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兼·溫斯萊德
2006年1月27日是奧斯維辛集中營解放61週年紀念日，曾經有150萬人在那裡死去，世界各國都在舉辦各種活動來紀念大屠殺。幾個月後，他們還可能慶祝那一恐怖時期流傳下來的最不朽作品的出版。它就是1946年出版於德國的《一個心理學家在集中營的經歷》，後來它被改名為《對生命說‘是’》，再版時增補了「意義療法導論」和介紹「悲劇性的樂觀主義」的「寫在後面的話」（或者說在面對痛苦、內疚和死亡時如何保持樂觀）。本書的英譯本最初出版於1959年，書名為《活出生命的意義》。
這部作品銷售已達1200多萬冊，被翻譯成24種語言。1991年國會圖書館及每月好書俱樂部做過一項問卷調查，詢問讀者「哪本書改變了你的生活」，結果顯示《活出生命的意義》名列「美國最有影響力的十大圖書」之列。它曾激勵過宗教的和哲學的思想家、精神衛生專家、教師、學生和各行各業的普通讀者。許多大學、研究生院和高中都指定它為學生心理學、哲學、歷史、文學的讀物和從事大屠殺、宗教及神學方面研究的參考書。它何以具有如此廣泛的影響和如此長遠的價值呢？
維克多·弗蘭克爾的生活幾乎涵蓋了整個20世紀。他於1905年出生，1997年去世。3歲時，他決心要做一名醫生。在自傳體回憶錄中，他回憶說自己很小的時候就會「花幾分鐘時間琢磨生命的意義，尤其是未來日子的意義及其對我的意義」。
十幾歲時，弗蘭克爾沉迷於哲學、實驗心理學和心理分析。高中時，為了補充課堂知識，他參加了成人教育課程，開始與弗洛伊德通訊，後者曾將弗蘭克爾的一篇文章投給了《國際心理分析雜誌》。該雜誌後來發表了那篇文章，那年弗蘭克爾只有16歲。同年，他參加了一個成人教育的哲學研究小組。導師非常欣賞弗蘭克爾的超常智力，邀請他就生命之意義做一場演講。弗蘭克爾告訴聽眾：「我們自己必須回答生活向我們提出的那些問題，而要回答那些問題，我們就必須擔負起生活的責任。」這一信念成了弗蘭克爾個人生活和專業研究的基石。
受弗洛伊德的影響，還在讀高中的弗蘭克爾決定做一名精神病學家。有同學說他有幫助他人的天賦，這使他意識到自己不僅在診斷心理問題方面有獨到之處，還擅長髮現人的行為動機。
弗蘭克爾的第一份諮詢工作完全是自己創業——他創立了維也納第一個私人的青年諮詢專案，專門做問題青少年的工作。從1930年到1937年，他在維也納大學診所擔任精神病專家，負責照顧自殺未遂的病人。他試圖幫助病人，為憂鬱症患者和心理疾病患者找到賦予生活意義的辦法。1939年，他成了維也納唯一的猶太醫院——羅斯柴爾德醫院神經官能症科的主任。
二戰最初幾年，在羅斯柴爾德醫院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弗蘭克爾及其家庭免遭驅逐。但是，在國家社會黨政府關閉了醫院以後，他意識到自己極有可能被送到集中營。1942年，駐維也納的美國領事通知他可以申領到一個美國簽證。雖然逃出奧地利意味著他有可能完成意義療法的專著，但他還是決定放棄這個機會：他覺得為了自己那些年邁的患者，他應該留在奧地利。1942年9月，弗蘭克爾及其全家被逮捕並驅逐出境。弗蘭克爾在以後的三年裡先後被關押在奧斯維辛、達豪等四個集中營。
重要的是，弗蘭克爾的牢獄生涯並不是他寫作《活出生命的意義》一書的唯一動力。在被驅逐之前，他就開始思考對意義的追求乃至精神健康和人類繁榮之關鍵等問題了。作為犯人，他突然被迫估量自己的生命是否還有任何意義。他能夠倖存下來是求生的意志、自我保護的本能、正派人給予的一些幫助及精明等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當然也有賴於運氣，比如他被關押在什麼地方、看守的脾氣、在哪裡排隊以及該相信誰等等。不過，要戰勝集中營生活的屈辱感和被剝奪感還需要別的因素。弗蘭克爾不斷地從人類特有的能力，如天生的樂觀主義、幽默、心理審視、短暫的獨處、內心的自由和決不放棄也決不自殺的意志力中獲得力量。他認識到自己必須努力為未來而活下去，也從對妻子的愛、要完成自己的意義療法著作的強烈願望中汲取力量，還從藝術和大自然瞬間的美麗中發現了意義。最重要的是，他意識到，不論發生什麼，他仍有自由去選擇如何應對苦難。他把這不僅看作一個選擇，而且是「擔當自己生活重負」的責任。
