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7月4日，舉國歡慶這個民主國家誕生的時候，最高法院的九位大法官大多已經出了遠門。但在為夏季休庭而離開首都之前，他們必須先對去年10月以來業已受理的所有案件作出判決。最高法院並非通過民主選舉產生，一旦它強令社會做出重大改變，這樣的案件就最為棘手也最具爭議性。所以，類似的案件常常留到最後處理。時間嘀嗒流逝，在6月的最後幾個判決日里，法庭上的緊張氣氛猶如華盛頓夏天的空氣一般，燥熱而沉重。

1996年6月26日上午，魯斯·巴德·金斯伯格（ruthbaderginsburg）——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成立以來的第二位女性大法官，穿過法官席後的紅色天鵝絨垂簾，坐在最靠外的座位上。座椅排成一條莊嚴的曲線，五張椅子開外，坐著桑德拉·戴·奧康納（sandradayo’connor）大法官——1981年被任命的、聯邦最高法院建立以來的第一位女性大法官；或者像她調皮地稱呼自己那樣，叫作fwotsc（firstwomanonthesupremecourt）。每位女法官都穿著配有白色荷葉領裝飾的暗黑色法袍。除此之外，第一和第二位女法官之間的聯絡並不比其他法官之間的更多。然而就在那一天，公眾有幸目睹了美國最具影響力的兩位女性的共同點。

金斯伯格大法官從那超過她瘦小身材的高背椅深處，公佈了法庭針對美利堅合眾國訴弗吉尼亞一案（unitedstatesv.virginia）的判決。自1996年6月的那個早上之後，弗吉尼亞軍事學院，這個在美國南北戰爭前就已經訓練了不少男性學員的軍校，必須將女學生也納入招生範圍。美國憲法要求包括女性在內的所有人都應當受到法律的平等保護。

讓女人住進弗吉尼亞軍事學院的營房裡；讓女人參加傳統的戲謔專案，在泥潭裡打滾；讓女人剪短頭髮穿上硬挺的灰色制服，這讓她們看起來就像一個世紀前弗吉尼亞軍事學院派往南北戰爭戰場的南方士兵那樣詭異。金斯伯格的六個大法官同僚支援了她的意見——弗吉尼亞軍事學院必須招收女兵。然而比起這七張絕對多數贊同票，該案本身更具爭議性，影響也更為深遠。直到那一天，弗吉尼亞軍事學院早已是世界區分男女各自角色的重要象徵。在這個案子被送到最高法院之前，下級法院已經支援了該學院的性別隔離制度。多年來，女權主義的反對者一直以軍事設定這一背景作為他們的主要論據，論述如果真的像對待男人一樣平等對待女人，這個世界將會變得多麼荒唐。該學院是男女區別對待的最後堡壘之一。現在的大法官金斯伯格，幾年前作為律師，就已經是性別平等的首要倡導者——「女權運動的瑟古德·馬歇爾（thurgoodmarshall）」——將判令人們活在一個勇敢的性別平等的新世界。

金斯伯格的姐妹奧康納決定由她在庭上發言，在場旁聽的人幾乎不知道這一點。經過法官會議上的投票，多數法官投票贊同弗吉尼亞軍事學院應該接納女性學員。之後，多數派法官中資格最老的法官有權指定任何一名多數方法官撰寫該方法庭意見。他指派資深女性大法官桑德拉·戴·奧康納完成，但她並不接受。她知道在1970年到1980年間，是誰為美國公民自由聯盟效勞，經常作為律師出現在最高法院，是誰在努力促使最高法院號召性別平等。而現在，這項工作已經完成了。「這非魯斯莫屬。」她這樣說道。

