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首先看看「悲劇性的樂觀主義」該怎樣理解。簡單地說，它指的是即使身處「三重悲劇」當中仍然並且一直保持樂觀的情緒。而所謂「三重悲劇」在意義療法中包括了以下三種因素：（1）痛苦；（2）內疚；（3）死亡。本章提出的問題是，在上述情況下，人怎樣才能樂觀地生活下去？換言之，雖然生活充滿了悲慘的因素，但它如何能夠保持潛在的意義呢？總之，「面對生活中的一切，仍然對生活說‘是’」（引用我用德文寫的一本書的題記），就是假定在任何情況下生活都是有意義的，即便在極為悲慘的境地也是如此。而這反過來又假定人的創造力會將生活中的消極因素轉化為積極或建設性的因素。也就是說，重要的是如何充分利用任何給定的處境，面對災難而保持樂觀。人類總是有能力（1）將人生的苦難轉化為成就；（2）從罪過中提煉改過自新的機會；（3）從短暫的生命中獲取負責任的行動的動力。

不過，應該記住的是，樂觀主義不能通過命令獲得。你甚至不能強迫自己在任何情況下對任何事情都無例外地保持樂觀。對於行為來說是這樣，對於「三位一體」中的另外兩個因素，即信任和愛也是這樣，它們也都不可能通過命令獲得。

在歐洲人看來，美國文化的典型特點是人們一次又一次地被命令「幸福起來」。但幸福也不是能夠強求的，它只能是結果。人們一定要有理由才能幸福起來。一旦找到了那個理由，他自然而然會感到幸福。人類不是在追求幸福，而是通過實現內在潛藏於某種特定情況下的意義來追尋幸福的理由。

對這種理由的需求在人類特有的另一種現象——笑——當中同樣適用和存在。如果你想讓某人笑，那你需要給他一個笑的理由，比如講個笑話。要是你催促他笑，或讓他催促自己笑，那他無論如何是不可能真正笑起來的。若是那樣，無異於大家在照相機前齊聲說「茄子」，只會在照片上顯示出笑的模樣，但那樣的笑容是僵化而不自然的。

在意義療法中，這樣的行為模式被稱為「過度意念」。它在性神經官能症（不論是性冷淡還是性無能）的發生過程中起著很大的作用。患者如果不是忘我地獻身，而是直接地去追求性高潮，那麼這種追求反而會讓他得不到性快樂。說實話，所謂「快樂原則」實在是讓人掃興的。

個人一旦成功地找到了意義，那他不但會感到幸福，還會具備應對磨難的能力。如果某人追尋意義的努力最終失敗了，那又會是什麼情況呢？那可能引發致命的後果。比如，我們再來回憶一下像戰俘營或集中營那樣極端的處境。首先，正如那些美國軍人告訴我的那樣，他們會形成一種所謂的「放棄綜合症」的行為模式。在集中營，這種模式的表現是，有人早晨5點拒絕起床幹活，而是賴在牢房裡，呆在滿是屎尿的草墊子上。無論你警告還是威脅，統統都不管用。然後他們一般會拿出一支藏好的煙，開始抽。那一刻，你會明白：他會在48小時內死亡。意義的導向減弱了，結果是對即時快樂的追求佔了上風。

這讓我們不由地想到日常生活中常見的一種類似現象，就是那些自我標榜為「沒有前途的一代」的年輕人。他們藉以尋求安慰的不是香菸，而是毒品。

實際上，吸毒不過是一種更加廣泛的社會現象，即由於存在需求之挫折引發並反過來成為我們工業社會普遍現象的無意義感。今天，不但是意義療法專家驚呼無意義感成了神經官能症日益嚴重的誘發因素，正如斯坦福大學的厄爾文·d.亞羅姆在《存在之心理療法》一書所說：「在40個尋求治療的患者中，有12個（30%）存在某種與意義有關的嚴重問題（由患者本人、治療師或獨立評估人判定）。」在數千英里之外的帕羅阿託，這個數字相差不到1%。近期的有關統計表明，在維也納有29%的人抱怨自己的生活缺乏意義。

至於這種無意義感的原因，有人會說是人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生活目標卻沒有了。當然，也有人還吃不飽飯。我特別關注那些失業的人們。50年前，我發表了一份研究報告，是關於那些患有我稱為「失業型神經官能症」的年輕憂鬱症患者。當時，我發現這一病症是由於兩方面的錯誤認知而導致的：一是錯誤地把失業和沒用等同起來，二是把沒用跟生活沒有意義等同起來。結果，只要我成功地說服患者加入青年志願者組織、接受成人教育或訪問公共圖書館等等——換句話說，只要他們能用不花錢但有意義的活動填補大量空閒時間——他們的憂鬱症狀就消失了，雖然經濟狀況毫無改善，肚子仍然捱餓。的確，人不是光靠福利活著。

失業導致的神經官能症是由個人的社會經濟條件引起的，還有一些憂鬱症是由心理原因或生化條件導致的，相應地，我們應分別給予心理治療或藥物治療。但是，只要是和無意義感有關的，我們都不要忽視或忘記一點，那就是，它不是一個病理問題，而是神經官能症的反應和表現，我甚至說是人性的體現。但是，雖然它並非由任何病理原因引起，但會導致病態反應，也就是說它潛在著病理性反應。看看年輕人當中普遍流行的集體神經官能症吧。大量經驗證據表明，三大症狀——抑鬱、侵犯和成癮依賴——都是由於意義療法中所謂的「存在之虛無」即空虛感和無意義感導致的。

