做，又會是什麼結果呢？’」她還嘗試信賴他人。她多次回憶道：「擁有一個有著共同經歷的親密朋友，對我幫助很大。」確實，大法官意識到，「有那麼多人給她寫信」，或是來到她身邊，用同樣的經歷寬慰她，告訴她生活會繼續，這彌足珍貴。手術後，有一天她感覺很不好，於是打電話給正在家的朋友，讓她來醫院看看我，「她放下一切跑來醫院。我們痛哭一場，聊了很多，這讓我覺得舒服了許多」。

「壓抑」和「痛苦」，是她寫給鮑威爾信中的描述，即使癌症也沒有將果敢、嚴肅的奧康納變成一位敏感脆弱的「新時代人」（newager）。後來她回憶，來醫院的支援者建議她「想象」一下自己康復的情形，她猶豫了。「我不是活在想象世界的人。我活在當下。」因此，她在日曆上做了一張圖表，標記了所有的化療預約安排，並逐項核銷：「第一次，挺過去了。什麼時候會開始掉頭髮？」她自問道，「第二次，結束了。」她驚訝於身體損耗所帶來的痛苦，也驚喜於有緣陌生人的善意，她的髮型師「成為」她所遇到過的「最善良、最了不起的男性之一」。她就這樣默默承受著。她看到自己的身體狀況也讓家人十分痛苦，就告訴自己一定要好起來。「凡事往好的方面想，」她下定決心，「不要讓其他人痛苦。」這不過是癌症而已。

正如她後來所複述的，「最棒的事」是她「有一份等待她去完成的工作」。在疲憊焦慮時，「有一份重要的工作等待我去完成，於是我平靜下來走到辦公室繼續工作，我沒有落下一天工作，也沒有落下一次會議。難以想象沒有工作的人如何承受這一切」。

2013年，大法官金斯伯格受邀談談她的同事奧康納，那時奧康納已經退休很久了。金斯伯格將奧康納在1994年所做的癌症倖存者演講視作她在任期內為世人留下的最重要饋贈之一。金斯伯格說：「她的故事，給予那些飽受病痛折磨的女性希望以及像她一樣堅持下去的勇氣。」觀看最高法院大法官奧康納的演講錄影確實令人印象深刻，這位高貴自信的女性有些憂鬱，聲音有明顯的顫抖，不時落淚，正在向癌症倖存者們講述她的故事。多年以前，馬丁罹患癌症時，工作賦予大法官金斯伯格生活上的保障，她能夠供養自己以及她的小女兒。當大法官奧康納被病痛擊中，充滿意義的工作讓她有了寄託，也淡化了對疾病的注意。

有待完成的工作

因此她繼續幫助女性，不斷突破。1988年10月31日，在她離開醫院五天之後，儘管媒體猜測奧康納的身體狀況不足以應付工作，她還是聽了一整天的口頭辯論。

首日工作漫長難熬，那天第四個也是最後一個議題是安·霍普金斯（annhopkins）質疑會計巨頭普華永道事務所拒絕其合夥人資格。霍普金斯是一名高階經理，也是有資格成為合夥人的四十多名候選人中唯一的女性，她的合夥人資格最初因重新評估而被擱置了一年，之後被拒絕。沒有人質疑她是一位非常有能力的經理，在成為合夥人之前就簽下了與國務院的大單合同。對普華永道不利的一項關鍵證據來自一位男性，他負有義務，向霍普金斯解釋拒絕其入夥的原因。在第一次被推延後，為了增加霍普金斯成為合夥人的可能性，他建議霍普金斯應該「走路、說話、衣著更女人一些，注重化妝打扮，改變髮型並穿戴珠寶首飾」。我們很難完全因其可笑的歧視性建議責備這位男士，因為他看到了來自合夥人的報告，說她太「男子氣」，「作為一個女人，她做得太過了」，她應該去「禮儀學校」接受培訓，並且她經常說髒話。她的一位支援者在一份據稱是對她有利的評估中寫道，她「已經從一個難以交流、男子氣、固執的經理成長為一名權威、令人敬畏但更有魅力的女性合夥人候選者」。

過去幾年裡，普華永道也對其他女性合夥人候選者進行性別方面的評估。審判記錄顯示，在普華永道，如果「合夥人認為候選人在成為能力出眾的職業經理的同時，還保持了女性魅力」，這些候選人就會得到更有利的評價。其中一位合夥人從未認真考慮過讓女性入夥，甚至他的投票也記錄在最終評估中。

普華永道想盡一切辦法止損。聲稱霍普金斯被拒絕是因為她無法與同事友好相處。事務所辯稱，也許同事們說了一些不好聽的話，但他們拒絕她成為合夥人完全是基於獨立且充分的理由。最高法院再一次面臨偽裝成程式問題的重大社會政策問題。因為態度不好而開除員工並不違反《民權法案》。但如果因為不夠女性化而開除女性員工就違反了《民權法案》。這類糾紛被稱為「混合動機」案件。

下級法院裁決支援霍普金斯，認為只要霍普金斯能夠證明存在歧視，僱主就必須提出「明確且令人信服的」證據證明其無論如何都會解僱她，這是一項比通常適用的優勢證據標準高得多的證明標準。在上訴程式中，甚至連霍普金斯的律師都沒有要求僱主達到如此高的證明標準。他只是希望得到這樣的裁決意見：在原告證明了僱主存在惡劣行為後，僱主必須設法證明其行為的正當性。當然，普華永道所希望的裁決意見是，原告不僅需要證明僱主存在歧視，還須證明如果不存在該歧視，合夥人任用的結果就會不同。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程式性」裁決。僱主幾乎總是能為解僱某人找到某種替代性理由。因此，應當由誰來解釋作出拒絕決定的動機——這一事實的證明責任，是性別歧視訴訟中的一場重要博弈。