在判決當日，大法官們不會宣讀通常長達幾十頁的完整的法庭意見書。當天早上，金斯伯格決定在她當庭宣讀的梗概意見中引用奧康納在1982年針對霍根訴密西西比州（hoganv.mississippi）一案中的法庭意見，將其中關於禁止密西西比州在州立大學護理學院進行性別隔離的做法作為參考。金斯伯格提醒旁聽者注意，奧康納在霍根一案的法庭意見書確立了這樣一個規則——各州不能「基於男女之間角色與能力不同的固有觀念，而（對特定人群）關上大門」。這位傳奇而含蓄的大法官在此處稍作停頓，從意見書上挪開視線，與她的前輩對視了一下。她想到這兩份判決意見的契合點，點了點頭，繼續宣讀法庭意見書。

1996年6月的那一天，彷彿全美女性都來到了法庭。無論你是戰鬥在最高法院的律師還是全職媽媽，無論你支援還是反對墮胎，無論你未婚還是已婚，無論你有過性行為還是正準備奔赴一場貞潔舞會（purityball），在通往那一天的旅途中，抑或正在經歷那一天，這兩位女士改變了女人們的生活，也因此改變了男人們的生活。奧康納與金斯伯格大法官在各類案件判決中取得了輝煌的歷史成就。但本書只講述站在司法權力頂端的她們，如何共同使女性在法律面前獲得平等。她們堅決主張男女平等，她們就是「男女平等」活生生的例證，並且，由於她們在女權運動結束前就已就任，所以她們還是推行男女平等的先驅。當女性被平等對待時，正如蓋爾·柯林斯（gailcollins）在其最暢銷的書中說過的那句耐人尋味的話——「一切都在改變」。

1969年我從法學院畢業的時候，一個150人的班級中，包括我在內只有7名女生。畢業後，作為律所60位員工中唯一的女性律師，我開始了自己的職業生涯。那時，我覺得法律世界是最不可能發生改變的地方。面試官毫不避諱地告訴我說他們不會僱用一個女人，他們也並不在乎我是否在法學院的《法律評論》工作過。7年後，當我為自己的第一個最高法院案子辯護時，我面對的是9位清一色的男性大法官。但從1967年數量可觀的女性獲准進入法學院就讀開始，到1971年最高法院公佈裡德訴裡德一案（reedv.reed）的判決——該判決部分得益於金斯伯格在美國公民自由聯盟所做的工作，世界開始改變。規定性別不平等的法律，就像那些關於女性生活的陳舊觀念被擯棄，從成文法中刪除。1981年，也就是金斯伯格在美國公民自由聯盟開啟改革運動的十年後，羅納德·里根（ronaldreagan）總統任命名不見經傳的亞利桑那州上訴法院法官——桑德拉·戴·奧康納作為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這次任命為美國女性平權運動樹立了一個勇敢而堅毅的楷模。「成為第一位女性大法官，無妨」，奧康納大法官在收到任命檔案時說，同時她希望自己不是最後一個。

當她們為女效能夠在法律及更廣闊的領域取得成功而訴求，並憑藉自身展示了這種成功的可能性，我的世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法律領域，我從一個異類變成一個再正常不過的從業者。誠然，不能說女性在20世紀70年代在法律職業中能夠佔到一定比例都是她們的功勞，但她們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可能比其他任何人都重要。1982年，我第二次站在最高法院，奧康納大法官回頭看了看我。儘管她沒有支援我的辯護，但我仍然很高興她能夠在那兒。當我作為一名法學教授和一名哲學家開始撰寫關於女權運動的文章時，我將魯斯·巴德·金斯伯格針對性別平等作出的轟動一時的引證納入自己的分析中，作為第一手素材使用。

所有的運動都誕生英雄，而英雄通常備受爭議。但她們是例外。她們當然並不完美，但奧康納與金斯伯格大法官毫無疑問是女權運動的英雄。每個人都需要英雄。我通往最高法院的人生旅途開始於在俄亥俄州克利夫蘭上小學的時候。我在我們學校後面的小圖書館裡找到了我的人生楷模。這個圖書館擁有許多適合女孩子閱讀的人物傳記類圖書，這是我一生的幸運。弗拉倫斯·南丁格爾（florencenightingale）、簡·亞當斯（janeaddams）以及撰寫了共和國戰爭讚美詩的朱麗葉·沃德·華爾（juliawardhowe），還有幫助策劃美國軍事策略的安妮·卡羅爾（annecarroll）和露西·斯通（lucystone）等女性權利論者。當讀完蘇珊·布朗內爾·安東尼（susanb.anthony）的故事，我完成了自己的人生規劃。桑德拉·戴·奧康納和魯斯·巴德·金斯伯格是簡·亞當斯和蘇珊·布朗內爾·安東尼的繼承者。

