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奧康納原本熱衷於政治隨後又隱退一樣，其他一些同樣擁有富足婚姻生活的共和黨女性，橫跨在女性利益訴求和黨派愈演愈烈的保守主義之間的鴻溝，對世界政治發動側面攻擊。成就最為傑出的是安妮·阿姆斯特朗（annearmstrong），她出身富庶，後來嫁給得克薩斯牧場主託賓·阿姆斯特朗（tobinarmstrong）。在南北戰爭後，得克薩斯州一直由民主黨把持，阿姆斯特朗夫婦在此復興了共和黨。作為資金籌集人和組織者的安妮·阿姆斯特朗沒有競選公職，反而遵循了傳統的資金籌集人之路，去了共和黨全國委員會。她是委員會歷史上第一位女性聯合主席，隨後成為理查德·尼克松的顧問。如果人們想要諮詢即將出任要職的女性候選人的情況，她是一位值得信賴的諮詢物件。1972年，西南地區競選負責人想要推薦奧康納擔任要職，他諮詢了阿姆斯特朗。在1974年尼克松辭職前一個星期，阿姆斯特朗推薦了石油公司執行長羅伯特·林德（robertlindh）的妻子帕特里夏·林德（patricialindh）擔任白宮婦女事項特別助理。
在共和黨支援女性事業（如《平權修正案》）的全盛時代，阿姆斯特朗和林德順利進入尼克松的繼任者傑拉爾德·福特（geraldford）麾下。她們致力於諸如信貸歧視和教育等領域的女性利益問題。隨著平權修正案逐漸失去支援，女性候選人吸引了她們的注意。與訴訟律師金斯伯格和議員奧康納不同，面對女性問題時，林德將自己的事業描述為「喋喋不休的工作」。偶爾當白宮人事部門向她徵詢人選意見時，她「會列出大量女性人選」。
在帕特·林德的名單上，其中一位女性是馬里科帕縣初審法官桑德拉·戴·奧康納。1975年，林德建議傑拉爾德·福特考慮讓她接替最高法院大法官威廉·道葛拉斯。提議一位低階別的州初審法官成為最高法院大法官並不像聽起來那麼不切實際。1975年，全國範圍內的女性法官寥寥無幾，因此林德的名單上只有一些與奧康納的職位相當的低階別法官，比如華盛頓地方初審法院法官和佛羅里達州初審法院法官。（當然，來自全國婦女政治黨團會議的金斯伯格也是在那一年第一次出現在名單上；然而，她並不是一個能引起執政的共和黨注意的有力競爭者。）最終福特任命聯邦上訴法院法官約翰·保羅·史蒂文斯接替道葛拉斯，一切都前功盡棄。
如往常一樣，奧康納會沿著一條與華盛頓女權運動倡導者所想象的傳統路徑不一樣的道路往前走。她的人脈關係再一次發揮了作用。目睹著奧康納一直以來的好運，1979年，她的朋友，一個滴酒不沾的摩門教徒——也是前菲尼克斯市市長——約翰·德里格斯（johndriggs）也希望自己的社交生活更活躍。「我們要去參加其他人舉辦的所有雞尾酒會和晚宴」，約翰對他的妻子蓋爾（gail）說，「我們不能再這樣下去了。」為了能夠既遵守信仰中禁止飲酒的信條，又融入聚會氣氛，約翰詢問他的妻子：「我們認識的人當中，誰是既重要，又能前來發言，併為聚會增添趣味的人？」「嗯，」她說，「你覺得馬克·坎農（markcannon）怎麼樣？」坎農，他們的一位遠親，是美國首席大法官沃倫·伯格的行政助理。
德里格斯立即接通電話。「你好，馬克」，他詢問道，「你有機會來亞利桑那嗎？」
「嗯，我8月會去，」坎農答道，「首席大法官和我去弗拉格斯塔夫開會」。
菲尼克斯以北三小時車程的弗拉格斯塔夫，地處大峽谷區以南，距離大峽谷也只有幾小時車程，那裡有科羅拉多河大壩和美麗的鮑威爾湖。多年來，亞利桑那人最喜歡的夏日休閒活動，就是租個船屋，繞湖自駕，在清澈的水中游泳，欣賞迷人的景色。一年前，德里格斯剛剛同鄰居一道遊覽了鮑威爾湖，他們完全陶醉於那次經歷。約翰·德里格斯不失時機地問坎農，首席大法官是否到過鮑威爾湖。坎農說沒有。「如果，」德里格斯問道，「會議結束後，我們一起旅行如何？」一個月以後，首席大法官接受了船屋邀請。德里格斯計劃帶上自己的孩子，船屋主人的兒子提議為他們掌舵，得以有機會見見大法官。
德里格斯隨後面臨另一個問題：這三天要如何招待首席大法官呢？蓋爾和約翰·德里格斯都不是律師！約翰決定，他們最好擴大聚會規模。回顧他們所熟識的朋友時，約翰說：「我們就邀請奧康納夫婦吧。」雖然桑德拉孤軍奮戰在菲尼克斯最簡陋的法院中，約翰和蓋爾卻覺得，與好友奧康納夫婦相處非常舒服，而且他們知道奧康納夫婦能夠為聚會增添氣氛。約翰·德里格斯撥通約翰·奧康納律師事務所的電話，問他是否願意在首席大法官沃倫·伯格結束在弗拉格斯塔夫的會議後幫忙招待他。「當然願意！」約翰·奧康納欣然應允。
數月之後，在亞利桑那州北部，首席大法官走上一艘船屋的甲板。「叫我首席吧」，他用那標誌性的謙遜口吻說道。他們游泳，峽谷探險，品嚐德里格斯夫婦和奧康納夫婦精心準備的美味食物。飯桌上，首席大法官藉機與這個臨時聚集起來的大家庭講述了他的過往和他對美國曆史的興趣，並談論任何他們願意討論的話題。的確，如果有人問伯格與在場的七八個人關係不大的問題，他總是先設法引起所有人的興趣，然後再說出答案。
有幾次，客人們飯後在桌邊徘徊，他們發現首席大法官和法官桑德拉·戴·奧康納不見了。約翰·德里格斯出去找人，發現兩人坐在上層甲板遙遠的角落裡，正像老友一樣聊天。好幾次，他們聊天直到凌晨。沒人知道他們說了些什麼。蓋爾·德里格斯猜測他們在談論歷史故事。
「這難道不好嗎？」度假結束後，在開車回菲尼克斯的路上，蓋爾對她的丈夫說，「如果有一天桑德拉能走到最高法院。」
「別傻了，」他答道，「那不可能。」
6個月後，州長布魯斯·巴位元（brucebabbitt）將奧康納從地方法院升遷至上訴法院。她接替了剛剛被卡特總統任命為聯邦第九巡迴上訴法院法官的瑪麗·施羅德（maryschroeder），她曾是菲尼克斯一家重要律師事務所的第一位女性合夥人。與金斯伯格到特區巡迴法院工作一樣，施羅德是相同的遊說和組織集團的受益者，還是可能開創最高法院女性法官職位先河的亞利桑那州民主黨候選人。當時，奧康納被任命接替的職位看起來只是州長為了保險起見選擇的，他正在計劃連任，因此不希望備受歡迎的女性前議員奧康納成為他的共和黨反對者。但要說關注受人矚目的奧康納的人，他可不是唯一一個。在奧康納成為上訴法官的授職儀式上，她將約翰·德里格斯從迎賓佇列中拉到一邊。「猜猜怎麼樣！」她小聲說，「首席大法官剛剛邀請我和一個美國代表團去倫敦參加法律研討會。」
