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悲劇性的樂觀主義」最有力的論據是拉丁文所謂的「偏見式論證」。比如，傑裡朗就是「人類大無畏的精神力量」活生生的例證。援引《德克薩克納報》的報道：「三年前，傑裡朗因一場車禍造成脖子以下高位截癱，當時他只有17歲。今天，他能夠用嘴叼著筆寫字。他通過特製的電話參加了社群大學兩門課程的學習。他通過閉路電視能夠聽課並參與課堂討論。他還花了大量時間閱讀、看電視和寫作。」我收到過他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說：「我覺得生活富有意義和目標。我在差點兒喪命的那一天採取的態度成了我對待生活的座右銘：我雖然折斷了脖子，但我沒有被生活打倒。我已經申請了第一門大學心理學課程。我相信，殘疾只會增強我幫助他人的能力。我知道，如果沒有那場災難，我是不可能取得這樣的進步的。」

這是不是說，要發現生命的意義，痛苦是不可或缺的呢？不是。我只是堅持一點：儘管痛苦是存在的，甚至說可以通過痛苦找到意義，條件是痛苦難以避免，正如本書第二章所說。如果它是能夠避免的，那麼消除它的原因才是有意義的事，因為遭受不必要的痛苦與其說是英雄行為，不如說是自虐。另一方面，如果你不能改變造成你痛苦的處境，那你仍然可以選擇採取何種態度。殘疾不是傑裡朗選擇的，但他選擇了不讓厄運摧垮自己。

如我們所見，首要的是創造性地去改變讓我們遭受磨難的境遇。但最要緊的還是要知道如何承受不可避免的痛苦。實驗性的證據表明，普通人也持有同樣的看法。奧地利民意調查機構最近報告說，絕大多數被訪者認為，最受尊敬的人既非藝術家也非科學家、政治家或體育明星，而是那些昂首征服厄運的人。

在討論「三重悲劇」第二個方面即內疚時，我想撇開過去總是吸引我的一個神學概念，即「神秘之罪惡」，指的是由於不能完全追溯到生物學、心理學和（或）社會學原因而在最終的分析中仍然無法解釋的犯罪。完全解釋一個人的犯罪相當於開脫他的罪過，不是把他看成是一個自由而負責的人，而是有待修復的機器。即使是罪犯自己也厭惡這種解釋，反而更願意為自己的行為承擔責任。在伊利諾伊州監獄服刑的一名「罪犯」給我寫過一封信，譴責「罪犯從沒有機會為自己辯解。人們總是為犯罪者提供無數個開脫自己的理由，當社會應該為犯罪事件負責時，受害者卻往往成為了替罪羊」。我在給聖昆廷的犯人做報告時，告訴他們：「你們跟我一樣，也是人，因此你們是自由地做了違法的事情，成了罪人。不過現在你們有責任通過超越罪過、超越自己、重新做人而戰勝它。」他們感到我理解他們。曾經服過刑的弗蘭克爾·給我寫過一張便條，說：「我參加了為出獄的重罪犯開設的意義療法小組。我們有27人，後來者以我們最初的小組組員為榜樣，一直遠離監獄。只有一個人又犯了罪——不過他現在也出來了。」

至於集體罪過，我個人認為，讓一個人為另一個人或多人組成的集體的行為負責，是完全沒有道理的。二戰結束後，我不厭其煩地公開反對集體犯罪的概念。但是，有時要破除人們的迷信需要很多說教技巧。一名美國婦女曾經質問我：「你怎麼還用阿道夫·希特勒的語言（德語）寫書？」我反問她，你的廚房裡有菜刀嗎？她回答說有。我就顯出不高興的樣子，吃驚地說：「既然許多兇手都是用菜刀殺人，那你幹嗎還用菜刀呢？」她不再反對我用德語寫作了。

悲劇三位一體的第三個方面涉及死亡，但是也涉及生命，因為生命的每時每刻都包含著死亡，而每一時刻都不會再重複。那麼，生命的這種短暫性難道不是使我們儘量過好生命中的每一刻的最好提示器嗎？它肯定是的，因此我提出一個忠告：盡情享受你現在的生活，就像是在活第二次，不要像你的第一次生命那樣，錯誤地行事與生活。

實際上，正確行事的機會和實現某種意義的潛在可能性都受到我們的生命之不可逆轉性的影響。但同時，那種潛在可能性本身也受到這種影響。一旦我們利用了某個機會，實現了某種意義，我們就把事情辦成了。我們將它拯救到過去，讓它安全地儲存在過去之中。在過去，沒有任何事情是不可逆轉地失去了的，恰恰相反，每樣事情都被珍藏得很好。當然，人們一般只看到生命的短暫，而忽視和忘記了過去的輝煌，在那裡他們收穫過自己的生命：信守的諾言、付出的愛及勇敢而有尊嚴地忍受過的磨難。