抵達人生巔峰前，每個人都要經歷一段漫長而艱難的旅程。在弗吉尼亞軍事學院一案宣判的四十多年前，奧康納只是一個剛從法學院畢業的學生，獲得了一份法律助理的工作。1956年，金斯伯格到哈佛大學求學，法學院院長向她班裡所有的9名女學生問了一個同樣的問題，她們要如何證明自己佔據了本該屬於男人的席位的合理性？在充滿阻礙的四十年間，奧康納與金斯伯格越過這個充滿敵意的社會，到達了她們職業的巔峰。瞭解她們做了什麼，又是如何做到的，就是在見證兩條十分不同而又出奇相似的通往絢麗人生的道路。

奧康納是在1981年被一位以壓倒性勝利贏得大選的共和黨總統任命的大法官；而金斯伯格則是被一位在大選中選票甚至未過半數的溫和民主黨人推上大法官席位的。她們兩個出身完全不同：一個是共和黨人，一個是民主黨人；一個是戈德華特的支援者，一個是自由主義者；一個來自亞利桑那，一個來自布魯克林。金斯伯格，這個黑色頭髮，喜歡戲劇的紐約人，習慣稱呼她的金髮同事為來自西金區的女孩。奧康納被任命為最高法院大法官時，金斯伯格已從事了十年的女權主義運動，那時她甚至不知道奧康納是誰。

奧康納和金斯伯格並不是性情相投的姐妹朋友。奧康納，這個從不抱怨、坦率、開朗又充滿活力的西部女子，在1981年被任命後很快就被她的同事們接納。就像約翰·保羅·史蒂文斯（johnpaulstevens）大法官40年後說的那樣，「她從不抱怨或者要求什麼特殊待遇。她總是能夠按時完成她的工作，從不令我們失望。」金斯伯格，這位才華橫溢、孤獨的女權主義運動呼籲者，一來到最高法院，就帶來了她對於憲法堅定的看法和她一生在政治運動中所獲得的豐厚經驗。為了更好地鑽研工作，她選擇了與其他所有法官不同樓層的辦公室。如果她沒能從最高法院得到她想要的，她會通過國會或者利用媒體向公眾呼籲。

但她們在最高法院卻勝似親姐妹。金斯伯格不知說過多少次，她1993年剛到最高法院，奧康納來迎接她時，她有多開心。12年後，當戰友退休時，她又有多孤獨。這是一部講述兩位擁有不同的背景，卻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這塊神聖的土地上互相認可、惺惺相惜的律政姐妹的故事，正是她們完成了改變美國女性法律地位這項偉大的事業。

她們是怎麼做到的？首先，她們都是律師出身。她們沒有領導過一場傳統意義上以遊行或靜坐的方式進行的社會運動。奧康納唯一正式加入的「女權主義」組織是極其主流的女法官協會。金斯伯格——女權運動中的瑟古德·馬歇爾，也不是一個激進運動分子。在1970年充滿傳奇色彩的性別平權罷工運動中，人們沒看到她的身影，實際上，她沒有參加過任何一次遊行。她幾乎都活躍在專業領域內——面向女法官、女律師演講，參加律師協會、法學院的重大活動，在《法律評論》上發表文章。出人意料的是，她在晚年成了當下最流行的媒體——網際網路上人們的偶像。