不論在什麼場合，奧康納總能從容應對。後來成為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法官的比爾·布萊森（billbryson），當時是司法部的一名低階別官員。巧合的是，他是鮑威爾大法官的前書記官佩妮·克拉克的男朋友，也是伯格組建的代表團成員之一。從倫敦回來後，他告訴佩妮這次旅途中他認識了一位極富魅力的女性，她從一個議員的角度為會議討論助益良多。比爾感慨奧康納的智慧，他還提到，更重要的是，與旅途中的其他重要人物不同，這位來自亞利桑那州的新人對「旅途中照顧他們的工作人員非常友善和體貼，並且能夠體察到組織者為此付出的努力」。
最高法院第一位女性的諸多恩人
到1980年，兩黨對於女性問題的共識——法律不得存在性別歧視，並且符合資質的女性可以平等競爭各個領域的工作職位——已經實質性破裂。儘管像安妮·阿姆斯特朗和派特·林德一樣富有的女性還在向執政者建言，應儘量任命女性就職，但實際上留給共和黨人的就平權修正案之類，求同存異的空間已經所剩無幾。1980年共和黨大會召開，彼時共和黨被保守派牢牢把持，並準備提名羅納德·里根競選總統，不僅拒絕支援平權修正案，並且公開與墮胎權的反對者結盟。投票顯示，女性開始逐漸脫離「老大黨」（grandoldparty）。4年後，女性幾乎一邊倒地支援民主黨候選人，而男性支援共和黨的性別分歧開始成為美國政治常態。
隨著女性增多，她們的投票力量也在增強。有時，候選人面對選舉過程而產生的不安也會導致社會層面的變革。比如，在1980年，里根被黨內的保守傾向縛住手腳，他只能承諾給予女性投票者一些符號利益。在他那位有些自由主義傾向的競選顧問斯圖亞特·斯賓塞（stuartspencer）的催促下，里根宣佈，如果當選，他將任命一位女性大法官填補最高法院的下一個空缺。就在里根就職後不久，波特·斯圖爾特大法官決定辭職。
很多人曾經說過，他們是奧康納——這位未來大法官——的教父。里根當選後，奧康納的船屋朋友沃倫·伯格邀請白宮顧問佛瑞德·菲爾丁（fredfielding）共進午餐，為奧康納的候選資格拉票。奧康納傳記的作者安·麥克費特斯（annmcfeatters）稱，奧康納與威廉·倫奎斯特的關係對於她進入候選名單至關重要。還有人說這得益於奧康納與巴里·戈德華特之間長期友好的夥伴關係。湊巧的是，就在她的當選前景日趨明朗時，奧康納正在戈德華特侄子的婚禮上盡地主之誼。她讚頌家庭的珍貴，後來奧康納被亞利桑那州反墮胎權人士攻擊，戈德華特常常以此為奧康納辯護。但在關於這個問題的所有歷史探查中，幾乎沒有人關注這位著名的「教父」——里根本人。司法部長威廉·弗蘭·史密斯（williamfrenchsmith）曾在歷次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程式中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臨終前他告訴助手，1980年裡根給了他一份親手寫下的最終候選人名單，其中就有奧康納的名字。現在我們知道，其實早在1974年，里根就因奧康納在亞利桑那州努力推進稅收上限而注意到她，這也使得司法部長的說法更加令人信服。白宮決定向奧康納位於天堂谷的伊甸園般的家派出調查組。
她可能是當時唯一能夠成功進入最高法院的女性。儘管一開始，共和黨女權主義者承諾只要求基本的平等，直到1980年，女權運動與共和黨已經漸行漸遠。理查德·尼克松已經否決了僅有的為提供兒童保育公共基金所做的艱苦努力，共和黨人為削減公共醫療資金貢獻了絕大部分投票，而且作出提名羅納德·里根決定的共和黨大會也撤回了對平權修正案的支援。
打破法學院入學障礙並開始成為司法機構職位候選人的這類女性，大多是魯斯·巴德·金斯伯格一類的人，而桑德拉·戴·奧康納並非典型。甚至，在史密斯為里根蒐集的諸多候選人名單上，女性候選人都是民主黨人！她們知道，成為一名更好的廚師和更好的律師仍不足以對抗這個世界的性別歧視和刻板印象，必須藉助法律的強大力量才能對女性不平等問題施加影響，她們相信對門診墮胎提供社會資助是一項巨大的進步，墮胎權也是女性的基本權利。
上訴法官桑德拉·戴·奧康納認為，大多數女性只需邁出第一步，所以她是共和黨作出符號意義式任命的完美人選。她相信，只要人們瞭解她，大家就會發現她不同尋常的天賦和卓越的社交才能。在亞利桑那州這個仍舊人煙稀少的西部地區，如桑德拉·戴·奧康納一般受過專業訓練並且有天賦的實幹者非常少。她並不認為，人們會固執地犧牲女性才能，以便保證徹底的男性霸權。
評審委員會來到奧康納的住處後發現，她是一位較為傳統的女性。在與肯尼斯·斯塔爾（kennethstarr）和白宮團隊討論過聯邦/州的複雜關係後，她為他們準備了美味的三文魚沙拉和冰茶午餐。斯塔爾回憶說，她具備一切條件：合適的年齡、正確的理念和政治支援。此外，飽食了三文魚沙拉的他說：「我喜歡她。」她從未審理過聯邦案件——的確，據瑪麗·施羅德（maryschroeder）回憶，她的訴訟事件表排滿了最為乏味的工人賠償訴訟——但這並不重要。里根遇見她之後，他的感覺也是一樣的。牧馬、經營牧場——這次會面讓他們逐漸熟悉，也造就了沐浴在西部陽光裡的兩個獨立精神的完美結合。無須再見任何其他人了，他告訴他的團隊。與奧康納會面後不久，羅納德·里根趕在反對者有所行動之前提名了她。如果她能夠通過確認程式，成功進入最高法院，長久以來的性別桎梏就正式解除了。華盛頓巡迴上訴法院法官魯斯·巴德·金斯伯格從汽車廣播中得知這一訊息後非常高興，即使她從未聽說過這個被提名人。
與里根會面結束後回到家，奧康納趕上了她丈夫所在事務所的獨立紀念日聚會。「我們沒想到她能做到」，約翰·奧康納的徒弟，也是桑德拉的仰慕者露絲·麥克格雷戈（ruthmcgregor）說。然而，儘管未抱太大希望，當奧康納的提名被公佈時，約翰的事務所還是全力投入其中。司法部送來簡介資料手冊，麥克格雷戈和一部分約翰·奧康納的合夥人在事務所圖書館花了一個週末審閱，為她的聽證做準備。