有時，弗蘭克爾的觀點是富有啟發性的，比如他對瀕死病人和四肢癱瘓病人如何接受厄運所做的解釋。還有些觀點反映了他遠大的抱負，比如一個人通過「努力為有價值的目標和自由選擇的任務奮鬥」能夠發現生命的意義。他告訴我們，存在之挫折如何激發一名不幸的外交官去尋找更適合自己的新職業。弗蘭克爾還通過更多的道德勸戒呼喚人們注意「每個人的現狀與未來之間的差距」以及「人是負責任的，應當實現自己生命的潛在意義」。他視自由與責任為一枚硬幣的兩面。面對美國聽眾，他愛說這樣一句話：「我建議在西海岸立一尊責任女神像以襯托東海岸的自由女神像。」他說，要實現個人的意義就必須超越主觀的快樂，辦法是去做某件「為了某事或者他人的事，或者獻身於某種事業或所愛的人」。弗蘭克爾自己本來可以安全地逃往美國，但為了照顧父母他選擇留在了維也納。他曾經跟父親待在同一個集中營裡，想方設法給父親弄到一些嗎啡以減輕其病痛，在父親臨終時，他守護在父親身邊。
即使在充滿沮喪和悲傷時，弗蘭克爾的樂觀主義及其對生活一貫的執著使他堅信：希望和積極的能量能夠化挑戰為勝利。在《活出生命的意義》中，他提出：「苦難不一定是追尋意義所必須的，但儘管有苦難，生命仍然可能有意義。」他接著說，「承受不必要的苦難與其說是英雄行為，毋寧說是自虐」。
20世紀60年代中期，我第一次閱讀《活出生命的意義》，當時我是哲學教授。一位曾經被關押在納粹集中營的挪威哲學教授向我推薦這本書。我的這位同事表示他非常贊同弗蘭克爾的觀點：滋養內心的自由，擁抱自然、藝術、詩歌和文學之美，感受對家庭和朋友的愛，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其他個人選擇、行動、關係、愛好甚至簡單的快樂也能賦予生命以意義。那麼，為什麼一些人覺得自己如此空虛？弗蘭克爾的智慧尤其值得一提：這就是個人如何看待各種挑戰與機遇的態度問題。積極的態度既可使人備感歡樂與滿足，也能使人經受苦難和挫折。消極的態度則會加劇痛苦，削弱快樂、幸福和滿足感，甚至導致抑鬱或疾病。
我的朋友也是從前的同事諾曼·寇森斯一直在不倦地宣揚積極的情緒在促進身體健康方面的價值，他警告說，消極情緒可能損害健康。雖然有人批評他的觀點過於簡單化，但是後來的心理神經免疫學的研究成果證實，積極的情緒、期待和態度能夠增強我們的免疫系統。這一研究也強化了弗蘭克爾的信念：人對待一切事情——不論是生死攸關的挑戰還是日常瑣事——的積極態度有助於成就我們生命的意義。弗蘭克爾努力宣傳的這一簡單真理對每個有幸傾聽他講話的人都會產生深刻影響。
人類做出的選擇應該是積極的而不是消極的。在做出個人選擇時，我們肯定了我們的自主性。「一個人不是萬物之中的一物，物是相互決定的，」弗蘭克爾寫道：「但人最終是自主決定的。他現在成為什麼——在天賦與環境的限度內——都是自主決定的結果。」比如，絕望的陰雲會毀滅一名在約姆·奇坡爾戰役中失去雙腿的年輕以色列士兵的生命，他陷於抑鬱而企圖自殺。有一天，一個朋友注意到他變了，他的面容從沮喪變得莊嚴而神氣。士兵就是因為閱讀了《活出生命的意義》一書才發生如此巨大的轉變。得知這名士兵的故事後，弗蘭克爾對「有這種自我閱讀療法——通過閱讀而治癒的事情」感到吃驚。
弗蘭克爾的評論表明了《活出生命的意義》何以對眾多讀者有如此巨大的影響力。面臨挑戰或危機的人可能會向家庭、朋友、治療師或神父尋求建議和幫助。有時這樣的建議是管用的，有時候則不然。面對困難抉擇的人也許不能完全意識到自己的態度對必須要做的決定有多大程度的影響。弗蘭克爾給那些追尋生存困境之答案的讀者提出一個關鍵性指令：他不是告訴人們該做什麼，而是告訴人們為什麼他們必須那麼做。