在女權運動還沒有任何聲息時，她們選擇成為律師，正是這樣的職業選擇使她們善於抓住一切機會，通過法律引領社會變革。藉助法律推動社會變革是美國特有的現象。就像兩個世紀前傑出的法國思想家亞歷克西斯·德·托克維爾（alexisdetocqueville）評論美國民主時說的那樣：「在美國，任何沒有解決的政治問題遲早都會變成司法問題，幾無例外。」自南北戰爭以來，美國大多數的社會運動都依賴於那部戰後通過的、強有力的、平等實施的聯邦憲法修正案。在20世紀四五十年代，作為律師的瑟古德·馬歇爾（後來的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領導並開創了最成功的先例——通過推進法院適用聯邦憲法修正案來推進種族平等。1964年國會通過《民權法案》，種族平等運動又多了一支利箭。所有成功的法律運動，在某種程度上都效仿了馬歇爾通過修正法律來引領社會變革的策略。

奧康納與金斯伯格都是美國的精英——她們分別在斯坦福、哈佛和哥倫比亞大學的法學院讀書深造。不像其他大規模的社會運動，法律社會變革運動是自上而下的。他們藉助最遠離「民意」的機構，即法院，達到他們的目的。聯邦法院通常實行法官職務終身制，並由如同這兩位女法官一樣具有精妙思維模式的社會精英階層主事。

20世紀70年代初，奧康納與金斯伯格從個人律師業務和教學事務脫身，登上公共舞臺，彼時女權運動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著，即將演變為下一場法律社會變革。種族平等運動後通過的1964年《民權法案》同樣禁止性別歧視，因此，女權律師開始基於這部法案提起訴訟。這場復甦的女權運動甚至使一項20世紀20年代提出的古老議案重登歷史舞臺。就在1920年女性獲得選舉權後，當時最激進的婦女選舉權領導者——愛麗絲·保羅（alicepaul）提出了女性平權修正案，以此作為一舉擊潰整個歧視性法律體系的唯一途徑。然而，儘管保羅努力了半個世紀，女性平權修正案卻毫無進展。隨後，在那個令人振奮的70年代，似乎一切又具備了可能性。

這兩朵玫瑰成為這場運動的領導者，起初是金斯伯格直接參與女性運動，奧康納則是以身示範，成為女性運動的標誌。當一場運動足以使法律社會發生變革時，常常有許多律師想要引領這場運動。但在這些人裡，只有一部分能晉升到有話語權的職位；而在獲得權力的人裡，也只有一部分能夠引領該場運動取得成功。這對姐妹花確實擁有了權力，也確實成功地引領了這場運動。金斯伯格是一位自覺的法律運動領導者。1972年到1980年間，她管理著傑出的女權法律團體，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的女權計劃；同時，她還在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女性權利方面的課程。即使在1980年成為聯邦法官後，她仍繼續為女性權利演說和寫作。在那幾年，雖然奧康納大法官沒有像金斯伯格那樣正式參加女性運動，但也極大地促進了女性在政治領域的平等。而在奧康納於1981年被任命為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之後，她成了這個星球上最著名的女權主義的活標誌。並且，從1982年霍根訴密西西比州案中重要的第五票開始，她還在最高法院做出的每個關於女性權利的判決上擁有寶貴的一票。1993年，金斯伯格跟她一起站上了權力巔峰。奧康納於2006年退休後，最高院保守派在女性權利上有所倒退，金斯伯格，這個耄耋之年的女權主義者，成了抵抗這種倒退的旗幟。

她們能夠成功並非偶然，而在於具備了「成功的必要條件」。同時，兩人的差異又擴大了她們的影響範圍，使自身更加強大。至少早在羅納德·里根當選的1980年起，這個國家就日益分化為兩個陣營——共和黨人的保守主義與民主黨人的自由主義。奧康納，這位年輕的共和黨競選者和善於交際的菲尼克斯青年協會會長，在其70年代的演講中曾宣佈自己是「穿著胸衣、戴著婚戒來的」。她代表了一部分政治和社會力量。金斯伯格，這位年輕的美國公民自由聯盟律師和內斂的法學教授，溫文爾雅的言行很好地掩飾了她鐳射光般的法律思維，也帶來了不同的力量和支援者，包括與她心心相印、不離不棄的丈夫——馬丁·金斯伯格（martinginsburg）。1992年民主黨人在重回白宮後暫時取得了國會控制權，自由派任命一名女性大法官的機會來了。難以想象魯斯·巴德·金斯伯格與羅納德·里根有很多共同之處，也難以想象奧康納與比爾·克林頓（billclinton）交換人生故事。兩人從彼此的存在中獲益。