從霍普金斯就坐的地方看去，「奧康納大法官凝視前方、眼圈深灰、臉色慘白，毫無表情卻又十分堅毅。儘管十天前剛做了乳房切除術，她還是出現在了法庭上」。不僅出席庭審，在會計師事務所剛陳述了三分鐘時，她就向事務所律師凱瑟琳·奧伯利（kathrynoberly）提出了一個關鍵問題。當雙方都有證據時，哪一方更勝一籌？僱主律師援引了一個經典的程式性答案：誰主張誰舉證。雙方力量均衡時，被告勝訴。奧康納立即打斷了他。如果被拒絕的女效能夠證明僱主確實行為不當，或許責任就轉移至了被告一方——接下來僱主就必須承擔舉證責任。不，律師回答說，原告有義務「讓法官形成超越50%的初步確信」。並非如此，奧康納說，其他案件已經表明，「歧視性理由就是一個實質要素」。奧伯利繼續反駁時，奧康納堅持道：「你的意思是，這些意見都沒有相關性？」她表示難以置信。「這是假想的歧視，」奧伯利回答，「它並沒有發生在原告身上。」

會議投票立即顯示出最高法院也意識到了這種「虛妄」的歧視不合常理。六名大法官同意，一旦僱員出示某些表明歧視存在的證據，僱主就必須設法為自己辯護。儘管最終多數意見支援了安·霍普金斯，但普華永道一案的表決結果還是反映出最高法院的立場變化：肯尼迪現在加入了倫奎斯特和斯卡利亞的陣營，支援僱主。不過，由於懷特和奧康納都認為僱主負有一定責任，因此資深的自由派大法官布倫南還是握有六票的多數票。

最高法院的關鍵

如果奧康納堅持己見，那麼自由派陣營不會這麼快就再次擁有這樣的機會。布倫南的身體狀況已經明顯欠佳，並且最高法院的勢力均衡顯然取決於誰會贏得即將到來的總統選舉。普華永道案辯論的次日，奧康納寫信給她的好友巴里·戈德華特，說癌症確診後她度過了「壓抑且非常痛苦的三週」，「我現在已經開始工作，並在逐漸康復」。她注意到，那是11月1日，「距離選舉只有一週了」。考慮到民眾可能對此並不關心，並且「許多人都不會去投票」，奧康納大法官告訴戈德華特，「如果喬治·布什當選，她將十分欣慰。這對於最高法院和國家來說都至為關鍵」。

奧康納與她的政治教父——戈德華特之間的通訊往來，極為罕見地讓人們得以窺見這位具有傳奇色彩的大法官持重的政治生活。4年前的1984年，當時的國會眾議員約翰·麥凱恩（johnmccain）寫信給參議員戈德華特，為黑人民主黨人士塞西爾·帕特森（cecilpatterson）爭取聯邦法官的職位。帕特森曾經給予麥凱恩很大幫助，「在我們共和黨人與黑人群體之間搭起橋樑……並建立起超越黨派或種族觀念的有效對話」。作為回覆，戈德華特寫信給約翰·奧康納。「我有一個問題想問問你和桑德拉」，對於「在黑人僅佔人口比例3%的國家，如果我任命一位黑人律師做法官，那麼在政治、法律或任何其他方面會產生什麼影響？」奧康納夫婦如何回答這個問題，文獻中並沒有記載。不過透過這封信可以看出，戈德華特可以隨意將這樣一個敏感政治話題與在任的最高法院大法官進行探討。就在參議員私下徵詢意見之後不久，他與奧康納大法官在華盛頓共進午餐，並向她提供了一個更為公開的政治機會——亞利桑那州青年共和黨（arizonayoungrepublicans）希望她接受他們的巴里·戈德華特獎（當然也希望她在儀式上發表講話）。「我應該早點告訴你們，」午餐後戈德華特向年輕的黨員們反饋說，「她的回答一定會是，在任大法官這麼做不太合適。」

她非常謹慎，但並不冷漠。1986年，桑德拉與倫奎斯特、史蒂文斯和鮑威爾一起參加了最高法院內關於中期選舉的賭局。為自己的失利付出代價後，她傷感地意識到，正是她的「樂觀主義」使她付出了代價。她過於自信，認為最終的結果是共和黨勝出。不過兩年後，她告訴戈德華特，她依然對共和黨的喬治·布什當選充滿希望。

奧康納的法院

在獲勝的喬治·布什得以施展他對最高法院的影響力之前，身體虛弱但仍在任的布倫南就寫出了一份雄心勃勃的普華永道案意見初稿。大法官們對普華永道案意見的商討，形象地揭示了以桑德拉·戴·奧康納為中心的最高法院為女性做了哪些事情。奧康納提交了一封五頁的單倍行距信函作為回覆，建議布倫南修改意見初稿，以在多個方面有利於僱主。來自奧康納的阻力總是帶有這樣的威脅：她能吸引到溫和的自由派懷特，從而使得布倫南只獲得四票。在隨後的六輪意見交流中，傳統自由派和她潛在關鍵選票之間的分歧可以歸結為是否堅持奧康納的主張，僱員必須證明不良動機在公司決策中發揮了「實質性」作用——抑或採納布倫南的觀點，在較低程度上證明不良動機的作用。他反對，而她堅持，並威脅以協同意見的方式迫使他改變意見。通常認為「五票總比四票好」，布倫南最終同意提高僱員一方的證明標準，其須證明歧視性理念「誘發」了——而不只起到「一些」作用——不利的合夥人決定。奧康納回應道，無論如何她也打算單獨寫一份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