在經過提名確認程式時，奧康納以她自己的方式疏解壓力。那年夏天的一個週日早晨，約翰·德里格斯接到一個電話。「約翰，」桑德拉問道，「你今天有什麼安排？」
「去做禮拜。怎麼了？」
「我可以去嗎？」
「當然可以。」
「約翰·奧康納是一個天主教徒，」德里格斯確認，「但他們兩個並不經常做禮拜。」因此，儘管她不是一個摩門教徒，但在這個充滿壓力的夏天，她還是在週日匆忙去做了摩門教的禮拜。德里格斯夫婦當然非常激動，叫上了全家人，確保佈道和訓誡適合這個高貴場合。湊巧的是，男女隔離的女性禮拜會那一天竟然有來自當地著名的廚師——大法官桑德拉·戴·奧康納——的食譜。她在禮拜的過程中一反常態的煩躁不安，在她的手提袋裡翻來覆去尋找什麼。但她沒有解釋，也沒有人問。
儘管一開始很緊張，但當奧康納真正出現在參議院時，她那令人驚歎的勤勉準備和西部領導魅力相結合的招牌氣質橫掃會場。她不僅研究了有關法律問題的答案，也研究了各位參議員的個人歷史和興趣。過去幾十年間，人們見證了奧康納的社交智慧，很多議員和法官同儕到她的家鄉天堂谷享用墨西哥晚餐。傳記作者瓊·比斯科皮奇講述了她拜訪愛德華·肯尼迪（edwardkennedy）的故事，肯尼迪不是最有希望支援里根的人。「肯尼迪議員，」她開場問道，「您母親怎麼樣了？」肯尼迪隨後向她講述了自己母親喪失短時記憶的家庭故事。
作為女性候選人，她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大家對於這種里程碑式突破的極大支援。整個女性律師行業的代表都參加了提名辯論。埃莉諾·斯米爾（eleanorsmeal）代表全國婦女組織為支援奧康納而作證。「我們並不是說，全國婦女組織同意奧康納法官所有的法律和政治觀點。事實上，我們瞭解到，全國婦女組織的亞利桑那州成員的確對奧康納法官擔任參議員時期的一些立場表示反對。但是，我們君子之交就應該‘和而不同’，況且總體上我們已經形成了關於歧視問題的共識和認知。」此後，奧康納的民意支援率飛漲。
作為女性公眾人物，她維護女性利益的立場使保守派陣營的警覺性有所提升。她曾對撤銷亞利桑那州刑事墮胎法的提案表示支援，並擁護平權修正案，這可能會帶來麻煩。但在提名確認聽證會上，她努力呈現出自己的清白過往。一方面，這是對她有擔當或缺少擔當的準確反映。另一方面，她根本就是在撒謊：她本人或是她在白宮的支援者曾指出，並不存在1970年她支援撤銷亞利桑那州刑事墮胎法的投票記錄，但事實顯然不是這樣。她採取了最高法院當時的統一立場，譴責現實中的墮胎——奧康納稱現在認為墮胎手術是「可鄙的」，而且她絕對不會親身體驗——並且堅定拒絕就她將如何判決羅伊訴韋德案發表意見。拜登（biden）參議員提醒她作為女性利益維護者的歷史使命，他同樣得到的是沉默回應。
確認程式以99∶0的投票結果結束。ims/i雜誌發表了一篇溫暖樂觀的文章，作者來自全國婦女組織法律辯護和教育基金（nowlegaldefenseandeducationfund），林恩·赫克特·沙弗蘭（lynnhechtschafran），她或許是女性和司法領域最有權威的發言人。女權主義者希望，所有女性都能在成年之前就獲益於奧康納在20世紀50年代對女權運動展現出的雄心和興趣，從而免受性別歧視之苦。至少，她的存在會削弱法院在裁決時只將婦女視作想象中試驗品的傾向。有時，法官們對女性價值的忽視並不影響他們的裁決結果；例如，布倫南大法官儘管在用工領域有差別對待女性的傾向，但還是對性別歧視給予了最強烈抨擊。但其他時候，法官們的忽視更多是一種潛在危險。鮑威爾大法官想當然地認為婦女都是像他妻子一樣享有特權的里士滿主婦，因此在社會保險案中他險些投票反對斯蒂芬·維森菲爾德。
任命奧康納所帶來的標誌性影響立即突顯。桑德拉·戴·奧康納宣誓就職儀式的出席資格一票難求。作為行政主管的首席大法官伯格抱怨，「出席就職儀式造成的壓力，遠遠超出了我們的掌控能力。這引發了很多問題。」法官們攜賓客出席的人數本不應超過慣例。大家——包括數量空前的媒體——站在大廳裡，甚至室外的接待處都是「鋪天蓋地的客人」。其中有200位客人是受奧康納邀請而來，她邀請她剛剛離開的亞利桑那州法院系統中60多位成員參加她的宣誓儀式。因此，當第一位女性大法官扶著她自己指定的護送者——沃倫·伯格走下最高法院大樓的大理石臺階時，人群中擠滿了她的朋友和家人。其他人都在給她拍照，她反倒請一個朋友給記者們照相，這反映了她像往常一樣對社會動態不同尋常的理解。
她理解並且接受將自己塑造成一個角色模型。就像她那句著名言論：「我可以做第一個。但不希望是最後一個。」甚至她那些高貴的教友朋友們也希望把她引薦給他們認識的女孩。自路易斯·鮑威爾大法官在溫伯格訴維森菲爾德案中發表了特別意見，向公眾承認他認為婦女大多更傾向於家庭之後，他竟然接受了一位律師做自己的兒媳。作為奧康納在最高法院的新朋友，鮑威爾的首要之舉就是向這位最高法院第一位女性大法官介紹兒媳米姆斯·鮑威爾。於是，他安排兒媳參加了奧康納的就職儀式。奧康納也從不錯過任何細節。鮑威爾在儀式後的家信中寫道：「儘管奧康納大法官與上百人握手，但她還記得米姆斯，並稱讚了她。」
來自新朋友的小幫助
桑德拉·戴·奧康納痛恨混亂。「亂」（messy）是形容她厭惡的法律、政治狀態中最嚴厲的用詞之一。提名確認程式還未結束，她的一位亞利桑那州朋友瑪麗-奧黛麗·維克·梅勒［mary-audreyweickermellor，洛厄爾·維克（lowellweicker）參議員的妹妹］給她的朋友路易斯·鮑威爾寫信。「我實在等不及要告訴你我的好朋友桑德拉·奧康納的情況……她是那麼謙遜、樸素和高尚。」因此，她繼續寫道：「我寫信來希望你照顧一下桑德拉。」鮑威爾通過一個在水門有公寓的朋友給桑德拉找到了住處。