儘管表面上的差異是一筆有益的財富，實際上在擁有強大的實力方面，她們非常相像。每個人都秉持一個堅定的信念——她們生來就被賦予操控局勢的能力。作為一名取得成功的立法者，奧康納在表達她的寬慰時常說，一旦守門人擯棄他們對女性的厭惡而讓她來掌控，她就沒有在工作上遇到過任何麻煩。她屬於「統治階層」，而她也就像自己完全有資格處於那個地位般從容行事。1993年，金斯伯格進入最高法院不久，她的一位女教職同事也獲得了一份華盛頓的重要工作，當這位同事為此事興奮不已並詢問她的夥伴金斯伯格，她能否相信她們兩個作為女性都如此身居高位？事實上，魯斯說，「相信」這事對她而言毫無困難。

這份非凡的自信從何而來？當有人跳出固有思維，指出是他人而非自然或上帝造成了社會壓迫，社會運動的關鍵時刻就來臨了。奧康納和金斯伯格分別指出了這點。如果她們被周圍人庸常的評價所同化，奧康納大法官可能只會是一名律師助理，而金斯伯格大法官可能會去學習烹飪，但絕不會成為女權運動的英雄。奧康納的父親是一個知識分子，家庭責任將他困在與世隔絕的大牧場裡。固執己見而又盛氣凌人的哈利·戴（harryday）過去常常花費幾個小時與他的長女談論政治。在她人生關鍵的最初幾年裡，沒有人引導她該如何面對這個社會。當姐姐在不幸中去世後，金斯伯格成了她母親唯一的孩子。她的母親雖然很有天賦，但也只能留在家裡，眼巴巴地看著自己的哥哥去上大學。她把自己所有關於第一代移民的夢想都寄託在這個書生氣質、落落大方的女兒身上。

奧康納和金斯伯格相信自己有領導權，把對手——上到70年代曾與奧康納一同在亞利桑那州參議院任職的保守共和黨議員，下到金斯伯格在法學院任教時期的刻薄男老師——視為同一陣營的成員。記得那個著名的法學家勒尼德·漢德（learnedhand）嗎？1957年，在金斯伯格畢業時漢德拒絕聘用她。多年以後，金斯伯格卻對他讚賞有加。金斯伯格完全沒有提到他對女性一無所知，只撰文稱讚他是一個偉大的法學家。這並不是被壓迫者認同了壓迫者。她讚賞他，因為她認為他們倆屬於同一個精英圈，並且她的看法在這個圈子裡有影響力。在奧康納成為亞利桑那州司法部長辦公室的第一位女職員時，一位律師曾主動向奧康納伸出援手，但不久他就尷尬地意識到她根本不需要他的幫助。奧康納完全能勝任亞利桑那州司法部長助手的工作。

當被迫承認己不如人，她們就會憤怒。1952年，吉普森律師事務所（gibson，dunn&crutcherllp）面試了一個剛從斯坦福法學院畢業，名叫桑德拉·戴的年輕人，並告訴她說她將被錄用為一名律師助理。畢竟，他們從未僱用過一名女律師。30年後，奧康納，成為大法官的奧康納在這家律所一百週年的紀念日上，發表了玩笑式的、略帶報復意味的演講，她稱這是她做過的最有趣的一次演講。金斯伯格經常講述法學院院長質問她佔據了哈佛一個本屬於男人的席位都做了什麼，最終那個院長不得不向公眾宣稱那只是個玩笑。

