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終極意義必定超出了人類有限智力的範圍。在意義療法中，我們就是在這一超級意義的背景下進行陳述的。人需要做的，不是像某些存在主義哲學家所教導的那樣去忍受生命的無意義，而是忍受自己不能以合理的方式去把握生命之無限意義。意義比邏輯要深刻得多。

精神病專家一旦超出了超級意義的範圍，遲早會被病人的問題難倒，我女兒6歲時就曾問我「為什麼你總提到慈愛的主」，這個問題讓我簡直不知該怎樣回答。當時我答道：「幾周前，你害天花，就是慈愛的主讓你痊癒的。」但是小姑娘顯然很不滿意，反駁說：「好吧，可也是他讓我染上天花的呀，爸爸。」

不過，假如患者有堅定的宗教信仰，那麼運用他的宗教信念來治療或由此開發其精神資源是無可厚非的。要做到這一點，精神病專家就得設身處地為患者著想。我有一次就是這樣做的。那一次是來自東歐的一個拉比找到我，向我講述了他的故事。他的第一任妻子及其六個孩子都在奧斯維辛集中營被送進了毒氣室，而現在的妻子又不能生育。我覺得生育不是生命唯一的意義，因為要是那樣的話，生命本身就沒有意義了。本身沒有意義的事情，僅僅通過使其延續下去，並不能賦予其任何意義。但拉比是個正統的猶太人，猶太人都認為，死後假如沒有親生兒子為自己唸誦祈禱文，這是人一生中最大的不幸，所以他覺得自己倒霉透頂了。

我沒有放棄，我做了最後一次努力去幫助他。我問他是否想在天堂看到自己的孩子們。沒想到我的這個問題讓他痛哭不已，而他絕望的真實原因也浮出了水面：他解釋說孩子們都是作為純潔的殉道者而死的，在天堂裡應該享有最崇高的地位，但是他自己是個年邁而有罪的人，不敢奢望能夠擁有像孩子們那樣崇高的地位。我反問：「拉比，你能夠利用多年遭受苦難的經歷去淨化自己，以便你也能像孩子們那樣純潔，能像他們那樣在天堂裡擁有崇高的地位，這難道不正是你活著的意義嗎？《詩篇》（《聖經·舊約》）中不是說過，上帝儲存著你所有的眼淚嗎？因此，你所有的痛苦未必都是沒有意義的。」許多年來，他第一次通過我為他開啟的新視野找到了解脫痛苦的方法。