奧康納就職後，據她的第一個書記官露絲·麥克格雷戈回憶，「所有房間全部堆滿了案卷。」（麥克格雷戈，當時年近40歲，辭去了她在約翰·奧康納律師事務所合夥人的職務，來幫助最高法院第一位女性大法官。她想，畢竟一個律師的一生能有多少次這樣的機會呢？）在第一次參加最高法院會議前，奧康納和麥克格雷戈都付出了辛勤努力以做好充分準備，這次會議要解決一整個夏天堆積起來的案子，是一項非常艱鉅的任務，但他們不知道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們已經制定了一套不同的工作制度。會議上，發到這位新人手中的資料全部混亂了，所以她在午休時間匆忙趕回她的辦公室，將資料重新整理，這樣在會議的後半程她就不必一直在自己的筆記中翻找對應內容了。鮑威爾將自己富有經驗的秘書琳達·布蘭福德（lindablandford）推薦給了她。
雖然媒體推測奧康納會和她的老朋友威廉·倫奎斯特緊密搭檔，但鮑威爾成了她的天然同盟。兩對夫婦一起參觀了鮑威爾大法官心愛的弗吉尼亞州專案——重建於原殖民小城的威廉斯堡（colonialwilliamsburg），還探訪了那些穿著圈環裙和齊膝短褲的員工。奧康納大法官在感謝信中寫道：「這是世界上最令人激動的動植物博物館……由弗吉尼亞州最尊貴和最親善的家庭陪伴參觀……弗吉尼亞是位於我們歷史核心的一個部分，很高興藉由您的視角見證了它的一部分。」
雖然lazyb牧場在弗吉尼亞州殖民地幾千英里以外，但兩個家庭驚人的相似。奧康納到鮑威爾家參加第一次最高法院晚餐聚會時，他們發現同席中人有退休大法官波特·斯圖爾特（有人打趣他「為了一個女人放棄了法官席位」）、羅納德·里根的幕僚長共和黨要員吉姆·貝克（jimbaker）和他的妻子以及鮑威爾夫婦的老朋友，菲茨傑拉德（fitzgerald）和瑪格麗特·比米斯（margaretbemiss）。作為鮑威爾社交圈典型代表的比米斯是弗吉尼亞州守舊的保守派民主黨人、商人和銀行董事，他是一位環保主義者，投身很多有價值的事業，比如促使弗吉尼亞的學校執行布朗案的廢除種族歧視令。「多麼特別的款待啊，」奧康納在依例寫給晚餐會主人的感謝信中說，「美味的食物、有趣的夥伴和美妙的交談——一個無懈可擊的組合。」當奧康納回請時，她事先告訴同事，她邀請了一些盎格魯—撒克遜裔白人新教徒（wasp）的主要支援者參加：「瓊（jean）和萊斯·道葛拉斯（lesdouglas）［投資公司福爾傑諾蘭弗萊明道葛拉斯（folgernolanflemingdouglas）的執行副總裁］、菲利斯（phyllis）和比爾·德雷柏（billdraper）（他是進出口銀行的副董事）、希拉（sheila）和艾伯索爾·蓋恩斯（ebersolegaines）（海外私人投資公司的副董事）（海外私人投資公司，掌控對發展中國家的私人美國投資）、得克薩斯休斯敦的達芙妮（daphne）和鮑勃·莫里（bobmurray）（時任培蒙特銀行執行委員會主席）以及蓋爾和哈利·霍萊什（gailandharryholes）［他是卵石灘公司和山楊公司（pebblebeachcorpandaspencorp）總裁］。」
他們對鄉村俱樂部精英品德有著共同的默契的設想。奧康納被提名時，約翰·奧康納在俱樂部的會員資格發生了小危機——菲尼克斯俱樂部和天堂谷鄉村俱樂部不接受女性會員。亞利桑那州的社交力量集中在這些俱樂部中；其會員包括戈德華特參議員、普利亞姆（pulliam）的繼承人丹·奎爾（danquayle）、聯邦參議員保羅·範寧（paulfannin）以及大多數菲尼克斯律師事務所的知名合夥人。後來，1990年，菲尼克斯著名的非美裔市民林肯·拉格斯戴爾（lincolnragsdale），對天堂谷鄉村俱樂部的種族歧視做法提出疑問。
採訪這次事件時，亞利桑那州的報紙嘗試聯絡奧康納大法官但沒有成功，他們解釋說奧康納女士在蒙大拿，暫時無法聯絡。鮑威爾最終退出了在里士滿的白人俱樂部，包括共和俱樂部和弗吉尼亞鄉村俱樂部，而奧康納夫婦卻從未退出。
1983年，在魯斯成為法官後不久，金斯伯格夫婦退出了他們的高爾夫俱樂部——位於馬里蘭州羅克韋爾的伍德蒙特鄉村俱樂部。1980年，金斯伯格夫婦移居華盛頓之前，他們已經加入了該俱樂部。馬丁經常在那裡打高爾夫。那裡有一項政策，對華盛頓的高階政客（如上訴法院法官）減免25000美元入會費。其入會費本就不合理。1983年，金斯伯格夫婦推薦魯斯的同事亨利·愛德華法官（harryedwards）入會，他是一位狂熱的高爾夫球手，也是一名非裔美國人。出人意料的是，在面對一位非裔美國會員時，俱樂部取消了會費減免政策。隨後，金斯伯格夫婦也退出了俱樂部。
奧康納仍在天堂谷鄉村俱樂部打高爾夫。就在2000年大選後，她還打出了一桿進洞的好成績。
奧康納打破僵局
在新來的女性大法官日漸適應最高法院工作的同時，女權主義者也在屏息觀望。她們沒有等太久。奧康納就職幾周之後，就遭遇了一個嚴峻的考驗：一個開創性的性別歧視案。下級法院要求美國最古老的女性公立學校——密西西比女子大學——接受男性到它的護理學院學習。密西西比女子大學上訴了。
戲劇般巧合的是，奧康納的書記官，曾在律師生涯中遭遇作為女性的不公平待遇的露絲·麥克格雷戈（那年38歲），被從書記官中挑選出來，提出自己關於最高法院是否應該審理密西西比上訴案的建議。她的建議是該案應當被審理。關於學校性別隔離的現行法律仍是「一團亂」，她寫道；就此問題的唯一一份最高法院判決還是由八名大法官組成的不完整合議庭作出的，最終結果是4∶4，在女子學校究竟是幫助了她們還是傷害了她們這個問題上，他們並未達成共識。
就職後一個月，她前往最高法院參加十月的法庭會議，當時奧康納面臨著一個意識形態分裂的法庭。三位由共和黨任命的保守派大法官——她堅定的支援者首席大法官伯格、她在法學院的朋友威廉·倫奎斯特和總是出人意料的哈利·布萊克門，以及愈加保守的由民主黨提名的拜倫·懷特——人數上已經足夠准許複審——都主張審理此案，而且很可能寄希望於推翻此前的判決，並允許密西西比女子大學繼續實行性別隔離。剩下的，法院中的自由派——威廉·布倫南、瑟古德·馬歇爾和日益傾向自由派的由福特提名的約翰·保羅·史蒂文斯——主張拒絕複審，維持下級法院允許招收男性的裁決。奧康納在法院中最好的朋友路易斯·鮑威爾也贊成自由派的主張，不予複審此案並維持下級法院取消隔離的裁決，儘管他堅持如此立場的原因並不清晰。