但自尊並不足以改變世界。如果這對律政姐妹認為她們是這世上僅有的掌握話語權的女人，她們對這場平權運動來說就毫無意義。甚至她們會對女權運動產生危害，就像有些受壓迫的人，爬上權力高位後就撤掉他們身後的梯子。相反，這兩位大法官清楚知道自己在法律精英中應有的地位，這使她們更能從整體上看清男女不平等所帶來的不公正。如果吉普森律所只是因為奧康納的性別就將她降為一名律師助理，他們在拒絕其他女性時還用找其他理由嗎？

這種自尊與尊重他人的契合到底源於何處？除了她們特別的家庭背景，還在於她們都是在賦權文化的背景下長大的。奧康納成長於一個高度重視自願服務、開放的西部文化背景。類似美國西部這樣的偏遠地區，沒有人力可供浪費。在這種獨特的文化背景裡，儘管女性仍被排除在高階別的正式僱傭關係之外，但仍允許她們在公開場合從事體力工作。像青年聯盟（juniorleague）和博物館委員會這樣在女權運動後失寵的機構，開始為女性提供有償的工作崗位。奧康納世界裡的女人向所有關注她們的人證明了自身的價值。當然，這點奧康納也注意到了。她曾經說過，她在偏重家庭的幾年後又迴歸法律實務，為的就是青年聯盟。志願服務是她終其一生信仰，為自己也為別人。

金斯伯格成年時正值自由主義復興早期。在大學裡，她是一位傳奇的自由主義者——羅伯特·庫什曼（robertcushman）的女門徒（protégée）和研究助理。就像她在哈佛的老師一樣，她在康奈爾大學的導師也意識到她的天賦使她有能力主張自由主義的核心價值——平等與自我實現，於是他們不遺餘力地支援她。在金斯伯格取得法學學位的1959年，美國文化的障礙即將被打破。60年代，當這一刻來臨，奧康納和金斯伯格的知識儲備與修養使她們有充分的準備去看清性別不平等這一不公正現象。

奧康納和金斯伯格不僅意識到自身以及其他女性正受到不公正的對待，還意識到很多問題以及由此而來的解決方法都與法律制度緊密相關。所有50個州的法律（以及聯邦政府）都區別對待女性和男性。不平等在當時是理所當然的，以至於女性要有一種深刻而清晰的視野才能認識到這是錯誤的。儘管採用的方式有些不同，但她們最終都洞察到了這一點。奧康納渴望有所作為，這激勵了她去學習法律。正因為她能夠清晰地認識自我價值，所以法律區別對待女性和男性的不公正現象立刻觸及了她的內心。金斯伯格則是帶著明確的法律自由的目標去接觸法律。憲法的存在是為了保護人們免受不公正對待，這是美國自由主義的試金石之一。自由主義與她未來的改革運動律師的角色完美契合。當然，無論是奧康納還是金斯伯格，她們從法學院畢業時都未對那時候尚不存在的女權運動抱有明確預期。然而，她們為爭取平等以及立志改變所作的神聖許諾，使她們在女權運動到來時變得無可替代。

她們同樣具備了「冷酷報復」的能力。1981年，也就是奧康納大法官進入法院工作的第一年，她的新同事威廉·布倫南（williambrennan）大法官在一次激烈的爭論中羞辱了她。之後，他發現她居然不可思議地對自己引以為傲的政治魅力不為所動，而這政治魅力曾足以使他在九人制的法庭上獲得五張贊成票。她什麼都沒說過，但布倫南稱那次爭論為「自己曾犯下的最大錯誤」。1970年是金斯伯格行為主義的開端，她試圖參與新時代最高法院審理的第一起女權案件——裡德案，她聯絡了在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的梅爾·沃爾夫（melwulf），稱自己可以提供幫助，但沒有得到對方的積極回應。所以她同丈夫去找了該聯盟中其他對其才能更感興趣的人。1972年金斯伯格進入自由聯盟後，她與沃爾夫共同出現在很多女權案件的案情摘要上。但6年後，沃爾夫在一場兩敗俱傷的內鬥中被革去法務總監的職位，當時作為美國公民自由聯盟最有影響力的四名法律顧問之一的金斯伯格卻沒有挽救他。「她一個字都沒說」，沃爾夫後來講道。