由此大家可以看到，沒有任何理由去憐憫老年人。相反，年輕人應該嫉妒老年人。雖然老年人沒有了機會、沒有了將來的可能性，但他們擁有比這多得多的財富。他們擁有儲存在過去的成就——那些他們已經實現了的潛力和已經完成了的意義——而任何事情、任何人都不能從過去奪走這些財富。

鑑於人們仍有可能在磨難中找到意義，那麼生命之意義簡直就是無條件的，至少從潛在意義上講是這樣。無條件的意義伴隨著每個人無條件的價值。正是這種價值使人的尊嚴具有了永續性。正如任何情況下生命都具有潛在的意義一樣，每個人的價值也一直與他（她）同在，因為這是基於他或她過去實現了的價值，而不論他或她現在是否還有用。

還有，人的有用性是從能夠為社會做貢獻的角度來定義的。但是，今天社會的特點是看重成功，因此尊崇年輕人。這實際上忽略了那些不再年輕的人的價值，並且模糊了尊嚴意義上的價值與有用性意義上的價值之間決定性的差別。如果一個人不認可這種差別，認為個人的價值僅僅源於他當下是否有用，那麼，請相信我，這種人也許不會像希特勒那樣，但有可能用安樂死的方式執行屠殺，也就是「慈善」地殺死所有那些因年邁、疾病、精神障礙或其他各種疾患而喪失社會有用性的人。

將人的尊嚴與有用性混為一談，是概念混亂，而這種混亂反過來可追溯到當下氾濫的虛無主義思潮。即便在訓練分析的場合也會發生這種情況。虛無主義不僅狡辯存在是虛無，甚至聲稱一切都無意義。喬治·a.斯塔根特在推廣「習得的無意義」概念時所言是對的。他記得某位分析師對他說過：「喬治，你必須認識到世界是個玩笑。沒有所謂的公正，一切都是偶然。只有當你意識到這一點，你才會明白，把自己當個人是多麼傻。宇宙之中沒有任何宏偉的目的，它不過是存在而已。你今天所做的任何決定都是沒有意義的。」

不能將這個批評普遍化。從原則上講，訓練是必不可少的，但若是如此，治療師就該明白自己的責任是使患者擺脫虛無主義，而不是向其灌輸犬儒主義以對抗虛無主義。

意義療法甚至與其他心理分析學派所規定的訓練和特許條件是一致的。換言之，你可以衝著狼嚎叫，但你在這樣做時應當是一隻披著狼皮的羊。沒有必要背離意義療法對人的基本觀念和生命哲學原則的內在認識。伊麗莎白·s.盧卡斯曾經說過：「在整個心理分析史上，沒有哪個學派像意義療法那麼切合實際。」有鑑於此，信守它並不難。在意義療法第一次世界大會上（加利福尼亞聖地亞哥，1980年11月6～8日），我不光強調要使心理治療重歸人性化，還提出要使意義療法「去權威化」。我不想培養學舌的鸚鵡，而是想將「獨立的、富有創造性的精神」之火炬傳遞下去。

弗洛伊德曾經說過：「要是將一定數目的形形色色的人置於飢餓狀態，隨著飢餓的加劇，他們所有的個人差別都會泯滅，取而代之的將是相同的飢餓表情。」謝天謝地，弗洛伊德沒有親身感受集中營的生活。他的主題都集中在維多利亞風格的鬆軟沙發上，而不是奧斯維辛骯髒的集中營裡。在集中營，個體的差別並沒有泯滅，相反，人們的差異性變得更大。大家誰也不想掩飾什麼，不管是豬玀還是聖人。今天，你在說「聖人」一詞時不再需要遲疑：想想馬克西米連·科爾比神甫吧，在奧斯維辛，他先是捱餓，後來被注射毒藥後殺害，1983年被尊為聖人。

你們也許會責怪我舉了這樣極端而違反常理的例子。但是，「所有偉大事情之難以實現，一如其難以找到」，斯賓諾莎的《倫理學》的最後一句話這樣說。當然，你們可以追問，我們是否真的需要求助於「聖人」？難道援引「體面的普通人」不夠嗎？的確，聖人畢竟是少數，而且他們總是少數。不過，我從中看到了一個挑戰，那就是加入他們的少數派。雖然世界的狀況不妙，但是，如果我們都不努力做得最好，那它只會越變越糟。

所以，讓我們警覺起來——從兩個方面：

因為有了奧斯維辛，我們知道了人能夠做什麼。

因為有了廣島，我們知道人正處於什麼樣的危險之中。

譯者注：犬儒主義，古希臘四大學派之一，主張清心寡慾，鄙視榮華富貴，力倡迴歸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