自從1980年金斯伯格告別為女權案件辯護的律師身份，最高法院大法官已經巧妙地從她費盡力氣建立的適用歧視性法律所需的高標準倒退回去。他們沒有公然推翻她締造的那些偉大案件，但在某一案件中，他們批准了對觸犯法定強姦罪的男性罪犯處以更為嚴酷懲罰的法律；在另一案件中不允許僅限男性的徵兵登記。此外，在金斯伯格完美辯護的案件對社會產生微妙影響後，取消密西西比女子大學的隔離制度則代表了社會發展的一大步。判決取消學校的種族隔離後，最高法院親身感受了這個判決帶來的影響，也開啟了要求公立大學廢除隔離的序幕。
奧康納大法官有一個特點：作出決斷毫無困難。那些年在與世隔絕的牧場上度過的童年經歷，練就了一個對於社會壓力絲毫不受影響的非凡女性。奧康納贊同審理案件。
密西西比女子大學是美國最古老的單一性別大學。在它成立之前的很多年，密西西比完全沒有為白人女性設立的州立高等教育機構。密西西比大學和密西西比州立大學一直由男性佔據。在重建時期，聯邦政府強制密西西比州設立了兩所黑人學校，男校和女校各一所。直到1981年秋天，最高法院對霍根訴密西西比州案進行審理，不論密西西比州這些學校的種族融合程度如何，除密西西比女子大學之外的所有大學都廢除了性別隔離。
霍根案中，和通常情況一樣，性別和種族問題過分交織在一起。以密西西比女子大學為代表的所有女校都遵循著如淑女一般的行為守則，這些守則都是白人婦女應當遵守的傳統。美國的黑人學校傳授諸如耕作等工作技能。密西西比女子大學，簡稱「w」，直到1966年仍全部是白人學生，白人女學生會學習諸如「繪圖、油畫、設計和雕刻」等技藝。正如一位當代學者近來提出的觀點，單一性別學校「教育白人女性如何成為淑女」。
在整個南部，性別隔離也被用作反對種族融合的武器。在最高法院於布朗案中判決學校取消種族隔離後，南部校區突然啟動了建設性別隔離學校的專案。密西西比已經有一所女校——密西西比女子大學。甚至種族融合開始在密西西比女子大學有所發展之後，維護性別隔離的鬥爭依然像維護種族隔離鬥爭一般存在。1971年，早在喬·霍根（joehogan）申請學習護理專業的十年前，另一位白人男性，查爾斯·帕金斯（charlesparkins）就申請了密西西比女子大學的藝術課程。在一塊石頭砸碎他房間的窗戶後，他放棄了自己的追求。或許密西西比不能合法地隔離種族，但是，通過性別隔離，至少它將白人婦女和黑人男性隔離開來了。威伯爾·科洛姆（wilburcolom），霍根案中為男女可以同校辯護的非裔美國律師，接手了這個案子——喬·霍根認為他有權在自己家鄉的公立大學接受護理教育，但城裡所有白人律師都拒絕代理此案。沒有白人律師願意涉足密西西比州的習俗根基。密西西比女子大學不是懼怕白人男性，正如科洛姆坦言：「異族通婚。這是傳統的恐懼。」
表面上看，霍根案沒有使社會環境出現倒退。與之相反，該案看起來是一個純粹的性別歧視問題：如何論證用公共資金支援僅招收女性的學校的正當性？州政府引用了瓦薩女子學院（vassar）和韋爾斯利女子學院的例子。州政府律師主張，女性更好地學習，成為更好的領導者，而且由於常年遭受歧視，她們值得擁有自己的學校。鮑威爾大法官的書記官約翰·威利（johnwiley）認為這些辯駁簡直滑稽可笑，因為密西西比女子大學為那些夢想有朝一日成為桑德拉·戴·奧康納的女性學生開設了這些課程：「密西西比女子大學的‘當代女性’系列課程（這些課程是為年輕女性在20世紀發揮重要作用而設計的）包括以下內容：‘時尚、造型介紹、（高階）造型和個人發展課程（該課程展示提升個人形象和適應社會環境的多種方法）。’」
大法官們並不總是如預期一般行事。對霍根案進行判決時，曾贊成複審該案的懷特大法官在表決中維持下級法院裁決，而曾主張不改變下級法院裁決結果的鮑威爾大法官在表決中要求推翻下級法院裁決。這導致將由奧康納在認為分校合法的保守共和黨任命的四位大法官，和餘下的四位主張駁回上訴的自由派和中間派大法官——布倫南、馬歇爾、懷特和史蒂文斯——中作出最終決定。會上，奧康納加入了自由派一方，但並不是徹底的支援。「就法庭記錄而言，」她直截了當地說，「其並沒有顯示男女同校的優勢。」威廉·布倫南，多數派中的資深大法官，精心安排這位新任女性大法官撰寫性別歧視意見。
6個月後，馬丁·金斯伯格走進妻子的書房並把奧康納的意見放在了她的書桌上。「你讀過這個了嗎？」他問。
她或許已經認真讀過了。奧康納大法官的第一個性別歧視案意見通篇讀起來都像是關於魯斯·巴德·金斯伯格職業生涯的專著。「剛開始分析該案時，」奧康納開篇寫道，「我們受助於很多牢固建立的原則。由於這項受到挑戰和質疑的政策對申請者有明確的性別歧視，因此它屬於《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平等保護條款審查的範圍，裡德訴裡德案。」裡德案是金斯伯格在最高法院的第一個案子。
「我們的裁決，」奧康納繼續寫道，「同時表明，致力於支援一項以性別基礎劃分個體級別法規的政黨，必須證明這種等級劃分有‘極具說服力的正當性’。希貝格訴芬斯特拉案（kirchbergv.feenstra）……只有能夠證明，至少該等級劃分服務於‘重要的政府宗旨，並且所採取的歧視性手段’是‘與達成那些宗旨有實質關聯’的。」在結論中，她援引了更多近期案件，這些案件都精準地應用了金斯伯格在克雷格訴博倫淡啤酒案中確立的突破性標準。
雖然沒有提及金斯伯格的名字，奧康納的觀點推進了金斯伯格的法律改革運動。該運動為改變禁錮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而來：「檢驗基於性別進行等級劃分的有效性……必須在該前提下進行：突破關於兩性角色與能力的固定觀念。在確認一項法規的宗旨本身是否反映了陳舊、刻板的觀念時，必須格外謹慎。因此，如果一項法規排除或‘保護’某一性別的原因，是假設他（她）們有與生俱來的缺陷或天生低劣，該目標本身就不正當。參見弗朗蒂羅訴理查森案，411u.s.677，684-685（1973）（多數意見）。」弗朗蒂羅案是金斯伯格在最高法院的第二個案子。