無法獲得公平對待的時候，她們會表現得好像一點也不生氣。就像金斯伯格經常對她熱情的聽眾們說的那樣，在婚禮的前夜，她的婆婆送給她一副耳塞，並向她分享了保持婚姻幸福美滿的秘訣：「有時候要裝聾作啞。」自由派大法官金斯伯格與她那極度保守的同事安東尼·斯卡利亞（antoninscalia）如歡喜冤家。兩位大法官之間長達幾十年之久的友誼人盡皆知。鮮為人知的是，在她成為頂尖的女權訴訟律師數年之後，她還仍與著名的反女權主義者——芝加哥大學法學教授菲利普·庫蘭（philipkurland）保持著友好往來。雖然奧康納保持著與保守派的巴里·戈德華特（barrygoldwater）——一位在早期言辭激烈的反對者——之間的畢生友誼，但她卻是平權修正案的忠實擁躉。她們堅信，她們是曾經清一色男性精英團隊裡理所當然的成員，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她們可以對那些使女性生活變得更糟的強勢同事們充耳不聞。數年信件來往後，金斯伯格希望庫蘭教授幫助她當時在芝加哥大學讀書的女兒，正如那些當權男性的一貫做法，她不過是給他寫了一張便條，簡要描述了女兒的優點。1981年，反墮胎的激進分子試圖阻止奧康納出庭，仍具影響力的巴里·戈德華特宣告任何抵制她的人都將會被掌摑。有時，對某些事適當充耳不聞是值得的。

如同所有被剝奪了權力的個體，女性被傾向於視為一類人。1993年，金斯伯格被任命為最高法院大法官，國家女法官協會舉辦了一場聚會。她們送給最高法院的兩位女性大法官每人一件t恤衫。奧康納大法官的t恤上印著：「我是桑德拉，不是魯斯。」金斯伯格大法官的t恤上則印著：「我是魯斯，不是桑德拉。」果然，魯斯上任之後的每一年，總有一些倒霉律師叫錯她們的名字。儘管她們很相似，但她們並不是一類人。相似卻又不同，甫一認識（她們在奧康納任職不久後會面）就建立了良好的關係。自從1981年奧康納被任命，直到金斯伯格加入她的行列，她的書記官中來自金斯伯格所在的哥倫比亞特區巡回法庭辦公室的人，比其他任何地方的都要多。既不是密友也不是競爭者，正如美國訴弗吉尼亞軍事學院一案判決時所反映的那樣，兩位大法官恰到好處地組成了一個「有愛」的聯盟。對於那些立志想要領導社會運動的人來說，單是她們之間的這種關係就已經很勵志了。

障礙沒能阻擋她們的腳步，譏諷也沒有帶來紛擾。當我在亞利桑那州的檔案館中查詢資料書籍時，一點陣圖書管理員走向我。她想要告訴我多年前她曾與桑德拉·戴·奧康納大法官一同參加過實地考察。當時，一位律師正在寫一篇文章，關於一起起源於亞利桑那州礦區的歷史性案例。他帶了一支考察隊前往爭議發生地。碰巧奧康納大法官就在菲尼克斯，她在那裡還有處住所。她聽說她的一個朋友——一位亞利桑那州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將會參加考察，她說自己也要去。他們坐著麵包車隆隆地穿過連綿的沙漠，駛向當地的牧場去用午餐，這時他們遇到了一條水流湍急的深溝，車子過不去，就被困在那裡好幾個小時。而剛好奧康納大法官說她要小解，情況就很尷尬了。考察隊的組織者們呆坐在那兒面面相覷、無能為力，這時奧康納爬出了車廂。

「不用擔心我，」她對湊過來的律師說道，「我只要找一處灌木，躲在後面就好了。」看到他們錯愕的表情後，她又補充道，「我可是在牧場長大的！」她確實也那麼做了。「我永遠都不會忘記，」那個檔案保管員說，「一位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在一個灌木叢後小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