毋庸置疑，並非每一例憂鬱症都是源於無意義感，抑鬱有時導致的自殺也不都是因為存在之虛無。但是，即便不是所有的自殺都是出於無意義感，如果自殺者意識到某種意義的存在，他也會剋制住終止自己生命的衝動。

既然一種強烈的意義導向在預防自殺中發揮著決定性作用，那麼對那些有自殺傾向的患者應如何進行干預呢？我開始職業生涯不久，在奧地利最大的國立醫院幹了四年，負責收治嚴重憂鬱症患者的病室，那些病人都有過自殺企圖。在那四年間，我大概處理過12000名患者，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每當我遇到有自殺傾向的憂鬱症患者時，都會從他們的治療經驗中得到啟發。我會向患者解釋，那些自殺未遂的人後來都反覆跟我講沒有死成對他們來說是多麼幸運和幸福。數月或數年後他們會告訴我，他們的問題是有辦法解決的，生命還是有意義的。我接著對患者說：「即便一千個患者中只有一個出現了這樣的轉機，誰敢保證這種轉機不會發生在你身上呢？但是首先你得活到那一天，所以你應該活著，等待那一天的到來，而且從今天開始，你就有責任活下去。」

至於集體神經官能症的第二大表現——侵犯——讓我講講卡羅琳·伍德·謝麗芙曾經做過的一項實驗。她曾讓兩組年輕人互毆，發現當他們致力於某個集體目標時——比如把運送食物的馬車從泥濘中拖出來，互毆就慢慢停止了。他們會馬上為一個不得不集體實現的意義而團結起來。

關於第三種情況即成癮依賴，我想到安妮瑪麗亞·馮·福斯特梅耶做出的結論，即90%的酒精依賴患者都有深刻的無意義感，斯坦利·克里坡納的研究則表明，100%的毒品依賴患者認為「生活中的一切事情看來都沒有意義」。

現在讓我們回到意義問題本身。首先，我想澄清，意義治療師關注的是人們一生中必須要面對的所有單個情境中內在和固有的潛在意義。因此，我在這裡不打算將人的生命作為一個整體的意義進行闡述，雖然我不否認這樣的總體意義也是存在的。做個類比，讓我們看一場電影：它由成千上萬個鏡頭組成，每個鏡頭都有其含義和意義，但是在看完最後一個鏡頭之前，整個電影的意義是不能確知的。但是，如果我們不能理解每個鏡頭的意義，那麼對整個電影的意義也就無法把握。生命的終極意義難道不也是這樣？只有在瀕死之時人們才能揭示生命的全部意義，而這種終極意義也有賴於生命過程中盡其所能地實現每個單一情境的潛在意義。

事實仍然是，從意義療法的角度看，意義及對意義的認識完全是實實在在的，而不是虛無縹緲的，或是藏在象牙塔裡的。我對意義的認識——個人對特定情境的認識——介於卡爾·布勒爾概念中的「阿哈體驗」與馬克斯·維黑莫爾理論中「完形概念」的中間地帶。對意義的認識與經典的「完形」不同，因為後者意味著某個「人」在「某個地方」的突然領悟。而對意義的認識在我看來最實在不過，就是意識到了現實背景下的某種可能性，或者通俗地說，意識到在給定情境下「能夠做些什麼」。

那麼，人是如何找到意義的呢？正如夏洛特·布勒爾所說：「我們能做的，不過是研究那些看來找到了生命意義的人和那些沒有找到這種意義的人的生活。」除了這種圖畫式的方法，我們還可以採用生物學方法。意義療法認為，良知是一種提示器，能夠指示我們在特定情境中前進的方向。為了完成這樣的任務，良知必須仔細衡量所處情境，按照一套標準和價值系統去評價它。但是，這些價值不能在意識層面上被我們發掘和採用，它們就是我們本來的面目。它們在人類進化的過程中積澱下來，以生物進化為基礎，植根於生物學深處。康拉德·洛倫茲可能抱有類似的想法，他曾提出「生物學優先」的概念，當討論我關於價值形成過程之生物性基礎的觀點時，他饒有興趣地表達了自己的共鳴。無論如何，假如價值論的自我理解是存在的，我們可以假定它就存在於我們的生物學遺傳之中。

正如意義療法所宣揚的，找到生命之意義有三個主要途徑。第一是創造或從事某種工作。第二是經歷某種事情或者面對某個人，換句話說，不僅能從工作中也能從愛中找到意義。愛迪思·威斯科普夫－焦爾森就發現意義療法中「體驗同成功一樣都具有價值的觀念，是具有治療作用的，因為它糾正了我們過度強調以內心經驗為代價而獲得外部成功的做法」。

不過，最重要的是第三個途徑：即使是處於絕境的無助受害人，面對無法改變的厄運，仍能自我超越，並且以此改變自己。他能夠把個人悲劇轉化為勝利。愛迪思·威斯科普夫－焦爾森就表示希望意義療法「可以幫助人們抵抗20世紀美國文化中某些不健康的潮流，在這種文化中，不可治癒的受害者沒有機會為自己的痛苦感到驕傲，而認為它是恥辱，這導致他們不但不幸福，還為自己的不幸感到羞恥」。

我在一家綜合性醫院神經官能症科工作了25年，親眼目睹了病人們能夠將自己的困苦轉化為人類成就的能力。此外，我們也能找到經驗證據以支援這種人可以在痛苦中發現意義的可能性。耶魯大學醫學院的研究人員「對那些公開表示被俘期間雖然感到非常緊張——充滿了虐待、疾病和營養不良及單獨監禁——但是仍然從被俘經驗中獲得有益啟發的越戰戰俘的數量之多感到吃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