為了讓人們重視弗朗蒂羅案所激發的切實社會變革，奧康納大法官更加明確地表述了它。如果我們贊同，國家應該追求的正當目標是促進女性發展，我們就不得不審視，建立女子大學制度是否是幫助女性脫穎而出的最佳方式。我們應該基於自身立場對此進行判斷，而不是「機械應用關於男女角色傳統分工但通常不準確的假設。」畢竟，她進一步寫道，只要看看所有這些州和聯邦政府令人生厭的保守主張，他們試圖以此證明我們早已推翻的那些制度的正當性，這個問題就很明朗了。密西西比州既捏造了不實的宗旨，又未能建立該宗旨與學校性別歧視之間的充分聯絡，因此密西西比州沒能證明這一歧視有極具說服力的正當性。
奧康納藉此機會提醒人們，類似於全女性護理學院的這類所謂保護主義機構具有多大的危害性。護士只是女性的工作這一刻板印象，對女性就是一種傷害。奧康納建議：「美國護士協會官方曾表示，將男性排除在護士職業之外，這已經壓低了護士的工資……就排除男性所產生的影響而言，密西西比女子大學的招生政策實際上懲罰了州政府打算幫助的那個階層。參見溫伯格訴維森菲爾德案。」如果男人不去做護士，護士就不會得到很好的薪酬，這個意志堅定的西部女兒如此說。刻板印象正在以所有可能的方式傷害女性。當然，馬丁·金斯伯格問他的妻子，「你寫過這個嗎？」
路易斯·鮑威爾大法官是奧康納大法官當時在最高法院最好的朋友，他被分派撰寫反對意見。收到奧康納的意見初稿時，他一定勃然大怒。初稿上滿是他手寫的批註，不時伴有感嘆號和憤憤不平的修辭。他質疑這個案件涉及性別歧視這一基本前提。這真是「荒謬」，他在邊緣空白處潦草地寫道。這是一個由男性提起的控訴，他繼續說。鮑威爾大法官幾乎好像忘記了在他作出支援意見的性別歧視案中，許多是訴訟是由男性提起的——比如鰥夫斯蒂芬·維森菲爾德和利昂·戈德法布，還有野心勃勃的酒鬼科特斯·克雷格。而霍根在控訴什麼呢，鮑威爾問。他在控訴由於無法在家鄉的女子大學享有更加便利的學習機會，他不得不去密西西比大學學習護理專業。便利！鮑威爾大法官驚呼。自何時起便利成了一項憲法權利？這實在是非常詭異的論證。公民權利訴訟經常是裁決一些瑣碎的事情。人們很難想象他所說的，非裔美國人羅莎·帕克斯（rosaparks）不得不在實施交通種族隔離的黑暗時代，為乘坐短途公共汽車的權利抗爭是一件瑣碎的事情。
鮑威爾的內部備忘錄生動地描繪了一位「南部紳士」，正如佩妮·克拉克所描述的，他經歷的社會變動已經夠多了。好吧，他承認女性工作者應該為他們的丈夫獲得配偶社會福利金，並且婦女不應被拒絕作陪審員。但在一個他覺得剛剛好的穩定社會環境中，強制男女同校是一項太過重大的社會變革。他信仰單一性別教育，他寫道：「從我的妻子和三個女兒身上，我對此很有體會。」他繼續道，單一性別教育沒有服務於重大的州利益的觀點，其實是在否定教育標準，而這一標準已經經過歷史檢驗。（鮑威爾的書記官對密西西比女子大學課程的「喜愛」，顯然並沒有對大法官產生很大影響。）那些希望進入優秀的性別隔離大學的女性應當有權實現這樣的選擇。最近男女同校的熱潮，他抱怨道，不過是一種時尚。鮑威爾大法官想要告訴人們，他妻子和女兒如何在性別隔離的教育制度中成為優秀女性。鮑威爾還告訴自己的書記官，他希望提醒這個世界自己那個州的女校有多棒。「霍靈斯學院、瑪麗·波德因學院、蘭道爾夫·麥肯女子學院和斯威特·布萊爾學院仍然只招收女性，它們都有著傲人的、令人尊重的口碑。」鮑威爾喜愛的女子學院都是私立學校，因此對憲法要求的平等對待所負義務較少，但那不是他的重點。幾個世紀以來，女校已經證明了對女性培養的益處。因此，鮑威爾總結道：公立女校同樣對女性有益，並且符合憲法標準。
鮑威爾大法官在本案中的樂觀態度，在給他那位倒霉書記官的一份令人驚訝的記錄中有所體現。書記官試圖迴避某些不可迴避的現代政治標準，該標準橫亙於性別隔離學校與處於道德劣勢的種族隔離學校之間。他提到，「由於種族隔離是對黑人惡意歧視的產物，因此提供給黑人的隔離設施，並不是為了擴充套件他們的替代選擇，而只是他們的唯一選擇。」「它（種族隔離）在我所在的州並沒有那麼惡劣，」鮑威爾在筆記空白處寫道，「它只是不合理地接受一項已經盛行幾世紀並在普萊西案中得以確認的制度（普萊西訴弗格森案，這個1896年的案件被布朗案推翻）。」
鮑威爾大法官對弗吉尼亞州種族關係的樂觀描述實在令人難以理解。即便在鮑威爾熱愛的弗吉尼亞州，布朗案之前每年也至少有一到兩起私刑案件發生。
鮑威爾寫出如上異議。收到奧康納的意見初稿之後，他分發了該異議，那份意見中表達了他對「驕傲且受人尊重」的南部女子學校的態度。奧康納在最終意見中巧妙地化解了鮑威爾基於婦女的「選擇權」而對隔離制度做出的辯解。每一個採用隔離制度的機構都將選擇權賦予受優待群體，她寫道，就像白人希望選擇去全白人學校。而那些被排除的人，就如本案原告，被剝奪了選擇權。這正是憲法第十四修正案所禁止的。
在眾多意見初稿進行傳閱時，發生了一件奇怪事，其中一個初稿版本暗含著奧康納為最高法院和女性平權作出貢獻的意味。伯格首席大法官注意到，鮑威爾將奧康納的初稿描述成一種攻擊，物件是密西西比女子大學所有學院的單一性別教育。雖然伯格注意到這個問題時，自由派大法官已經在奧康納撰寫的多數意見上簽字，但顯然案件會議中的一些討論僅涉及護理學院。伯格在寫給鮑威爾的私人信函中說，我們或許可以將這個輸掉的裁決限定僅在護理學院適用。「啊，」鮑威爾回通道，「我不同意。」「確實，桑德拉主要指的是護理學院……但這份意見的原理對所有其他學院或院系同等有效。」（伯格將奧康納寫的多數意見初稿稱為「法院意見」，而鮑威爾自始至終都稱她「桑德拉」。）不管怎樣，伯格肯定已經寫信給奧康納，因為兩天後鮑威爾收到她的信，主動提出縮減這份意見的適用範圍。