1945年，弗蘭克爾從圖爾克海姆集中營獲救後（他差點因傷寒死在那裡），發現自己極為孤獨。8月，他回到維也納的第一天就得知懷孕的妻子逖麗因疾病和飢餓慘死於集中營。其父母和弟弟也是一樣。他強忍失去親人的悲痛和無比的憂鬱，決定留在維也納，重操精神病學家的舊業——當那麼多人尤其是猶太心理分析家和精神病學家移居別國時，這樣的決定是非同尋常的。他這麼做的原因可能有幾個：他覺得離不開維也納，尤其離不開那些戰後需要他幫助的精神病患者。他也堅信和解而非復仇。有一次他曾說，「我忘不了別人給過我的恩惠，也不抱怨別人對我做過的壞事」。他摒棄集體罪惡的觀念。他知道維也納的同事和鄰居可能知曉甚至參與了對他的迫害，但他不強求他們為什麼沒有加入抵抗運動或以死抗爭，相反，他深信，即使是邪惡的納粹罪犯或看起來沒救的瘋子也有某些潛在的通過做出負責任的決定而超越罪惡或瘋癲的可能性。
他全身心地投入工作。1946年，他重寫了在第一次被驅逐時毀掉的書稿（《醫生與靈魂》），同年——僅用了9天——他完成了《活出生命的意義》。他希望通過自己的著作治癒個人的異化和文化的偏差，這種異化和偏差困擾著許多人，使他們感到「內在的空虛」或「自我的虛無」。也許這一系列活動也讓弗蘭克爾恢復了對生命意義的把握。
兩年後，他與埃麗諾·辛德特結婚，她跟他的前妻一樣，也是名護士，不同的是她信奉猶太教，而逖麗信奉天主教。這或許只是小小的巧合，但這符合弗蘭克爾的特點：他接受某個人，不是看他的宗教信仰或世俗信念。他尊重每個人的獨特性和尊嚴，從他對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尊敬可以看出來。儘管他不同意他們的哲學和心理學理論，他還是很珍惜與哲學家們的個人關係。這些人各有特點，包括前納粹同情者馬丁·海德格爾，主張追究集體罪惡的卡爾·雅斯伯斯，天主教哲學家和作家加布萊爾·馬塞爾等。作為精神病學家，弗蘭克爾一直避免公開提及自己的宗教信仰。他喜歡說精神病學的目的是靈魂的治療，而靈魂的拯救是宗教的事情。
他擔任維也納普利克里尼克醫院神經官能症科主任長達25年之久，為專業人士和普通讀者寫了30多部著作。他在歐洲、美洲、澳洲、亞洲和非洲廣泛遊歷講學，在哈佛大學、斯坦福大學和匹茲堡大學擔任教授，還是美國聖迭戈國際大學意義療法的傑出教授。他與政治家、哲學家、學生、老師，甚至教皇保羅二世這樣的世界領袖以及讀過他的書並深受啟發的人會談。即使在90多歲時，他仍然跟世界各地的來訪者交談，每週都要親自回覆數百封來信中的一部分。29所大學授予他名譽學位，美國精神病學會還授予他奧斯卡·普菲斯特獎。
作為治療精神病的一種方法，意義療法運用存在之分析幫助患者解決自身的情感衝突，這是弗蘭克爾首創。他鼓勵許多治療師探究患者過去或當下的問題，通過治療師做出個人的選擇和承擔自己的職責來幫助患者選擇富有成果的未來。他對人性的洞察通過他多產的著作、富於感染力的演說和個人魅力影響了幾代治療師。他激勵別人創造性地去運用存在之分析而不是死守教條。他表示，治療師應當關注患者個人的特殊問題，而不是從抽象的理論中推導。
儘管日程緊張，弗蘭克爾還要擠出時間學習飛行課程，享受其終生的愛好——登山。他開玩笑說，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深度心理學」強調切入患者的過去和潛意識的直覺與希望，而他不是，他奉行的是「高度心理學」，注重的是個人的前途和有意識的決定和行動。他的心理治療方法強調來幫助別人通過自我超越而達到人生意義的新高度，這些是通過積極的努力、適當的方法、接受限制以及明智的決定來實現的。他的目的是啟發人們認識到自己的能力，認識到應該運用自己選擇的能力去實現個人的目標。在寫到「悲劇性樂觀主義」時，他提醒我們「世界的狀況不妙，但是除非我們每個人都竭盡所能，否則一切會越變越糟」。
有一次，有人請弗蘭克爾用一句話概括他本人生命的意義。他把回答寫在一張紙上，讓學生們猜他寫下了什麼。經過安靜的思考，一名學生的回答讓弗蘭克爾大吃一驚。那名學生說，「您生命的意義在於幫助他人找到他們生命的意義」。
「一字不差，」弗蘭克爾說，「你說的正是我寫的。」
威廉·j.溫斯萊德是哲學家、律師和心理分析家，在得克薩斯大學設在加爾維斯頓的醫學院和休斯敦大學法學研究中心教授精神病學、醫學倫理學和醫學法理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