鮑威爾非常恰當地指出該提議不合邏輯：「除了前面提及的一些基本陳述，法院完整意見的邏輯似乎應徹底適用於整個大學。」但她堅持限縮文本。因此，奧康納到最高法院的第一個開庭期裡，撰寫了一份才華橫溢且開創性的判決意見，其中闡明瞭女性權利保護的是非曲直。在意見的一個腳註裡，奧康納大法官將她的判決限定在最小的可能情形：密西西比女子大學的護理學院。就像鮑威爾所認識到的，這份判決適用範圍狹窄，雖然可以這麼做，但完全不合邏輯。
「她的判決只適用於護理學院！」威伯爾·科洛姆譏笑。剛宣佈判決的那幾天，科洛姆回憶，「男學生湧進密西西比女子大學的其他院系提交申請。但管理人員認為他們已經為維護一個失敗條款付出了巨大經濟代價。密西西比女子大學在一年之內取消了所有院系的隔離制度。」奧康納撰寫了諸多引起重大社會變化的判決，這是第一個。後來又判決結果限定適用於案件中的某個部分，導致此後需要根據該案作出裁決時，總是不甚明朗。本案中，學校管理方自己決定了應該怎麼做。在後來的案件中，聯邦法院哀怨地要求澄清：「奧康納大法官，我們現在怎麼辦？」
密西西比女子大學的女人們很討厭喬·霍根。他甚至沒有堅持到拿學位的那天。然而，隨著男孩子開始湧進密西西比女子大學，刻板印象如同堤壩一般倒下了。科洛姆觀察到，曾「像修女一樣生活，在規定時間被關在宿舍裡」的女孩們搬出去住了！「她們加入在城裡公寓生活的男生中」，就像80年代的多數大學生一樣。「隨後，」科洛姆歡快地說，「很多人認為，學校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女同性戀中心。」他說，「許多女孩根本不像州政府所說的那樣：如果學校變成男女同校，她們會被男生分散精力。」
角色模型
霍根案成就了奧康納，使她成為一名開創者。她推動了進步，也兼顧謹慎和妥協。無論人們評價奧康納如何保守，她都別無選擇。從宣誓就職那天起，她就是一束光芒，也是避雷針。就職儀式那天，她借了一件非常短的長袍，在最高法院臺階上拍的照片裡，她的套裙從長袍下端露了出來。在一份評價幾十年來政壇女性的概要中，這一英寸粉色裙邊招來諸多批評和意見。
但她決心絕不倒下。驕傲且好勝的性格——她在網球場上是出了名的勇猛——以及工作上的無限潛力讓她越發強大，就像多年以前在牧場面對漏氣輪胎時她所表現的，堅定的決心能促使她完成任何事情。長期從政經歷使她明白，自己的成功與在最高法院作出公正判決無關。她只是一個角色模型。
她在法院發起了全女性參加的有氧運動課程，實話說，在菲尼克斯時，她經常在去工作的途中做有氧運動。對她的女性書記官而言，清早的這場「御前演出」實在令人喜憂參半。（「我們在這跳舞的時候，男人們已經開始工作了」，其中一個人抱怨。）但有氧運動讓這些女孩有機會與奧康納真正親密起來，也與「最高階別法院」只有男性參與的籃球運動形成鮮明對比。有氧運動也讓這些充滿政治慧根的年輕女書記官受益良多。奧康納開始做有氧運動之後，「懷特大法官就不再掌控運動特權了」，這是蘇特大法官（souter）的書記官戴維·哥德伯格（davidgoldberg）在10年後加入法院時觀察到的。
工作上手後，這位精力充沛的傳奇大法官開始在撰寫判決之外，安排大量演講並參加有象徵意義的剪彩儀式。1982年4月的一天，威斯康星州拉辛市翼幅中心（wingspreadcenterinracine），在由四面玻璃包圍的豪華禮堂中，兩位優秀的女權主義學者和兩個傑出的法官協會組織了一次女性法官會議，與會者對奧康納的致辭充滿前所未有的期待。在如何協調她對於女性發展的樂觀態度與保守主義傾向的問題上，奧康納不是一個成功的範例。而這種保守主義傾向多年來使她在亞利桑那州政壇一路坦途。提問環節，有人問她如何平衡工作和生活——這個問題在當時很超前。「婦女總是應該把家庭放在首位。」奧康納回答。芭芭拉·巴布科克（barbarababcock），奧康納母校斯坦福法學院的第一位女教授對這個答案很不滿意。奧康納的答案本能地將家庭放在第一位，對在場所有女性是一種侮辱，她們中有許多人為了達到今日事業都在一定程度上犧牲了家庭。據巴布科克回憶，奧康納還沒有學會如何處理女性議題。
但她總是學得很快。她有著幾乎過目不忘的記憶力，這對她充當角色模型的職責和處理如山一般的文書工作大有裨益。一天，她與一位亞利桑那州律師瑪麗·施羅德（maryschroeder）搭乘同一部電梯，電力中斷導致所有按鈕都不亮了。電梯重新啟動後，奧康納大法官清楚地記得擁擠的電梯裡每一個人早前按下的樓層鍵。
早期的大多數情況下，她儘可能地完全迴避女性問題。最開始演講時，她試圖將自己單純地定位為司法制度的官方代言人。她回到斯坦福大學作了一次演講——「個人能為法院發展做什麼」。在範德比爾特（vanderbilt）法律圖書館開啟儀式上，她作了「專業能力和社會責任」的演講。這些關於個人美德的勸勉就像是志願活動，符合魯斯本（ruthbun）案中的禁令規則——不實質推翻旨在創造一個更好世界的既存社會秩序，促進世界進步。和奧康納有些短淺、總是從事實出發的觀念一樣，其出發點是善意的，但無法開啟大規模變革。
然而，當一個人在最高法院行使關鍵性的第五票權力時，就會引發巨大的社會效應，最高法院的理論家——不論左派、右派——都深諳其中的道理。姑且不論奧康納大法官那種稍顯短淺的、旨在解決問題的方法論，從下級法院允許男性進入護理學院，到前女子大學男女同校，以及學生在校外公寓大肆聚會，這都不是很大的跨越。同樣，儘管她的裁決意見沒有充分顯示女權主義，但她能夠出現在最高法院，這本身就是一種啟示。
她迅速發展出一種在不威脅既有制度根基的情況下，探討社會變革的方式。這是一種精巧的平衡。在慶祝新英格蘭法學院——其前身是為女性設立的法學院［波西婭（portia）法學院］——成立75週年之際，奧康納說法學院「繼續表現出一種令人欽佩的敏感度，這樣的敏感度來自一個為法律職業所忽視的群體……在接下來的25年中，毋庸置疑，無論在法官席、法學機構還是律師事務所合夥人的位置上，女性和其他現在被允許執業的少數群體比例將會提高。」之後的演講內容都是關於法學院負有在「道德責任」和「實踐能力」方面培養學生的責任這一中性話題。
參加位於紐約的福特漢姆法學院新大樓落成典禮時，她再次表達了對女性角色的敬意：「我想我應該承認並且在某種程度上感謝1918年福特漢姆法學院的院長。那一年院裡經歷了婦女權利問題。1918年5月院系大會的會議紀要寫著，臨近會議結束時，院長‘要求討論法學院錄取女性是否適當’。在聽取了不同院系成員的意見後，他宣佈會‘仔細考慮這個問題’，並告知學院他的決定。」會議紀要的附言加註：「1918年7月6日的信中，他寫道：‘經決定，由於存在反對意見，法學院這個秋天不錄取女性。’」但那份會議紀要包含著簡練、未經解釋的修訂，奧康納繼續說：「那一年9月，院長批准錄取女性入學，並指示將該事登報。」
隨後她更進一步表示：
「我願意相信貴校前院長不僅助益了女性法律事業，他也會對今天有一位女性受邀發言而感到高興。」
演講剩餘部分是對公共服務的呼籲，與性別無關。有一位女性受邀發言已經足夠；對奧康納而言，媒介即資訊。
奧康納關於墮胎的自相矛盾的分析
奧康納愉悅的、女權主義象徵的和諧之旅就要駛入墮胎問題——這個永恆議題的淺灘。天主教會自20世紀60年代開始就與自由墮胎法案進行鬥爭。1967年，天主教全國會議設立了全國性生存權委員會以抵制改革運動，而且在羅伊案之前，教會已經取得了一些成果。密蘇里天主教會議的助理神父比爾·考克斯（billcox）知道，天主教會如果孤軍奮戰，顯然無法撼動法院裁決。羅伊案之後，新教神職人員已經完全保持沉默。
經密蘇里天主教會議職員建議，主教批准建立了被稱為「密蘇里公民生命」（mcl）的長期反墮胎組織。考克斯開始在州內奔波，建立mcl分會，召集非天主教徒的幫助。起初，mcl設立在天主教會議辦公室，但同大多數反墮胎運動一樣，它迅速有了獨立身份：密蘇里生命權組織（missouririghttolife），建立了政治行動委員會並開始支援反墮胎候選人參加選舉。
羅伊案作出裁決那年，密蘇里通過了羅伊案之後的首部《反墮胎法》，該法允許醫生、護士和醫院在墮胎手術違反道德、倫理或宗教信仰時拒絕實施。1974年，密蘇里通過了一項法案，該法案要求墮胎手術必須獲得孕婦本人的知情同意，如果已婚還須獲得配偶的知情同意，以及如果是未滿18歲的未婚未成年人，須獲得其父母的知情同意。該法案還禁止對懷孕12周以上的孕婦實施在母體子宮注射鹽溶液的墮胎手術。
早期，在天主教之外也有抵制自由墮胎的力量。1972年競選總統的新教徒理查德·尼克松，將支援反墮胎作為一種吸引天主教民主黨人的手段。雖然第一部密蘇里法律是天主教立法者頒佈的，在1973年大規模反墮胎集會上，密蘇里生命權組織驕傲地向公眾介紹他們自封的「聖公會教徒」托馬斯·伊格爾頓（thomaseagleton）。70年代以後，共和黨將反墮胎逐步確立為其反對文化放浪和性解放總立場的一部分。雖然最高法院推翻了野心勃勃的密蘇里反墮胎法，但反墮胎運動還將繼續通過其他法律、尋找羅伊案判決的漏洞，並利用所有法律手段限制墮胎。某種程度上，得益於考克斯及其同仁的努力，密蘇里後來成為學者們所稱的「挑戰者」州。而這些挑戰遲早會來到擁有了第一位女性大法官的最高法院。
沒有人比羅伊判決的主筆者哈利·布萊克門更瞭解這其中的挑戰。
布萊克門其實並不喜歡他這位新同事。甚至在1981年，女性大法官真正成為可能之前，這位所謂婦女解放者就曾憤怒地反對法院棄用傳統的「大法官先生（mr.justice）」這一稱呼。史蒂文斯大法官與備受尊敬的上訴法院法官科妮莉亞·肯尼迪（corneliakennedy）曾一起參加聖母大學（notredame）的模擬法庭。一位來自全女性獲勝團隊的成員，多次稱呼肯尼迪為大法官女士，肯尼迪提出了意見。「稱呼我大法官就可以了。」她解釋道。大法官已經是一個足夠光榮的頭銜了！對於最高法院何時也能出現女性大法官，史蒂文斯充滿期待。他與同事波特·斯圖爾特分享了這個故事，斯圖爾特大法官提議做出改變。儘管布萊克門反對，但最高法院還是讓此事成真了。奧康納就任之後，布萊克門這位兼具害羞、完美主義、謙遜的明尼蘇達人立刻發現，他這位樂於助人、善於交際、極度自信的同事讓所有人都吃不消。
布萊克門的行事方法令人不悅，但性別或性格都不是他不喜歡奧康納的核心原因。他的關注點在於墮胎問題。隨著擊退墮胎權的政治壓力不斷上漲，法院裡支援布萊克門的標誌性成就——羅伊訴韋德案的多數派逐漸減少，這令他很緊張。就在這時，羅納德·里根總統提名了一個在參議院稱墮胎「令人反感」的法官。
對墮胎權發起的挑戰，使得布萊克門很快開始在墮胎問題上接受奧康納的主張。經由密蘇里的比爾·考克斯及其組織推動，州和地方已經制定了無窮的規定，使得實施墮胎手術極為困難。1982年，就在奧康納加入最高法院一年後，大法官們收集了一些案件——來自考克斯的密蘇里州，以及俄亥俄州和弗吉尼亞州——來設定他們可以許可的墮胎限制標準。法院所審理案件中的州和市已經要求醫生告知孕婦，所有孕育從一開始就是「人類生命」，並列舉墮胎可能產生的極端後果。他們在3個月後建立了針對墮胎的醫院評審標準，並要求未成年人將自己的計劃告知父母。羅伊案之後，上訴法院已經正式取消了這些限制。奧康納大法官在審查這些案件時加入了保守派陣營，案件名稱為阿克倫訴阿克倫生殖健康中心（akronv.akroncenterforreproductivehealth）案。這是她發出的第一個訊號。
阿克倫案塵埃落定，羅伊案並未受到影響。鮑威爾大法官寫了一份強有力的6票多數意見，禁止各州僅因完全不想讓婦女墮胎而使得實施墮胎越來越困難。墮胎是一項基本權利，他寫道，因此只有令人信服的州利益——通常而言是孕婦健康，才能限制該權利。
奧康納不同意，並寫了一份異議。她承認最高法院曾經說過憲法適用於這項所謂權利：
「在羅伊訴韋德案中……法院主張，憲法第十四修正案中的個人自由和限制州行為的概念體現了隱私權……寬泛的隱私權足以囊括婦女有權決定是否終止懷孕。」
處於（大法官提名）確認程式時，她拒絕透露如果坐在1973年的最高法院法官席上，她會怎樣做。奧康納注意到，兩黨沒有要求啟動核選項來推翻羅伊案，因此最高法院不會重新審查該裁決。即便新任大法官只是在判決十年後承認有這種可能，對於布萊克門和支援墮胎的勢力而言都足夠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